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李方桂又获他早年就读的密歇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该校语言系主任冀特尼介绍李方桂学术成就后说的一席话，可视为李方桂作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的上好总结：“他的田野工作是精确而广泛的，他的分析方法是切实而巧妙的，而他的叙述说理，更是简明而透彻的。这三个条件，不但使他在个别语言研究上，树立了绝对权威，同时也早就成为一般语言学工作者的模范。他对于学术上的付出是本于不自私的热诚，而在事业的接触上，更一直表现出他开放、豪爽和大方。所以不论是他的同辈或后进，无一不是亲近又佩服他的。”这一番话，代表了美国语言学界对李方桂的崇敬。想到他早在一九五〇年即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的副会长，足见中国人的语言天才，只要自己有些天分，愿做、想做，是无往而不胜的。这里还得说说本书的女主人徐樱。徐樱自幼随其父徐树铮和三哥徐道邻学昆曲，一生钟爱此艺。一九三七年，耶鲁大学聘李方桂到美讲学，时值全民抗战爆发。一九三八年，为给祖国募集抗日资金，徐樱在耶鲁大学串演昆曲《长生殿》小宴中的杨贵妃。这恐怕是在海外演唱昆曲的第一人。次日《新港》报评说，“本城人士从来没欣赏过如此美好的中国古典的歌舞剧”。而这次募演，捐款竟达三四千元。徐樱写过四本书：一是一九六九年的《家常食谱》，二是一九七五年的详尽回忆她父母及三哥亲情的《寸草悲》，三是纪念她和李方桂伉俪五十年生活的《金婚》，再就是为李方桂作传的这本《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前三本，尤其是《金婚》，我们无缘阅读，大概是因一听一看书名，便以为是本谈论婚姻之类的书而不出的吧。但徐樱在《方桂与我五十五年》中的传情与幽默，倒是很令人倾倒的。比如，李方桂口述他和另两位中学同学报考清华后，因为没把握，还是不敢放弃再考协和医学院。但到清华发榜录取了他们，协和自然不用再去考了：“豆兄打趣我说，我要送你一块匾，上书救人千万。李方桂要是当了医生，不知要医死多少人！”此时徐樱括注道：“这是老同学戏谑之辞，以报豆兄之耻。现在二人皆过世，提起来也是颇多亲切惆怅之感！”又如，李方桂进了清华，在到底学什么上很踌躇：“到底学何科？现在必须作最后的决定。我最初要学医，现在变了主意。我要改攻语言学，因为我对拉丁文和德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徐樱又括注道：“可惜世界上少了一位医生。”再如，一次，徐樱在西雅图电视台作中国烹饪示范。在给观众示范如何包饺子时，她说面要揉得光滑细润，不硬不软。有位观众举手问怎样才算光润？她想了想答道：“像个婴儿的屁股蛋儿。”真是妙语！读这样的书，反而让你忘了谁是真正的语言学家！因为像李方桂研究的语言学，能懂得的人并不多。像我们这样的一般读者，读读李方桂的经历和成就也就足够了，而像徐樱这样为专家作传的书，却远远不够喜爱读有意思的传记读者读的。这本书的书名，是徐樱和李方桂的曲友张充和先生题的，印数也不多，仅仅一千册，还是繁体字。不过我还是要谢谢李方桂、徐樱先生，甚至包括傅斯年先生，虽然我们许多人都是连三等人才都不及的等外人才，但他们毕竟使我们知道了过去那个年代性情中人的一等人才的可贵，二等人才的可敬，三等人才的可佩。
（《读书》，二〇〇〇年第八期）
11、赵元任和清华园的“太太党魁”
在回忆录和自传大盛于市的风口中，我觅到两本读后不但不后悔，而且大有相见恨晚的好书，这就是赵元任早年回忆录《从家乡到美国》和赵元任太太杨步伟所着的《杂忆赵家》。前者是上海学林出版社“海外学者文丛”之一种，后者则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第二辑中的一种，分别出版于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赵元任为世家子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三十一代孙。在史学界颇有文望，着有《廿二史札记》并以“各领风骚数百年”诗句闻名的赵翼，是其六世祖。有如此显赫的家世，当然令人羡慕，但还不足以让人敬佩。因为只有本人同样优秀，“名门之后”才有说服力。
一九一〇年，赵元任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官费生，在这批被录取的七十二名考生中，赵元任名列第二，而此后大名鼎鼎的胡适，仅列第五十五名。赵元任与胡适属“三同”同学，即同船赴美，同进康乃尔大学，同期毕业。只不过胡适学的是农科，后觉学农实在是违背了他个人的兴趣，才又转入文学院以学习哲学为主，兼学文学、政治和经济的；赵元任初始学的也不对路，是数学和物理，对哲学、音乐和语言学发生兴趣则是入校一年之后的事。
一九一九年，赵元任在哈佛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次年应聘为清华大学心理学和物理学讲师。课没教几天，就被蒋百里与清华校长金正邦交涉，“借”为罗素中国之行的翻译。也就是在这期间，赵元任和杨步伟恋爱日深，很快解除了一桩从未见过面的旧式亲事，举办了罗索称为“足够激进”的新式婚礼。所谓“激进”，在于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仪式，只是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晚上，赵元任和杨步伟邀请胡适吃饭。饭后，胡适和朱徵女士来作证人，签名作证。婚书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文如下：
下签名人赵元任和杨步伟同意申明他们相对的感情和信用的性质和程度已经可以使得这感情和信用无条件的永久存在。
