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以后，全国抗战形势急转直下。天兰同志决定离开北平，投奔延安这个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1937年9月，他先到了西安，找到地下党员陈翰伯同志，讲了自己的打算。陈翰伯同志当时是西安《文化月报》社的总编辑。后来天兰同志于12月渡过黄河，来到山西省洪洞县境，找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当时他的同学余建亭和赵荣声都在丁玲同志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大家见了面。有一天，丁玲同志请他吃饭，晚上还游览了赵城的城墙。后来，天兰同志就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当秘书和翻译组组长。他在这里工作了3个多月，帮助办政治部的机关刊物《前线》。这是个政治理论刊物。1938年4月，天兰同志终于来到了延安城，在军委政治部工作。政治部主任是谭政同志。天兰同志在这里担任通讯股长，兼“火线通讯社”社长。
天兰同志的着名诗作《队长骑马去了》就是在这时写下的。说到这首长诗，他心里涌出无限感慨。原来，这首诗曾经给他带来过光荣与欢欣，也带来过委屈与痛苦。
1938年4月的一天，天兰同志参加听取汇报，在汇报中，有人讲了一个十分动人的故事。抗战开始，山西的阎匪军顶不住日寇侵略军的进攻，一直向后溃退。有一个八路军干部叫王凤刚，是我们派在阎匪军里做工作的。他收拾溃军，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由他任支队长，作战非常勇敢，一时名气很大。土皇帝阎锡山得知后，就以召集开会为名，暗中捕杀了王凤刚同志。他那支200多人的抗日武装也被剿杀得剩下20多人。但这些队员聚而不散，一直怀念自己的队长。天兰同志被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就在此基础上经过艺术概括，写出了富有激情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最早，这首诗在周扬同志主编的《文艺战线》上发表，后来，又在茅盾同志在香港主办的《文艺阵地》上转载，一时广为流传。尤其在国民党统治的重庆，也产生了很大的革命影响。所以，很快便让国民党当局严令禁止出版了。
国民党剿杀革命文艺，这并不奇怪。想不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天兰同志却因为这首诗受到许多的连累，说他是“污蔑八路军”，说是“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等等。天兰同志也承认，这首诗仍然有不少缺点，比如因为当时正在搞统一战线，未能在作品中点阎匪的名；再比如，诗的结尾也显得有点软弱，等等。但这是创作上的问题，硬要拉到政治方面去无限上纲，谁能吃得消呢？好在有生命力的文艺作品终归是扼杀不了的，《队长骑马去了》这首诗，至今还鲜明地保留在读过它的人们的心上，便是明证。这也是天兰同志引以自慰的事。
“鲁艺”六年
天兰同志1938年7月调到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一直工作到1944年秋天，其间共是6年多的光阴。
当时，“鲁艺”的院长是吴玉章同志，周扬同志是副院长，宋侃夫是政治部主任。天兰同志在“鲁艺”教“世界短篇名着选读”，同时还兼任了其他许多职务：文学部党支部书记、编译科长、教职学员会主席、延安演出委员会主任等。
据天兰同志回忆，他在“鲁艺”工作这几年，是相当紧张而愉快的。除了教学任务外，还有其他许多工作，把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每天都要搞到夜里十一二点钟，然后再自学马列着作两小时，到下一二点钟才能就寝。
编译科共有7个人，除了科长外，有编辑2人，一名是陈元直同志，一名是梅行同志。译员4名，是纪坚伯、颜一烟（女）、温x x、郗x x。4个译员加上科长天兰同志，每人每天翻译两千字，共一万字，晚上由天兰同志校对。那是相当紧张的。
天兰同志担任“延安演出委员会”主任，每个月组织几次演出，主要靠“鲁迅实验剧团”来搞。当时剧团团长是田方，总导演是王斌，全团有三四十人。
天兰同志担任“鲁艺”学员会主席，则要作大量的群众工作，关心纪律问题、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等。
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之余，天兰同志自己还翻译了大量的东西。比如，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当时艾青同志主编的诗刊上发表，后来在东北光华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曾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再版，最近，商务印书馆联系再版，已由天兰同志整理就绪。此时，他还翻译了《演出教程》、《和声学》、《百手图》等书，以及理论着作《马克思与库格曼通讯集》、列宁的《哲学十六条》等多种书。另外，还和曹葆华同志合译了《马恩列斯论文艺》一书，和何其芳同志合作编选了《解放区民歌选》。应该一提的还有，天兰同志曾翻译过一本十多万字的《列宁传》，交给了林伯渠同志（当时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
路社
天兰同志在“鲁艺”期间，还参与了一项值得怀念的很有意义的工作，这就是创办了文学社——“路社”。
