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前对铜官渚投水一事，讳莫如深，很多人只风闻其事而不知详情。后来章寿麟因为终其一生不过官至知县，便认为曾国藩不肯大力提拔他，是忘恩负义，不够意思，故特地编撰了一本《铜官感旧图题咏册》，对曾颇有埋怨之词。该书详细记述了曾国藩跳水自杀一事的始末，于是投水一事，才公诸天下。
曾国藩此次出师不利，自杀不成反被部属救回长沙，据他自称当时的情景是“为通省官绅所鄙夷”，此外还有里闾百姓、市井小人的群相诟辱讪笑，视为自己平生“五大耻辱”之首。为此，布政使徐有壬以下的官吏逼着巡抚大人骆秉章罢黜湘军。
曾国藩误以为大势已去，悲观到了极点，回到长沙后不肯更衣，蓬头垢面，不饮不食。他甚至写好了遗嘱，密令他的五弟曾国葆替他把棺材买好，随时准备再次自杀。
值此穷蹙困窘之时，曾氏幕僚多半散去，虽结义至交如郭嵩焘、刘蓉亦不能免，独元度始终追随左右，不离不弃，由此曾李感情进一步加深，成为患难交契的挚友。事后曾国藩在致元度老母的信中，详细追述了两人之艰险与共，与元度忠笃于师友之情：
次青于我，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岳州之败，星驰来赴。靖港之挫，从人皆散，次青追随贱躯，不离左右。出则呜咽鸣愤，入则强颜相慰。
就在这时，自湘潭传来了塔齐布与彭玉麟击败石达开部将林绍璋的捷报，勇克湘潭，歼敌无数，湘军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事实证明，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没有白费，长江南北总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初八，靖港的太平军自动撤退，长沙之围宣告解除。曾国藩在全城军民欢呼雀跃、额手相庆之际，总算打消了死意。
湘潭全胜后，由湖南巡抚骆秉章、提督鲍起豹和曾国藩会奏经过，请奖立功将士。曾国藩则专起一个折子，痛陈自己靖港之败的过失，称有三谬，“自请交部从重治罪”。但咸丰皇帝实在是对曾国藩印象太坏，圣旨下来，又如同几记耳光，使他雪上加霜：
……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可谓嬉笑怒骂，无所不至！不仅如此，曾国藩本来不居官常，属义务练兵“剿匪”，咸丰因无法出气，竟革去了他的礼部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特别让曾国藩无法接受的，则是清廷将他过去一力保举的抚标中军参将、满族人塔齐布，赏总兵衔巴图鲁名号，超擢署理提督，统辖全省水路各营。塔齐布当了大帅，反过来要指挥曾国藩了。而原来的提督鲍起豹因“株守无能”，不善带兵打仗，只晓得“会衔入奏”，则被咸丰皇帝革了职。
按照清朝的制度，革职的官员不得专折上奏，凡皇帝的谕旨皆由大帅传知。因而每次听到提督、总兵喊“听圣旨”，曾国藩叩头大拜时的难堪，不仅让他失去了自尊，也让以师事曾国藩的塔齐布等颇不自在。但曾国藩对此却一筹莫展。
原来，康熙皇帝发明的这项“专利”，是专为沟通上下之情之举，即让最亲近的人专写奏折，由皇帝亲自批阅，再交上奏人执行。可谓“单线联系”，是连接最高层中枢神经的“特权”。而到了雍正时，能奏折的官员更多了，除了总督、巡抚外，道府中的个别人也特许奏事。因而被剥夺专折奏事权，则是最大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臣情无法上达，皇帝自然很难了解下边人的苦衷。不能“专折”，只能“会奏”，即同地位身份相等的人一同上奏，但须意见一致，而且奏什么，大家都知道，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何况皇帝下发谕旨属公文性质，由军机处“廷寄”，仍由巡抚、提督传谕。因此，曾国藩对皇帝如此“折磨”他，真是莫名惆怅，苦不堪言。
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将意味着什么。他为曾国藩的前途忧虑，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一日夜晚，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但曾见后却大为不悦，因为革职后专折奏请本属“犯法”之事，加之咸丰皇帝此时猜忌很多，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他以为不但不能成功，反而有可能被加罪于身。
李元度说：“设无此项权利，他人沸沸扬扬，日达圣上，而我终不发一语，是人为刀斧，我为鱼肉，是非无以辩白。”
“此中利害，我岂能不知。只是军中情形复杂，不逊朝中。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做正人难，做正人君子更难，欲做愤然不欲之官难上加难。”
但元度一再坚持，并以受死赴难相请，曾国藩只好听天由命。
后李元度又将原折一改再改，并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写完后，密封上达。几日后，朝廷即下谕特许曾国藩单衔专奏。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也是曾国藩获得的“异数”之一。
李元度为曾国藩争取专奏权后，曾对他更加信任不移。两人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而似奏折信缄之类，也大多出自元度一人之手。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七月家书中曾提及此情：
