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立秋》现在可谓红极一时，名满天下，成了中国话剧宝典中最新的“这一个”了。但是，对于她的编剧姚宝瑄，“这一个”背后的“这一个”，人们又知道多少呢？一提古典戏剧，人们立即会想到名编剧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汤显祖、孔尚任……等等；一提三十年代戏剧，人们立即会想到曹禺、田汉、郭沫若、老舍……等等；可是一提当代戏剧，名编剧何在？耳熟能详的又是哪几位？实在不如演艺界那些男女明星来得风光！究其所以然，没人写出所谓“惊世不朽之作”能是唯一的原因吗？难道就没有一点别的原因吗？比如说整个社会对他们尊重不够，关爱不够，理解不够，研究不够，评介不够，宣扬不够，待遇不够……等等。眼下就说《立秋》，山西话剧院火了，导演，演员火了，社会效益火了，经济效益更是火了！那么编剧姚宝瑄呢，不能说一点没火，但绝对没有火到“一剧之本”应该火到的程度。假如要问姚宝瑄何许人也，他是怎么写出和为什么会写出《立秋》来，又有多少人去留心，去关心，去深究呢？这实在是一种社会文化心态不健全的表现，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大缺憾！也实在是当代戏剧水平难以突飞猛进且难以不断爆出旷世杰作的根本原因之一！
还是来读姚宝瑄。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这首千古绝唱，其文学性、科学性、哲理性可以说任人皆知，无人不晓。但是，能将其中三昧化作独创精神，举一反三，造出另一种神奇来，古来实在不多。芸芸庸庸如我辈者，空读苏子《题西林壁》一生，到头来此身仍在此山中，依然“不识庐山真面目”也！这里有两道难题：第一，你得懂要识此山就得离开此山的道理，一般人觉得此山好就死活不肯离开一步，生怕被别人抢去似的；第二，道理是懂，知道要看好此山，必须跑到此山以外反观此山，而且要从上下左右各个角度去看，然而就是吃不了这苦，想那四周群山环抱，想攀上哪一个观测点都是一种生命苦旅，一般人都知难而退，也多有半途而废的。举例来说，譬如晋商课题，好一座庐山也！多少人多少年来常守此山中，奔波劳作，又弄戏剧，又弄文学，又弄影视剧什么的，都想将此山识透，送世人一个明白，一份惊喜。可惜收效虽有，不免平平淡淡，总难一鸣惊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那两道难题挡道，或者舍不得离开此山，或是攀不上四周制高点，除此而外岂有他哉！
于是乎，姚宝瑄出手了。他以《立秋》独特、多元、高标的文化视点，把传统的晋商题材写得不传统甚至反传统，颇有一点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奇。那么，为什么独有他能够取得大成功？这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中国有句俗话：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你就去探究吧，自古以来有特殊贡献者，无不具有非常之处，过人之处，或生性，或天赋，或家世，或经历，或师从，或机遇……总能找出他成为“这一个”的天藏玄机。
有人生性残忍，有人生性懦弱，有人生性开朗，有人生性阴沉……这种与生俱来的生性从小就看得出来。姚宝瑄呢，从小表现出来的生性是顽皮好动、好奇好胜。姚家的“小五子”，5岁大就在山西垣曲县城一带“淘”出了名，“干尽了坏事”，穿着小伙伴们眼红的回力球鞋，除了学堂之外，没有他不疯淘的地方，率领一批虾兵蟹将，上偷桃、梨、杏，下偷黄瓜、西红柿，争夺拼抢，身先士卒。最叫小伙伴佩服的是，他蒙住眼睛偷出的黄瓜一般长，偷出的西红柿只见红不见青。其中一回高档次的行动，是从垣曲一中图书馆偷出整整两平车书。这种生性成年后也不会改变：考大学时他在数学考卷上赫然写道：“我没有学过数学，只学过一元一次方程……请原谅！”上大学时他给全班女生起遍了外号，至今说起来大家还要罚他喝酒。从他如今下乡采风和创作活动中，依然能够看出那种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臭德性”。
人有天性，自然也有天赋。古人很看重天资天赋天才。旧唐书说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神资壮烈，天赋机谋。”《三国志》夸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元稹赞美“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唯有我们的革命理论说：天赋、天才是通过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并在实践中不断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逐渐发展起来的。不这么认识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真是本末倒置的“霸王条款”！姚宝瑄只上过4个月的初中，“只学过一元一次方程”，就因为“文革”而中断学业。可他一举考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刚进校门，系主任就打听谁是姚宝瑄，说你数学如果抄上10分就进北大了。这完全是靠蒙吗？没有一点过人的天赋行吗？如果说天才主要是靠教育和环境，那么作家的儿子一定是作家，科学家的儿子一定是科学家。这是普遍的事实吗？对于一个成功者来说，尤其是出类拔萃的文学艺术家，天赋才能是最重要的，是决定性的！