所以他们就在本日，十年六月一日，就是西历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成终身伴侣关系，就请最好朋友当中两个人签名作证。
本人签名：杨步伟赵元任
证人签名：朱徵胡适
这晚之后，赵元任和杨步伟给亲友寄发了四百多份“结婚通知书”：
告诉诸位：我们两个人在这信未到之先，早已经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点钟东京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
告诉诸位，我们结婚的仪式如下：第一节第一段甲，本人和证婚人签名。证婚人：胡适博士，朱徵女医士。
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谓的繁费的习气，所以我们申明：
%%除底下两项例外，贺礼一既不收：
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如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
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该社各处的住址如下：
南京成贤街中国科学社胡刚复博士，
上海大同学校胡明复博士，
北京西四牌楼羊肉胡同四十五号任叔永社长。
又告诉诸位，我们两个人旅行到六月底回来之际，很希望朋友们亲戚们常常到北京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敝舍来茶谈叙旧知新。
最逗人的是，通知书上定的结婚时间，赵元任和杨步伟其时正在邮局寄发结婚通知书和俩人的照片呢！更有意思的是老外，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赵元任的英文结婚通知书后，就把这纸通知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这一天下午的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这种“天文现象”当然是看不到的，但由此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天才的语言学家的传记，这就是杨步伟于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从这年开始忆起的《杂忆赵家》，及一九六五年赵元任补写的《杂忆赵家》一书中所短缺的他早年身世的《从家乡到美国》。
杨步伟也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并获医学博士，毕业后又在北京开私营的森仁医院。婚后，尤其是一九二五年，赵元任从美返国，任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及后又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这一阶段，杨步伟持家有方，办事干练，为人热情豪爽，不计个人得失的风范尽显于身。可以说，教授“太太党”中的领袖地位无人可以企及。当然，她的能干也不是干涉内政，而是办些有助于公益的事情。如，开办了清华园的第一家餐馆，开设了较早的节育诊查所，争取了为清华子弟办学校的经费，为方便清华师生往返校园，又和何林一太太等商量集股办公共汽车，后找清华园的银行分支大陆银行的经理谈此事，由大陆银行独办了。用杨步伟的话说，“这就是清华有公共汽车往来城里的起头”。这些看似琐碎，实则有趣有益的往事，我们现在不也重新办着吗？而更让人神往的还不是上述的这些，是杨步伟用她那女性独有的敏感力和对往事细节的特殊记忆力，记述下的赵元任及她与胡适、蔡元培、梁启超、钱玄同、刘半农、蒋梦麟、罗家伦、陈寅恪、傅斯年、梅贻琦、金岳霖、徐志摩这些现代学人名流交往的史实和趣事。我以为，这才是有资格写自传的人所应写的自传！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赵元任这位开辟中国现代语言学、语音学的先驱者，可说三十三种方言，精通多国文字，在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及汉语语法方面造诣极深、着述丰富的国际级大学者，在目前为数不少的“追忆国学大师”的文丛中，竟无应有的篇章和地位，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说不过去的事。我想，通过赵元任和杨步伟的这两本自传，我们总该再唱一唱赵元任先生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好。
（《羊城晚报》，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
12、从费孝通的三本书说起
在我所买费孝通的及与费孝通相关的二三十本书中，有三本最为看重。
一是由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一种，即马林诺斯基着，费孝通等译，商务印书馆于一九四四年七月重庆初版、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海初版的《文化论》。此书的翻译出版，真说得上一波三折。