霞仙（刘蓉）定于本月内还家。渠在省，实不肯来，兄强之使来。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冯卓怀）、郭云仙（郭嵩焘）等，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现除李次青外，诸事皆兄一人经理，无人肯相助者。想诸弟亦深知之也。
当然，曾国藩也没有亏待他的这位师爷。咸丰四年，他以收复湘潭功，保举李元度为知县，加内阁中书衔。在半壁山、田家镇诸多会战中，元度又因立功卓着，被保送同知，赏戴花翎。
咸丰四年底的湖口之战，使曾国藩与李元度的关系更进一步，成了情逾兄弟、无话不谈的生死之交。
当时，曾国藩率湘军水师入鄱阳湖，在湖口为太平军所阻。太平军得悉湘军在外江，大船势孤，便派出小船迅速包围了曾国藩的坐营，同时放火烧船，船借风势，直入曾国藩营垒。湘军水师当时尚无三板船，无法抵抗，因而几十艘船顷刻化为灰烬。
次日，太平军又将所获船只改装成官军模样，据湖口上游诱使湘军跟进，至湖口又断其归路。随后，太平军又展开了猛攻，湘军水师不支，守备王荣等部死伤甚多。曾国藩的座船也被团团围住，无望中，他再次投水自杀。李元度见状舍身相救，拼死力终将曾国藩抱过了江，使曾再一次幸免于难。可以说，李元度此次于曾国藩确有救命之恩。
曾国藩惊魂未定地到了南昌后，开始整顿水陆两师，总结自三月以来岳州、靖港、湖口三次大败的原因。当时追随曾国藩的幕僚已不多，望着如此冷清的场面，曾国藩心里空落落的，很不是滋味。他让众人指陈三次失败的原因，但大家面面相觑，不敢乱讲话。
曾国藩一向看重李元度，李于他又有救命之恩，便亲点名号说：“次青，你大胆请言！”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也很着急。眼见这样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实堪忧。于是他鼓足勇气，语未尽，已惊在座：“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幸而屡蹶屡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李元度的话，一针见血。众将官谁也不敢望一望曾国藩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气氛紧张起来。曾国藩倒还沉得住气。他又说：“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情于势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一惑于团丁之请，临阵变成谋，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
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三板大船入湖，敌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于猛虎拔牙，虎威无用。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忌。犯此，则不能不败。”
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是一剂良药，众将领不由得频频点头，已忘了曾国藩此刻什么样的表情。
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他的心胸是宽广的。此刻见李元度朗朗吐真言，荡荡无私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觉叹服。于是他当众表态：“次青的话句句在理。望吾将士共当戒之。”
他一生嗜棋如命，此时，话锋一转，以棋喻战：
“大抵用兵之道，形同两人对弈，弈术高低备于棋谱，而临局走子，对方未必按棋谱走路，以符合我布下的阵。又如射箭，射经主要讲的是身正，但身正也未必都所命中。因为胜负都在变化万端之中。国藩不才，东下之师，胜败之情，也如临局发矢，优劣其见。孙子曰：‘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利危相倚，岂有常域。’次青的话我当铭记。”
从此，曾国藩遇事讲究一个“退”字，即不做绝人之路之事，凡事多留几招。
而李元度也从这几次的战事失利中，感受到独立统兵的重要性，开始谋求从耍“笔杆子”向抓“枪杆子”转变。
（第三节）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
咸丰五年（1855）正月，在李元度的执意要求下，曾国藩终于同意他回乡募勇，并自行管带操练，这是平江勇自立之始机。
客观而言，这是当时战事发展的必然要求——九江湖口惨败，曾国藩甚至丧失了座船，主要就是因为湘军水师孤悬，与陆师相隔甚远，不能唇齿相依。因此，曾国藩迫切需要一支既能平日里贴身护卫，关键时刻又可以串联起水陆两师的机动部队。这才有了李元度“锐意经营平江勇”的机会。
但主观上，李元度能够由幕府而升为统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曾李之间极其深厚的私人感情。曾国藩事后曾追述此事：
浔郡之败，次青耻之。恨贴身尚无劲旅，亟欲招勇，自行训练，以护卫国藩之身。斯二者（与靖港之挫并言也），皆国藩所镂骨铭心者也。
实际上，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当初并不看好李元度去带兵打仗，曾经几次欲“阻止之”。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也曾感慨：
