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话
前些日子，我曾两次拜访了老诗人、翻译家天兰同志，即王名衡同志。他已经年近古稀，鬓发银白，但看起来身板还很硬朗，目光敏锐，谈锋颇健，对年轻后辈也极随和、坦率、热情。于是乎，我们的谈话便很快开始了，像晴空下的飞鸽任意飞翔，又像春水上的游艇四处飘荡，我们的话题是多么欢畅而自由！
回来后，我整理笔记，发现王老的许多回忆十分珍贵。乍看起来，好像多是一些个人的文学活动和经历见闻，其实无不打着“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等伟大时代的鲜明烙印，反响着整个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生和发展的雷声，是一份很可宝贵的革命文艺史料。所以，我便着意加以取舍、整理，分若干小题目记载于后。倘其中有错讹荒谬之处，则由笔者自负。
第一首诗
天兰同志1912年生于江西南昌市一个商人家庭。他从小念过9年私塾，从12岁开始学写旧体诗。14岁时，他考入南昌新远中学读书。国文老师姓刘，是前清举人，古文造诣颇深，他对天兰同志的才华很看重，着意加以培养。不久，天兰同志就在校刊上发表了平生第一首诗作，是两首旧体诗，题目叫《西山扫墓》，在全校很有影响，可惜年代久远，诗稿既无存留，便在记忆里也找不到原文了。
黄蔷薇
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天兰同志追求真理和知识，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和刊物，思想日趋活跃，斗争精神也加快生长了起来。1929年，他初中毕业后，转到上海求学，考入上海中学。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空气阴冷沉闷，豺狼当道，十分黑暗。学校的校长叫郑通和，是个留日学生，也算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但却是个法西斯分子，对学校控制得很严密。不过，春风毕竟关不住，革命思潮如冰底浪涛一样在活跃着。在上海中学，进步学生主办的文艺墙报“黄蔷薇”终于问世了，5个主办人中就有天兰同志。“黄蔷薇”宣传进步思想和科学知识，发表优秀作品，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她像一朵小小的花儿，给沉闷的校园带来了一股春天的气息。“黄蔷薇”办了三四期。后来，天兰同志就被学校开除了。那是因为他带头大闹学校食堂，第一次挥起了反抗的拳头。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校方对学生的生活极不关心，6块大洋的伙食办得很不像样子，经常吃烂鱼烂菜，早就引起广大学生的不满。这时，天兰同志就挺身而出，带头闹事，锋芒直指行政处长——一个被学生骂为魏麻子的实权人物。这一下，大大震动了郑通和的铁桶江山，这怎么得了？于是，天兰同志便成了他眼中的“害群之马”，很快就被开除了。这是天兰同志的第一次被开除。
箜篌文学社
天兰同志被上海中学开除后，很快又入私立光华大学附中，后来就在这里读完高中。诗人田间也是在这里毕业的，与天兰同志是前后年级同学，比天兰同志晚一些。
天兰同志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后，考入国立浙江大学（校址在杭州）外国文学系，与胡乔木同志是同班同学。革命热情很高的天兰同志，不久就联络了十多名进步学生，创办了“箜篌文学社”，出刊《箜篌》墙报，发表进步诗作（如天兰同志的旧体诗《游九溪十八涧》，就是在这时发表的），翻译和介绍高尔基的作品，在大学里很有影响。
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是郭任远。这个所谓心理学专家，却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委，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政客。以他为代表的校方黑势力很大，其中光法西斯分子就有好几十个。他们很快就和广大追求进步和革命的学生发生冲突。就是在这场冲突中，天兰同志经受了第二次被开除的打击——然而也是难得的锤炼。
