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收兑法币，套取外汇，后又争购战略物资，搜刮沦陷区人民财产，扰乱中国金融秩序，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伪中储券仅在少数地区流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1942年8月，不仅在陇海路以南所有日军占领区流通使用，而且成为唯一的通货。1942年3月23日，伪财政部宣布中储券与法币脱离等价，比价为77：100；3月27日，周佛海发表声明，禁止法币流通。至1943年2月15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及苏浙皖三省等沦陷区先后被全面禁止使用法币。日本投降后，伪中央储备银行于1945年9月被中央银行接收。
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祖国大陆战局的发展和一城一地的得失，牵动着海峡对岸台湾同胞的心。他们响应国共两党的召唤，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大陆参加抗战，总数达5万余人。台湾同胞回大陆参加抗战后，先后组织了民族革命总同盟、青年革命党、国民革命党等政团组织。1940年3月2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革命党等5个政团在重庆联合组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主张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势力，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之统治，争取台湾同胞之自由解放；同时加紧动员台胞，扩充台湾义勇队，协助祖国英勇将士，驱逐倭寇出中国。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的任务是：（1）促进成立革命政党；（2）建立祖国与台湾的正常关系；（3）发展台湾内部革命斗争；（4）开展前方及沦陷区台胞的革命工作。
年2月10日，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改名为台湾革命同盟会。该会由执行委员、监察委员25人组成。总会设主席团，负责全面工作，谢南光任主席团主席。下设总务部、组织部、宣传部及行动部，分由郭天正、谢挣强、林哨鲲、李万民负责。总会设于重庆，各地设立分会或直属区分会。
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后，于1944年在重庆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拥护祖国抗战，要求光复台湾"和"建设自由平等进步康乐的新台湾"为斗争目标。该会以光复台湾相号召，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并制定了发动台胞抗拒缴纳赋税、反对抽征壮丁来大陆征战与开拓、组织被征来大陆的台胞哗变、破坏台湾的生产与交通、扩大台胞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扩大反法西斯宣传、扩大阿里山区的游击队、统一台湾的革命组织等十大行动纲领。台湾革命同盟会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光复台湾之唯一途径。要求加紧团结台湾各族各界反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积极参加祖国抗战，以促日寇早日灭亡。该会成立后，积极推动大陆和台湾的抗日斗争，直至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光复。
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占领区推行了两年之久的"治安肃正作战"遭到失败后，为确保其在华北的占领地，使华北沦陷区成为其进行长期战争的物资供应地，开始推行更为凶残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2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决定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在华北地区开展5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为此，要求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扩大、加强民众组织；治安军、警备队单独或与日协同进行讨伐及示威行军等。其后，日军又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规定：第一年要使治安区扩大到20％，准治安区为50％，非治安区为30％；第二年要把治安区扩大到40％，准治安区降到40％，而非治安区降至20％；第三年则要求治安区占70％，准治安区占20％，非治安区占10％，使华北局势与伪满洲国相似。日军还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叫嚣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一元化的总力战，以达到"确切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
日军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三种不同地区，并施以不同的办法。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办法和户口调查，推行连坐法，设立联合乡、集团村，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企图肃清抗日分子和抗日活动。同时，对人民进行欺骗宣传，攻击八路军和共产党，宣扬"王道乐土"，建立与发展敌伪统治下的所谓群众团体。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怀柔政策与治安区相同。恐怖政策为，修筑封锁沟墙和碉堡，实行绝缘政策，强迫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将群众集中赶进四周筑有高墙深沟的"人圈"。人圈内的人不能与外界接触，不准种10里以外的土地。将所有的壮丁编入自卫团，晚上值勤巡逻，白天罚做苦役。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以"思想犯"、"政治犯"、"通匪犯"、"运输犯"等名目任意杀害居民。还不时派出快速部队，在划定的无人区内反复进行搜检，名日"剔抉"。1942年春，日寇从古北口到山海关的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长700里，宽五六十里，面积达4.2万平方里的无人区。对非治安区，日军以"扫荡"为主，采用分进合击、梳篦式"清剿"、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方法，并在"扫荡"中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从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伪在华北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摧残、劫掠和屠杀。