李次青忽然高兴带勇，于11日（咸丰五年三月）起行，赴南康府，实非其所长也。
最初，曾国藩只同意他招一千平江勇，在自己身边护卫。但后来李元度却招至三千，已有能发不能收、可进不可止之势。不过，平江勇创立之初，与湘军水师同扎南康，咫尺相依，互为拱卫，并用以护卫曾国藩之近身，在军事上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湘军在江西经常遭到太平军的围攻，曾国藩随时都有被捉拿的危险。加之身处异地作战，所需饷项均仰仗当地长官，可以说，这是曾国藩最困难的时期。幸而有李元度独领一军，四面迎战，方可稍解倒悬之危。江西巡抚就曾上疏称赞李元度：“以三千疲饥之卒，当悍贼数万，自有战争，未之前闻。”
但心存大志的李元度并不满足于作为一支“亲兵卫队”，几个月后，便率平江勇移师湖口，国藩再三劝止未果，从此二人分离，各据一方。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李元度“翅膀硬了”，想“另立山头”，而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
王尔敏先生对此有过精到的分析：
元度带兵，转战江西各地，亦渐趋于独立发展，而与国藩大营相去日远，实因当时军务动向关系，各方求兵孔急，东遣西调，不免竟失组军原旨，而渐形成湘军之一分支。此在湘军发展过程，自不乏类似前例，且亦并为湘军扩张之一种必然途经。
这期间，曾国藩与李元度虽然各据一方，聚少离多，但毕竟相去不远，情谊依旧。所以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因父丧，坚意丁忧，未及清廷批准，便与曾国华离开湘军大营回籍守制时，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李元度。
曾国藩为自己匆匆离军，使元度失所依恃而深感不安，认为对不住当初患难相从、荣辱与共的好哥们。故于行前，再三致书元度，殷殷道其委屈，申其系念愧疚之情：
足下系因国藩而出，辛苦磨折，誓不相弃。今国藩迫于大故，不克相依共命，实深愧负。抚州各战，尚未保举，并负麾下士卒。临风无任歉疚。统惟心鉴。
及返故里，咸丰七八年间，悬念如故，并屡屡告知诸弟，让他们亲近李元度，由此可见曾李二人关系之契谊深厚。
咸丰七年（1857）六月，曾国藩因向清廷索要地方实权未果，弄巧成拙，被咸丰皇帝削除其兵权，准其在籍终制。
曾国藩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他闲居家乡，感怀故旧，念念不忘的还是与自己患难与共、情谊深厚的李元度，他在给元度的书信中写道：
自维即戎数载，寸效莫展，才实限之，命实尸之，即亦无所愧恨。所愧恨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彭玉麟），鄙人皆有三不忘焉。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又在《复方李次青太夫人书》中指天誓日，不忘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与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信的结尾说：
闻次青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曾国藩还曾先后三次致书四弟曾国荃，述及自己愧负元度。十月初六信中说：
锋镝之中，极为危险，家庭之内，极为安乐，弟又何必与军事连在一起？李次青上年发愤带领兵勇，历尽千辛万苦，前些日在抚州一次败仗，就身辱名裂，不但官绅议论纷纷，就连他本县平江的兵勇也怨骂交加。用兵如用火，容易见到过失，难以见到功效。弟的才能不及次青，而所处地位，还不如次青能自行其志，如屯兵于吉安城下，久久不能决定自己去向，把小仗小胜作为功苦，把劝捐办团练作为能耐，对内有背于兄弟相助之情，对外造成骑虎难下之势，无论私情还是公谊，两方面都不无可取之处。
咸丰八年（1858）正月十一日信中说：
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愧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
二月十七日信中又说：
次青非常之才，带勇虽非所长，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其在兄处，尤为肝胆照人，始终可感！兄在外数年，独惭无以对渠，去腊遣韩升至李家省视其家，略送仪物，又次青约成婚姻，以申永好，目下儿女两家，无相当者；将来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与订婚，兄信已许之矣。
曾国藩在给他人的信中也说：
李君次青，从弟多年，备尝艰险。上年弟以忧（指丁父忧）归，李君力撑江省之东路，为人所难，百折不回，弟愧无以对之，寸心抱疚。
在曾国藩的极力促请下，李元度终于由胡林翼奏保入浙江参与防御，并济以军饷。元度在浙西防守广丰、玉山，连日力战却敌，解浙境之危，得到了当地官民称颂，声名大振。浙江巡抚向清廷保奏其为道员，不仅苦尽甘来，建立勋望，而且为他以后多次为浙省大吏所器重，埋下了伏笔。
咸丰八年（1858）五月，在胡林翼、骆秉章等人的联合奏请之下，清廷重新起用曾国藩，令其督军援浙。七月下旬，曾国藩行至江西，闻李元度在浙江大捷，喜出望外。在给诸弟的信中，其欣喜之情，仍依稀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