“路社”的主任就是天兰同志，创办者还有何其芳、孔厥、公木同志等。“路社”办了一个大墙报，每期贴出来有两丈多长，为活跃延安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是，“路社”最光荣的一页，是毛主席曾亲笔给它写过一封信。那是1938年的秋天，“路社”组织“延安诗歌座谈会”，请毛主席出席。毛主席因为工作忙，实在不能分身出来，于是就给天兰同志写了一封信，让转给“路社”，对自己不能参加会议表示歉意，同时，还给“路社”以亲切而严肃的教导。本来，天兰同志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可是在后来“审查”他的时候给弄丢了，实在令人惋惜。据天兰同志记忆所及，信的内容大约有以下三点：一、文艺不要脱离政治生活，要反映群众生活；二、当前要以抗日为主要内容，要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三、要用群众的语言。全信大约有300多字。
到三五九旅去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极大地鼓舞和指引着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去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改造世界观，把工作做得更好。1944年秋天，天兰同志偕同艾青、艾思奇、贺绿汀、李季4位同志，深入到三五九旅去作文艺调查，为时两个多月。天兰同志不断召开连队文艺座谈会，采访三五九旅的剧团，找战士们谈话，收集和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材料，同时也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锻炼。回来后，天兰同志写了一份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考察报告：《三五九旅文艺调查》，后来在艾思奇主办的《解放日报》文艺版上连载了一部分。
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天兰同志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广大八路军战士非常喜欢传统剧目，希望能给他们多演些“老戏”。所以，天兰同志就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大胆地为战士们发出呼吁，提倡演一些历史剧目，活跃部队文化生活。然而，这种积极正确的建议却遭到了西北联防司令部（三五九旅归它管）政治部的反对，认为“不能发表”。后来，艾思奇同志亲自把稿子送到军委政治部审批。军委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陶铸同志看过稿子后，批道：“立即发表。”于是，这个调查报告才获得了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
青训班
1940年“鲁艺”宣传部决定，由天兰同志主办“部队文艺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为革命培养更多的文艺战士。这个训练班大约办了半年左右，开的课程有美术、戏剧等，参加人数有40多人，全是从各边区部队抽调来的一些年轻而有才华的文艺骨干，其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我国文艺界的着名人物。天兰同志十分兴奋地告诉我，像咱们省的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同志等，都曾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
在东北
1945年8月，党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天兰同志也参加了这支队伍。他们一路步行出关，11月初到达沈阳，陶铸同志让天兰同志搞文艺工作，于是他留下来编了第一期“东北文艺”。之后，调他从事工运工作，到煤矿上去，更好地熟悉了解我国的工人阶级。今天，他谈到当年和煤矿工人在一起生活的话题，还是津津乐道，十分兴奋，认为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
东北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1949年召开的。天兰同志被选进了主席团。他在会刊上发表了题为《为反对标语口号化的倾向而斗争》等3篇文章。
1952年，天兰同志由东北调到中央高级党校工作，进入了理论工作战线。
结束语
整理完天兰同志的这些方方面面的经历片断，我不禁想起他在谈话中多次强调的几句话：“我的一生经历极为平凡，没有多大意思。我怀疑你整理它没有什么价值。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到关心国家大事上去。”对于他讲这些话的谦逊态度和良好用心，我是理解的。但我对因这次采访而耗费的精力和时间却毫不可惜。我深信“时势造英雄”的伟大真理，我热爱在血与火中贡献自己青春和生命的老一代革命者，我向往那令人激动不安的、充满奋斗和创造的、理想和事业高于一切的革命年代。这种精神的渴求，能从这次采访中哪怕得到一点满足，便是极有意义的事情。至于这篇访问记对其他同志能有什么价值，我就不敢妄断了。但愿它不是“无用之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