第三本书是《我这一年》。三联书店一九五〇年八月第一版，印数七千。这是一本小册子，共收《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我这一年》、《解放以来》、《“超越政治”》、《什么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后》等十篇文章。那时的学人对思想改造是真心的。近年来，经历过那场运动的前辈已有不少反思，此书也就成为研究费孝通学术思想不可超越政治的宝贵资料。
费孝通的学术着作和他的杂写都有一个显着的特点，那就是口语怎么说，行文就怎么写。“五四”一代的学人大都有这种风格，现在却不多见了；当然，费孝通的学术成就远比他的文字风格重要得多。他的大起大落，他一生的学术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这都值得研究。他的晚年也是一个奇迹。一般说，书生从政，大都有一个通例，那就是既为政府做事，就会将自己的专业当作副业，或者完全就将自己的专业丢弃，不遗余力地将国家所交付的职责当作本业。在中国现代史上，似乎只有胡适做得到做官和专业两不误；而在当代，则有费孝通一千多万字的着述可以赞叹。所以我以为，普及一下费孝通，我们这个社会似乎会更好。
（《文汇读书周报》，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
13、吴晗的学者风范
一九九五年七月，因公前往广东电白。虽然没到电白的虎头山海滨旅游区看大海，但也看到了学海中的一朵浪花，那就是吴晗的学术素养和一代学者的大家风范。事由我看到的一本一九六二年十月版的《电白县志》。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吴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冼夫人》一文。当时电白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看到这篇文章后，对《冼夫人》一文中的某些论定有不同看法，于是就写信给吴晗，提出他们的不同意见。究竟在什么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因我所看到的这本县志，没有写给吴晗的信件留存，故具体内容不甚明了。但从收录在这本县志上的吴晗的复信中，还是可以看出，不同看法主要是冼夫人到底属哪里人氏。吴晗在信中说：“收到你们的信，知道冼夫人的高凉，并非阳江，而是电白，十分感谢。我写的冼夫人已收在今年出版的《春天集》里，再版时当即改正。”此事记在心里。返家后，即查吴晗的《春天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在仔细看了《冼夫人》一文后，感到“不同看法”主要是在冼夫人“她是广东高凉（今广东阳江县）人”一句上。虽然手头没有再版的《春天集》，亦不知吴晗因《冼夫人》一文，所引起的这一历史人物的归属之争，改正没有，但吴晗的学术素养和一代学者的大家风范，在对待这件并非大误的事情上，所表现出的雅量和谦逊，仍在我心中激起莫可名状的阵阵波澜。
现今的学者、学人何其多，但类似吴晗这样具有学者风范的又是何其少？着述是越来越多，学问是越来越浅，学风更是江河日下，不知去向。感慨系之，难免有所思，有所想，但一直不可言状。随后，陆续读了[美]马紫梅的《时代之子吴晗》和苏双碧主编的《吴晗自传书信文集》，方知，一个学者风范的养成，除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之外，还要有即使学问大到了一言九鼎的程度，也要有不为名利所惑的做人之道。所谓做学问的三大传统，即，人统、事统、学统缺一不可。就以吴晗为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作《胡应麟年谱》研究时，胡适在复他的一封信中，就曾给过他这样的训练：“你信上万历三十年下注‘一五六二’，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一六零二。生年是一五五一年。”（胡适复吴晗信，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吴晗在致胡适的信中，表达了他对这种训练的认知：“从尔刚兄处得到先生勉谕的话，非常感激，同时又惭恨自己过去的不长进，我不敢向先生说一些‘道谢’的浮文，只是时时刻刻地警戒着自己，使他日不致辜负先生的期望和好意。”正是因了这种训练，吴晗成了明史专家之后，尤其是从一九五七年起，他所连续写的文章合集为《灯下集》、《投枪集》、《学习集》、《春天集》，哪一本不是为了学统？哪一本没有学者的风范？若为了名利，继续当好他的北京市副市长，岂不自在？但他的“学统”之情始终在折磨着他。为此，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他总是在反问自己：
一九四零年前，我书读得很多。一九四零年后，搞政治运动，念书少了。解放后从四九年到五七年，也念书，但写得很少。为什么？忙于开会。我计算过，有一个礼拜开了六十四个会，平均一天开八个会。成天在会里度过，一年只能写一两篇东西。五七年起有所改变，觉得期望有完整的时间写东西这个想法不对头，因为这种机会始终没有。以后改变习惯，有时间就看就写，有一小时用一小时，有两小时用两小时，“化零为整”，不让时间浪费。除了非参加不可的会，一般我不参加，这就有了主动性。
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吴晗为了学以致用，竟能以这种难得的“主动性”，换回做学问的“三统”。这不正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缺少学者风范的思想背景和大病所在？