事情的起因是：有两个四年级学生偶尔在教员的网球场上打网球，郭任远认为是大逆不道，要进行处分，遭到学生的抗议后，便宣布开除这两名学生的学籍，从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于是，在胡乔木同志参加筹划下，由文学院和理学院的300多名学生举行大会，天兰同志在大会上发言，要求郭任远收回成命，停止迫害进步学生。紧接着又吸收农学院的学生，召开了400多人参加的第二次全校大会，再由天兰同志第一个发言，历数郭任远这个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强奸、重婚、贪污等十大罪状。他又带领200多名学生冲击郭任远的办公室，把郭任远赶到了南京。后来，蒋介石亲自把郭任远带回浙江大学来，但学生们也不答应，继续闹事。一直到1935年夏天，郭任远带着国民党教育部的开除命令回到学校，很快将天兰同志开除，方才暂时平息了这场斗争的风潮。在这之前不久，胡乔木同志也因在学校待不下去，就转到上海去了。
然而刚刚踏上斗争征途的天兰同志，并不因开除而灰心丧气，他怀着一颗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火热的心，辗转北上，入燕京大学外国文学系继续深造。
大学艺文社
天兰同志入燕京大学后，并没有埋头读死书，而是积极投身于进步学生的各种活动，很快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他积极参加了光照史册的“一二·九”远动，在同月的“一二·一六”几万人大示威游行中，他是燕京大学“民先队”第二区队的队长。
不久，天兰同志和20多位革命学生，创办了跨校的文学社——“大学艺文社”。他任社长，总编辑是程应，另外还有余建亭、吴其仁、章彭年、游崇鼎以及一位女同胞周作民等。“大学艺文社”的社刊为不定期刊物，24元一本，每期五六十页，印两千份左右，字数有五六万，目录贴在封面上，比较新颖，一共出过四期。据天兰同志回忆，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编辑部，就在他的宿舍里搞。大家来共同筹措经费，大家共同跑印刷厂，搞校对，完全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
在“大学艺文社”上天兰同志连载了他翻译的《普希金的创作道路》一文。他记得，这篇文章好像是美国鲍利斯教授（俄国侨民）写的，文中既讲了普希金的个人历史，也介绍了他的诗歌创作，约有六七千字。另外，他和吴其仁合作，还翻译发表了高尔基的名作《某秋夜》等。
参与翻译《西行漫记》
《望川》是当时北平左联的机关刊物，16开本，不定期，原由刘春同志主办。后来，改名为《榴火》，由天兰同志主办。据他回忆，当时7个编委中，有叶修、陈落、杨述、秦川、彭础石等。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提一下。大约是1936年年底的一天晚上，天兰同志到美国朋友斯诺先生的家里去。当时，斯诺先生是燕京大学的教授，经常接待像天兰同志这样的革命学生，给他们放映他自己拍摄的解放区的纪录影片。有天晚上，斯诺先生说他有部东西，问大家能不能给翻译出来。后来，就由王明远、黄华、陈汉波等5人分担开来，天兰同志也是其中的一员。因为大家白天还要上课，就在晚上加班干，很快就翻译好了。这本书就是轰动一时的《西行漫记》。
联合文学社
1937年春天，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天兰同志是七个常委之一。《榴火》停办后，他就开始主办北平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联合文学》。
《联合文学》也是不定期刊物，16开本，所需经费全靠自己筹措，有时就靠募捐解决。天兰同志记得，当时有名的燕京大学教授冯沅君和她的丈夫陆侃如，是从法国回来的，很支持革命，就曾为《联合文学》慷慨解囊。
天兰同志回忆到这里，同样也想起了一件有趣的往事。一天深夜11点多钟，陈龙同志突然跑来，哭了，说他曾经想把天兰同志杀死。这话把天兰同志也吓了一跳，但又感到莫名其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那时候，天兰同志虽然深得地下党的信任，但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原因是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他从浙大突然来到燕大，革命热情又特别高，干劲特别大，反而引起不少人的怀疑，认为他说不定是南京派来的狗特务，故意表现得这么积极。陈龙同志就是这样怀疑他的，所以想暗暗把天兰同志收拾掉。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天兰同志凭着自己纯洁的心灵和炽热的感情以及不知疲倦的工作，终于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也促使陈龙同志夜半来访，洒泪陈情，成为他们交往中的一段趣谈。
到延安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