当然，后天因素也决不可以忽略不计。比如，家庭熏陶。姚家是北通州的官宦世家，儒生一脉。到宝瑄父亲这一辈，虽然没有出将入相，但也有过轰轰烈烈，与共和国的邮电部长是学友加哥们弟兄便是明证。至于母系就更辉煌一些，北京石家那是外交界一名门望族，宝瑄姥姥是俄罗斯人，新中国成立前家里养着京戏班子，而且家庭成员多是京中名票，自家就能唱一台堂会。母亲做过教师，做过文工团员，很有教子资格和资本。难怪姚家五男二女七个孩子大都学有所成，出人头地。家庭影响之重要，在姚宝瑄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不过。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此时，身居县电影院放映员之职的“姚家小五”虽说长成18岁一条汉子，且从小摸爬滚打久历沙场，然而还是无胆报考，心虚自己毕竟连初中都未曾上足一年，而人家的最低要求是“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这可怎么相当去？在这人生难得的机遇面前，姚家父母兄长挺身而出，他们是过来人，深知对于五保儿（家人称姚宝瑄的小名）来说，考上大学就会改变命运，进入人生新境界；考不上则老死乡间，没于草野。所以，他们拧成一股劲地“逼”五保儿报名。为此，父亲专门从北京赶回垣曲坐镇，母亲从北京电话遥控，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大哥则擂鼓助阵……一时间姚家上下紧锣密鼓，风起云涌，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尤其是老父亲，深知爱子五保儿资质和近些年来的业余进修，力主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或电影学院，为此，他亲自安排复习课目，坐看五保即兴表演，使出了浑身解数。后来得知这两所学校不招生，遗憾之余不得不改报其他志愿。后来的事实证明，姚家老小这一逼绝对英明！少了一个普通放映员，多了一个金牌编剧，一多一少之间，人生价值相去多少档次？说到这里，姚家出过一件有趣的怪事，至今全家人不得其解。等待高考通知书期间，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五保儿考上山西大学中文系，立即打电话告诉垣曲父子知道。可煞作怪的是，远在北京的大哥同样做了这个梦，也打电话知会。后来展开录取通知书，果然是山西大学中文系。
姚宝瑄以初中4个月之身考入山西大学，无疑震惊了山区小县垣曲，都认定他为家乡争了光。可严格说来，他算垣曲人吗？不算。50岁刚出头的一个人，细算一下：祖籍北京通县；出生地四川成都；5岁来到垣曲，22岁离开，中间还有3年生活在甘肃兰州；太原求学4年；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工作8年；1987年2月调回太原山西社科院工作，再调山西大学，至今又是近20年；这还不算在临汾市出任《学英语》报社社长1年多时间。你说姚宝瑄该算何方神圣？仙乡何处？说他四海为家，无处不故乡，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一个人走过的地方多，自然经历就多，阅历就广；而且不是中国特色的纯粹人为的所谓“体验生活”，乃是人生命运使然，将你打在最底层淬火烁金，脱胎换骨，重塑人生。这对于一个文学艺术家来说太重要了，太难得了，太珍贵了！
对姚宝瑄来说，到目前为止，其奠基性经历有两大板块：垣曲经历和新疆经历。在垣曲，顽皮好动的童年很快过去，似乎永远耗不尽的精力发生了良性转移，变成了青少年时期的好奇好学，充满了旺盛的求知欲。人们惊异地发现这个姚家小五子开始发疯似的读书：读完一切能够到手的少儿读物；读完哥哥们的所有藏书；读完偷来的那两平车公家的书；读完电影院库存的200多本“电影完成台本”；读完自己买回来的所有书（17岁参加工作后，每月工资可领38元，放映一场电影外挣3角，最高一月能挣50多元，全买了书）。可以读的另外一本书是生活本身赐予的：当时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流行影片，他亲手放映过好几百场，那内容，那人物，那台词，你想不读都不行；县上的电影放映员是要经常下乡的，套用某些记者形容大人物下乡的句式，姚宝瑄那也是踏遍了垣曲的山山水水，民歌民谣、人物故事、神话传说、戏曲杂耍……你想不读也不行；何况此时的他已深深爱上了文学艺术，写小歌剧《代代相传》，写小话剧《黎明前的黑暗》，搞摄影、搞音乐、搞土造的文学小沙龙……他能不有求于生活这部大书吗？可以说，垣曲的15年，他在这个历史文化积淀相当深厚的河东山区小县淘到了“第一桶金”，完成了自己文化知识的“原始积累”。难怪父母兄弟要逼着他报考大学，原来他们知道自家这个五保儿深山磨剑已久，内气已通，锋芒闪烁，只待仗剑出山，闪亮登场了。
