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3日早晨，已经吃过饭，订阅的阎记《山西日报》还不见来。政治犯催问看守，看守不得已，只好把报纸拿来。可是翻开一看，第一条要闻被剪掉了。政治犯们坚决反对这种无理剥夺阅读报纸权利的行为，坚决要求看剪掉的那部分内容。看守长怕引起新的麻烦，只好拿出来了。展开一看，原来上面用特号大字，印着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新闻。大家不约而同地挤到院内，欣喜若狂，又喊又叫。这时候，王若飞指挥大家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歌声鼓舞着大家的斗志，歌声燃烧着难友们的心，每个人都信心百倍，勇气倍增。在政治犯当中，郑林唱得特别雄壮有力，特别起劲，他的头跟着王若飞的手势一俯一仰，唱着唱着便情不自禁地和大家一起纵情欢乐起来，要不是给什么绊倒了，大家甚至忘记了还戴着脚镣，忘记了还置身于敌人的囚牢。
对于“西安事变”这一重大事件，每一个政治犯都想得很多很多，但由于不了解全面情况，又都想得比较简单，郑林开始也是这样。比如，对那个扣起来的蒋介石如何处置，郑林的想法就非常简单：杀掉他就完了。一提起蒋介石，人们就想到“四·一二大屠杀”，就想起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就想起山西地下党一再遭到严重破坏，多少好同志惨遭杀害……现在好不容易把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的杀人魔王捉住了，是绝不应轻饶他的。郑林平时好和同志们争论问题，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看法，往往给人一种偏激和固执的感觉，这次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也不例外。几天以后，报纸上公布张学良已陪送蒋介石回了南京，郑林就怎么也想不通。他找到王若飞问：“为什么不把蒋介石千刀万剐？为什么要放走他？”王若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沉思了一下，向郑林说：“恩来同志不是到了西安吗？我们虽然不了解情况，但应该完全相信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中央一定有英明的政治远见和灵活的策略方针。我估计，放了蒋介石，一定是为了全国一致抗日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以后的事实证明，王若飞的估计是正确的。郑林和大家对放走蒋介石所发生的怀疑也逐渐地消失了。
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前，郑林和大家曾积极活动，发动了第二次绝食斗争，全狱200多个犯人，停食停火一天，用节省下来的囚粮囚炭，折款捐送抗日前线，慰问绥东抗战将士。关于这件事，阎记《太原日报》于1936年12月14日作了如下披露：“本省陆军监狱在监人犯共214名，因鉴于国家之危亡之日，绥远抗敌将士之喋血牺牲，民众之热烈输将，殊深悲愤，于月前以一日绝食所得捐付前线抗敌将士，表示慰劳……”在“西安事变”后，大家出狱抗日的要求更加强烈。这时候，郑林和同志们一块起草一份由所有政治犯签名，向阎锡山要求出狱抗日的书面材料，并要求他立即出兵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反蒋抗日。接着又发动全狱普通犯开会要求下脚镣受军训的斗争。
听从党的安排
在陆军监狱里，政治犯们为了争取出狱参加抗日，曾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包括绝食斗争，希望早一天离开这个人间地狱，奔赴抗日前线。过去大家谈论较多的就是：“红旗出狱”，即在外面地下党配合下举行监狱暴动，打着红旗冲出监狱。但是“西安事变”之后，随着全国形势的有利变化，大家则一致要求阎锡山反动当局全部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了。
1937年初春的一天，在政治犯住的那个院子里，王若飞和时逸之对政治犯们说，外面党的领导已决定政治犯分批转到训导院，由训导院无条件释放。对于这个组织决定，开始大家感到有点突然。郑林一向直爽坦率，当场就表示怀疑和反对，提出一连串问题：训导院是什么地方？和反省院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到训导院释放而不直接出狱呢？等等。他站在牢门口对时逸之坚定地说：我们不去训导院！当时王若飞和时逸之向大家解释说：训导院不同于反省院，没有反省院那一套，没有任何手续，由训导院无条件释放，是阎锡山为了对付蒋介石，因蒋介石还未宣布释放政治犯。训导院没有问题，工作人员中有共党员员、民先队员、牺盟会员，意思是说那个地方实际上是由进步力量控制着的。第一监狱的政治犯原来不去，现在也去。王若飞还表示，你们怕训导院有问题，先不要去，我先去。如发现有问题，我就告诉你们不要去，没有问题再去。