由吴晗的一封“认错”、并改正信，引发出如上感慨，盖因当前学界中令人摇头叹兴事太多之过。重新领略一下吴晗的学者风范，恐不多余。
（《大公报》，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
14、《毕竟是书生》的味道
着名的北大五老之一，历史学家周一良，新近出版了一本从家世一直写到一九九八年的自传。光看书名就很有些叹息和自嘲的味道——《毕竟是书生》。书名缘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周一良参加魏建功的追悼会。在悼念老友的这个追悼会上，他看到王西征先生挽联中有句云：“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毕竟是书生”五个字深深触动了他，回后即用这五个字刻了一方图章，遂又用这五个字作了书名，真正是“这些年来，我阅世渐深，也渐明底蕴，思想觉悟有所提高”的真实写照。此书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的“百年人生丛书”之一种，也是一本不同于一般的自传，有着奇异的内容，读后且令人五味俱生的说大真话的好书。
周一良，即使不写自传，学界中人恐都知晓一二。其家世显赫，家学渊源，受业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一大批至今仍让人感喟不已的唐兰、容庚、顾随、钱玄同、邓之诚、洪业（煨莲）、陈寅恪等着名的学者教授，后又到美国哈佛留学七年，属真正的学富五年，才高七斗之人。但以下这些，如果不是亲近的人，不看这本自传，恐怕就未必知道周一良这类学界高人，怎么还会有“毕竟是书生”的叹喟。譬如周一良自己说自己：“生性谨慎，加上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认为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又在举国抗战期间置身国外，对不起人民，鸣放期间确没有什么不满，运动开展后则诚心实意努力紧跟，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如此。”就很有些酸甜苦辣在心头的味道，也很能概括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从命一世，“文革”期间糊涂一时的错误所在。当然，说这是错误，只是后话。他在一九五六年被吸纳入党，同年夏季任北大历史系副主任，曾在“文革”前带着“争取朋友，寻找朋友”的政治任务，出访欧亚非六国，那时能享受这种出国待遇的，凤毛麟角，尤其是大学教授，足见其政治上的绝对可靠。可“文革”开始后，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言，周一良一不小心，反对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书生意气地指责了这位“老佛爷”的种种不民主不说，随后还参加了“老佛爷”“新北大公社”的对立面“井冈山”，积极地介入了派性斗争，结果被“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抄家批斗，受尽了人身侮辱。后来还被拘进“劳改大院”，当了一段“文革”时期的“两院院士”。
“毕竟是书生”的一个典型事件，就是记述当时的北大党委将他视为能够正确对待“文革”和自己，把他调到“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即赫赫有名的“梁效”写作班子工作的。周一良所在的研究组，后改为注释组，主要是为江青听了毛主席的谈话后，遇到她不知的历史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过迟、谢两人命令周一良等四位老教授查阅报告，实际上是作顾问咨询的事情。单就此事看来，“四人帮”也知道谁能哄，谁不能哄，不然叫周一良几位老教授替他们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所谓的“把关”作用干什么？“四人帮”垮台后，包括对周一良在内的所有“梁效”成员进行政治审查，当然也是必须的。但审查的种种情景，确有些可圈可点的与过去的传闻所不同的内幕，令人大开眼界。周一良对自己生平这件最大的错事，看得比他解放后的“原罪”思想还严重，甚至在第七节“毕竟是书生”的最后，还说了“现在用这五个字来概括自传中‘文化大革命’一节。实际上，也可用以概括我的一生”这样决不原谅自己的话。其实，书生毕竟还是书生，如果是真书生，想不是书生也不容易。
“文革”已经过去整整一代人的时光，拨乱反正也已二十年。试看在“文革”期间或组织、或生发出的那么多的“大批判组”，那么多的“大批判组”成员，有谁能像周一良这样主动地“揭摆”自己？还不是以“书生”自居，该当教授的当教授，该写文章的仍然是文章遍地开花？
我们国人对任何历史的创痛都易忘，尤其是自己给自己留下的创痛，更是不愿让不愿忘的人铭记。现在周一良以他的亲身经历，为我们哀毁了书生的过去，是不是我们每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把他视为一种极有反思意味的误餐补助？还不敢说。因为当时许多已是书生和在求学期间准备当书生，后来又赶潮流变成“红卫兵”的人，不一定愿意看到自己的身影，只有醒悟了书生“毕竟是书生”的人，才敢领周一良的这种反思意味的误餐补助。
（《大公报》，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日）
15、刘伉的《外国地名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