一九三六年年底，有兴趣培养费孝通这样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马林诺斯基，在宴别到英国进行学术访问的吴文藻时，即席赠送吴文藻一本尚未出版过、也未定稿的打印文稿《文化论》，举杯作不忘约。一同出席辞行宴会的费孝通，遵其师吴文藻之嘱，又经马林诺斯基特允，承允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并先在中国出版。同年，费孝通乘假期旅德看望其二哥费青之际，着手翻译《文化论》。在翻译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件趣事：费孝通到德后，住在与柏林博物馆隔岸相望的铜坟街，与黑格尔的旧居相邻。德国朋友来叙谈，见费孝通译的是与德国玄学文化派格格不相入的英国功利主义学派的着作，不但每每斥为异说，而且还说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是庸人的梦呓，根本不适合传入中华文明之邦。费孝通对付这位德国朋友的办法是，“译者辍笔静聆其说，夜寂灯寒，炯然自惕，益觉文化论探讨之急需。盖文化之看法，不但决定学术发展之路线，抑且直接影响国民性格之倾向”（《文化论·译序》）。《文化论》共二十四节，费孝通译了二十节，随译随寄，在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周刊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第四十二、四十三、五十二期刊发了十六节。因抗战爆发，平津沦陷，该报旋即停刊，费孝通闻讯后搁笔。次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学界》准备将十卷作为伦敦人类学派纪念特刊，费孝通又将余稿寄返，未译的四节由燕大同学贾元英补译，黄迪校读修正，吴文藻还附以《文化表格说明》一长文，“然《社会学界》十卷印成之时，燕大已成孤岛。该文问世之缘，又遭软禁”（《文化论·译序》）。一九三八年十月，费孝通由英返国，在昆明与吴文藻相会，“乃动议编辑会学丛刊，并以马氏文化论冠该丛刊甲集之首。因此文化论终有独立刊行之日”（《文化论·译序》）。
费孝通所说的独立刊行当无问题，但这里有个版本上的问题。费孝通在一九九五年五月于访问江苏吴江期间写成学术名篇，即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所讲的《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中说：“我曾翻译过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一书，一九四〇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而我手头的这本《文化论》，版权页上标明的却是“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重庆初版；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上海初版。发行人重庆白象街王云五”。与之所忆，相差了四年。是另有一个一九四〇年的印本，还是费孝通将写此书译序的时间——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四日，误记为出版的时间，这里姑且存疑。我之所以看重《文化论》，是由于《文化论》对费孝通治学的影响很大。可以说，费孝通长达六十年的田野和社会调查，基本上是一丝不苟地按照马氏分析的《文化表格》来进行的。至今仍百读不厌的学术名着《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就是功能派文化论的典范性着作，也是费孝通学术生涯中迄今最好的学术着作。
第二本书是《乡土重建》。一九四八年八月初版，上海观察社发行，印数三千册。整个四十年代，费孝通在当时的各大报纸杂志经常有文章发表，几乎每天都要写，成为当时很着名的一个多产作家。结集出版的《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重访英伦》、《内地农村》、《乡土中国》、《乡土重建》、《民主·人权·宪法》，流传甚广，且销路很好。这一时期，费孝通书生议论，意气风发，虽也有收入太少，不够养家的窘迫事，比如最困难的时候，还在云南大学校门口的茶馆里摆过摊子，等人来约稿，愿买者不拒，稿出不留底，很多不具名。但他把住了一条，即按自己要说的话写，所以“民主教授”的美誉，至今令人感佩。多少年后，有人对费孝通的这些文章有所非议，认为不是学术论文。对此，费孝通幽默地说了一句“幸亏我老了，不求什么职称，否则我也就会轮不到提升了”之后，就对此说进行了一番反驳：“其实怀疑我那些作品能不能进学术庙堂的，并非今日始有。原因是像我这样‘做学问’的人在中国历来是不多的。一不善于引经据典，排列数字，二没有深奥难懂的行话专词，三不说教立说。我主张要写看得到的事实，多想想这些事实的意义，有什么体会就说什么体会。所以我下笔不讲求形式，也不愿受格律限制。这些使道貌岸然的学者看不入眼是可以理解的。”更让费孝通上火的是：“从一九四七年起，《观察》几乎每期都有我的文章。那时伦敦援华会的朋友每周寄我重要报刊的航空版。我掌握的信息比别人快，每周写不署名的译稿，反映国际舆论。还写过《炉边天下》，引起国际新闻界的注意，称我作中国的专栏作家。其实这只是我的副业。当时我除了补贴家用外，我也发生了政治上的兴趣，因而得到了‘民主教授’的称号。我这里要问的，这些算不算学术文章呢？答案并不那么容易。如果不算，那么我的‘中国士绅’那一系列文章，经人翻成英文，至今在国外的某些大学里还在用作课本，这又怎么说呢？如果这一系列算，凭什么说‘炉边天下’不算呢？这些还不是当时的国际政治的分析？”（《费孝通学术论着自选集·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因我有这本初版本的《乡土重建》，所以我也敢说，费孝通这一创作丰收期的大部分所作，是比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更好看的学术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