这样，一场去与不去训导院的争论就在政治犯中展开了。郑林坚决主张不去，有一次因为去不去训导院的问题和其他同志争论得相当激烈，差一点打了起来。后来，薄一波找郑林谈话，讲了山西救亡的大好形势，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阎锡山谈判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经过，以及北方局和山西省委的决定等等，郑林的态度才有了明显的变化。当时他想，既然是党组织的决定，那就坚决服从。他慢慢了解到，山西的抗日形势和统一战线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周小舟是红军驻山西办事处主任，已在太原住下了。那么，既然是组织营救，在革命需要自己出去参加战斗的时候，有什么理由拒绝出狱呢？由于思想上搞通了，郑林不仅自己同意去，而且还做别人的工作，说服别人去训导院。他对岳维藩等人说：外边形势发展很快，需要我们出去，我们也应该早点出去，更多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到了训导院，也不办什么手续，党需要我们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工作，按照党的需要办事。组织上很关心我们，一定会替我们安排好等等，大家的认识很快统一了，认识到我们在监狱里能够进行斗争，到了训导院也能够进行斗争，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从陆军监狱去训导院，除了王若飞单独先去以外，剩下的政治犯是分三批去的。郑林是在1937年4月底，最后一批离开陆军监狱。郑林到了训导院以后，听先去的同志们介绍了山西训导院的情况：1936年5月，阎锡山为了“训导”红军东渡时因伤因病掉队被俘的300多名“小红军”而成立的，阎锡山欺侮这些小红军年纪小，想要“感化”他们。
阎锡山坚持政治犯出狱时，要先经过“训导院”进行个把月的过渡，表面上是借口全国都还没有释放政治犯，山西这样做太突出，不好交代南京政府，因而主张全体政治犯经训导院过渡，然后再不声不响地释放。实际上阎锡山是想再集中一段时间，通过“训导院”灌输他的“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的反动理论，妄想使政治犯出狱以后，能够服服贴贴地为他服务。但这只是阎锡山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所谓“训导”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山西训导院的院长是阎锡山的亲信赵戴文，他只是挂个名，并未到职。院主任是郭挺乙，也仅仅一星期来一次。实际负责的是担任教导主任的地下党员时逸之。因此训导院的环境是比较自由的。训导院的训导内容，名义上是学阎锡山的“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等反动理论，但既没有人给政治犯上过课，也没有提出什么具体布置的要求，只是把这类小册子发给大家放在那里摆样子，谁也不愿看这些东西。在训导院可以看自己找来的书刊，没有人管理和干涉。在这期间，郑林主要把时间用在阅读自己从外边找来的革命书刊上。在出训导院之前，也就是5月初的样子，有一天，郭挺乙把郑林等二十几名政治犯叫到他那里说：今天和你们谈一谈，你们学得怎样？接着从阎锡山关于“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的反动小册子中提出几个问题，叫大家回答，谁能答上谁答。实际上就是一次考试。当时没有人回答问题，拖了很长时间。郭挺乙又气又恼，非常尴尬，只好转移话题，问：“阎长官绥东抗战你们认为怎么样？”他满以为提出这个问题能引起大家的兴趣，缓和一下紧张空气，也为自己找个下台的阶梯。哪知道郑林只说了一句：“我们早已表示过了！（指在陆军监狱绝食一天支援绥东抗战。）”给他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最后搞了个不欢而散。
政治犯相互之间在训导院里可以自由来往，星期日允许上街，名义上跟随一个人，但上街后便分散活动，定期集中，这就为政治犯与外边联系提供了机会。在这期间，郑林除了和第一监狱转来的几名政治犯进行接触外，还几次进城，由安志藩联系，和当时的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李葆华秘密见面。李葆华当时正代理山西省委书记，遂代表省委对郑林进行了严格审查。郑林前后和李葆华一共秘密会见3次。郑林详细向省委报告了自己被捕坐牢的经过，以及狱中政治犯的斗争情况，还写过书面材料给他。后来李葆华代表山西省委，指定郑林为训导院政治犯中秘密党支部委员。有了党支部，党对训导院领导工作就更好做了。
1937年5月中旬，郑林被训导院无条件释放，由中共山西省委分配工作，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一个灿烂的黎明，郑林告别了还在沉睡中的太原古城，满怀革命豪情出发了，他恰像一只无畏的雄鹰，向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疾飞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