很带点传奇浪漫色彩的还是新疆经历。大学毕业分配，他有幸靠老爸那位内阁部长的权势弄到一个北京指标，报到时却发现那个指标已被权势更大者挤走了，一眨眼间成也权势败也权势，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姚宝瑄这大半生远避权势大概与此不无关系。人家说了：新疆、宁夏、青海，随你挑一个地方去。要是一般人的话，想也不想就返回了山西，山西毕竟是内地，再说又是人熟关系广的故乡呀！可姚宝瑄不，他真动开了脑子：宁夏青海我都去过了，新疆没去过，那就新疆吧！在别人看来，这也实在太轻率了吧？那是从前流放罪犯最偏远的苦世界知道吗？这就是姚宝瑄的生性。这一去就是“抗战八年”！然而，这一去，有分教，拣了一个大元宝！
如果说，姚宝瑄垣曲自学得到了“原始资本”，大学系统教育得到了“国际资本”，中西两元并立，撑起了自己的文化大厦，那么新疆所学则使他意外地获取了“第三支撑”——西域文化或者叫阿尔泰文化。从此，三元并立的“姚式支撑”，使他的观念和视角异于常人。据他说，领他入门的伟大老师是一本书，书名是内地人颇感陌生的《福乐智慧》。
这又是一位怎样的老师呢？
《福乐智慧》发表于公元1056年，正当北宋至和三年。作者并非中原人氏，乃维吾尔族作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也。它是一部大型抒情叙事诗，长达13000多行。作者立足于11世纪中叶亚洲腹地喀喇汗王朝的重要文化中心——首都喀什噶尔，运用娴熟的笔调和高超的创作技巧，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王国，并指出通向这个理想社会的途径是法律、道德和知识。意大利学者阿·包穆巴奇高度评价说：“这部着作在结构上是一部独具特色的着作。”它正如那些维吾尔传统文学作品一样，不只是为了阅读，还为了背诵和搬上舞台。事实上该作品已被土耳其剧作家改编成现代舞台剧本。所以，它又是一部用诗写成的“诗剧”文学作品，即戏剧诗。要是按照别林斯基的说法，戏剧诗是诗的最高发展阶段，是艺术的冠冕，往往出现在已经有了成熟文明的民族中，在该民族的历史发展的繁荣时代中。从戏剧的角度看，《福乐智慧》在人物设置、演出形式、时空转换等方面与古希腊悲剧区别很大，与印度戏剧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与中国戏剧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如此，但统观全剧，它却是希腊、印度、中国这世界三大戏剧体系都无法完全等同的别一种戏剧类型，承接着阿尔泰文化和吐鲁番戏剧的传统精髓。当古希腊悲剧和印度戏剧这两大古典戏剧相继衰亡之时，中国戏剧勃发于世界的东方，伴随着隋末《踏摇娘》的舞步歌声，大唐参军戏的诙谐幽默，西域戏剧在吐鲁番一带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当大宋使臣王延德来到此地张眼一看，演出规模之大，剧作场景之多，将哲学概念人物化的艺术手法之高，令他惊诧不已，叹为观止，不得不详为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福乐智慧》为代表的西域戏剧，是中国古典戏剧的重要分支，是中国古典戏剧兴盛繁荣的先声之一，并代表中国戏剧向西、向南延伸、发展、渗透，开始影响欧洲和印度戏剧。如此说来，《福乐智慧》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戏剧大师啊！
姚宝瑄感慨万端，认为是《福乐智慧》“颠覆”了他的戏剧观乃至文化观，给了他一种全新的文化架构，一只神奇的“第三只眼”，一个永远能够“离开此山，反观此山”的精神制高点。那种哲理的、劝谕的、文学的优美诗行令他无限着迷，并从此萌发学习它、研究它、吸收它的空前的生命冲动。后来的事实证明，新疆8年以及回到山西这些年，他一路走来，文学创作也好，学术研究也好，教学育人也好，四海采风讲学也好，无不听从《福乐智慧》的感召、激励和启迪。这些年他主编的煌煌600万言的《中国神话大系》，他任编剧的将中国文化奖项拿遍的大型歌舞剧《张骞》，他写作的《昆仑神话——中原文学、西域文学的共同祖先和土壤》，他从事的对藏戏的专题研究，他为中央电视台所编写的《大唐西域记》、《岁月如歌》等一系列电视专题片，他的近着《太平洋文化比较研究》、《丝路艺术与西域戏剧》……无不打着《福乐智慧》的精神印记。尤其是话剧《立秋》，能将“晋商”这个不知被多少行家里手嚼过的馍馍嚼出新味来，难道不也是得力于《福乐智慧》所赋予的“姚式支撑”、“第三只眼”和反观庐山的制高点？看看《立秋》的时代背景设计、剧本结构、人物设置、时空转换、情节安排、表现手法、总体艺术效果把握……难道看不出《福乐智慧》的魂灵闪现其中、灵动其中吗？
今天，姚宝瑄已过知天命之年。《立秋》的成功和既往成就的辉煌，已不惑其心，难遮望眼，可以潇洒任人解读了。所以，如何解读姚宝瑄，已经成为我们了解读者的一种现实责任，不是为姚家小五，而是为了发展文化事业。
（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