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3月20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从3月30日至4月3日，在华北进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这次"治安强化运动"时间虽短，但对抗日力量的摧残却极其严重。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941年7月7日开始，为期2个月，至9月8日结束。以"实行剿共，巩固治安"为重点。其问，将华北所有保安警防队集中编制，华北各伪宣传机关成立华北宣传联盟，并在河北伪省府成立"强化治安运动河北本部"。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941年11月1日至12月5日，重点是配合对华北各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彻底进行经济封锁和物资掠夺，对敌占区内实行对食盐、火柴、石油、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以经济手段配合政治措施，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942年3月30日开始，为期2个半月，至6月中旬结束。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兴亚院联络部指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出面领导，以新民会为核心力量，提出"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的口号，以期实现把华北广大地区变为日本侵略战争后方基地的目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942年10月8日至12月10日，以摧毁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力量，开展收粮工作，达到所谓"确立大东亚战争必胜的协力体制，彻底剿灭共军，提高民众建设新华北的意志"为目的。
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华北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创造了一整套对付敌人的办法。在解放区，针对敌人的"扫荡"，八路军部队以一部力量分散与民兵相结合，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作战形式巧妙地杀伤敌人；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抢不到粮食、物资；大部分主力则跳到敌后之敌后，主动地造成敌人的混乱与恐慌，然后灵活集结主力，相机消灭敌人。在游击区，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采取"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在敌人点线正面，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密切配合，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如敌深入，则实行围困，迫敌撤走，或集中兵力袭占，或围点打援，迫使敌处于被动地位。在敌人点线后面，以武装深入敌占区，推翻伪组织，使敌腹背受攻。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组织敌后武装工作队，向敌后之敌后展开全面攻势。华北抗日军民经过万余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沦陷区人民面对日军的恐怖政策和怀柔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日伪的反动阴谋宣告破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哀叹：农民对运动的推行并不认真，城市居民和知识分子也态度冷淡，就连在第一线指挥的官吏也有漠不关心、袖手旁观的。
上高会战
侵华日军为巩固南昌外围据点，打击赣西北中国军队，攻占锦江与赣江间腹地，决定在将驻防江西安义的第三十三师团主力调往华北之前，对正面的中国驻军发动一次攻势，占领中国第九战区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上高。日军具体部署是：以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和第二十独立旅团分北、中、南三路，对上高分进合击，消灭第十九集团军主力。面对日军即将发动的进攻，中国军队沿锦江南岸布置防线，以第四十九、第七十、第七十四军担任守备任务，并拟在第一、第二线阵地予日军以重大消耗，在第三线阵地与日军决战。
月14日，上高会战开始。日军分3路向上高地区发动进攻。北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自安义向奉新、棠浦进攻；中路日军第三十四师团自南昌以西万寿宫附近沿锦江北岸向高安、上高进攻；南路日军第二十独立旅团自锦江、赣江合流处的夏口南渡锦江，向灰埠方向进犯。日军发起进攻后，中国军队沿线逐次抵抗。北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发起进攻后，中国军队凭借潦河两侧高地进行抵抗，并后撤诱敌，使日军渡过锦江。18日，日军占领赣西上富后，认为协助第三十四师团作战任务已完成，遂后撤，准备于4月中旬调往华北。中路日军于3月17日攻占高安，并向官桥、泗溪进犯，另一部向樟树、泉港进攻。中国军队死守上高外围核心阵地。南路日军于3月15日突破锦江南岸，向猪头山等地进攻，被中国军队阻于来春岭、猪头山一线。21日经灰埠渡过锦江北岸与中路军会合，向第十九集团军阵地泗溪、棠浦进攻。第十九集团军以第七十四军坚守中心阵地，以第四十九、第七十军由南向北向中压迫，包围日军。
月21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变更战斗部署，在锦江南岸采取攻势，在北岸采取守势，以确保上高。3月22日至24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由师团长大贺亲自督阵，在数百架飞机掩护下，向上高地区守军第七十四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中国军队拼死力拒，虽血肉纷飞、伤亡惨重，仍不后退。24日战况最为激烈。日军出动飞机百余架，反复狂炸第五十七师下陂桥阵地和第五十八师白茅山阵地，投弹1700余枚，守军阵地大部被毁，人马伤亡惨重，第七十四军预备队先后与敌肉搏7次，毙敌2000余人。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第七十、第七十二、第四十九军已进至日军侧后，形成包围之势。24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突围未成，大贺急电汉口第十一军司令部求援。第十一军司令部急调北路第三十三师团紧急驰援。第三十三师团一部自奉新再犯伍桥河、村前街，分向棠浦、官桥急进，以图解第三十四师团之围。中国军队放开北翼，让增援日军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会合于棠浦后，再度包围之。3月26日，中国军队展开反击，第五十七师推进至泗溪、良口一线，压迫敌之左翼；第五十八师收复云头山、罗坑等地，包围敌之右。翼；新十五师进击南坑、罗南坑；第一。七师克复胥家陵、亘离楼、谢西等地。这样，日军被合围在南北直径不满5公里之圈内。27日，日军后退不支，尽全力从我军薄弱环节谢楼附近突围。中国军队乘势攻击，占领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大贺指挥所毕家。28日，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进迫官桥，击毙日少将指挥官岩永，并克复官桥。29日，中国军队以第四十九军为右追击军，沿湘赣公路，经高安、大城道向牛行追击；第七十军为左追击军，沿伍桥河、奉新向安义追击。30日，日残敌溃逃；31日中国军队克复高安。4月2日，克复新奉、万寿宫，恢复战前态势，上高会战结束。是役，共歼日军1.5万余人，缴获大炮10门，机枪1000余挺，使日军北调的第三十三师团伤亡过半，减轻了华北战场我军的一定压力。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由于国民党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制造国共两党危机，中间党派对蒋介石的幻想落空。为调解国共冲突，联合各民主势力进行自保，国民参政会部分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39年10月9日，黄炎培、梁漱溟、梁仲华、李璜在讨论国内时局时，黄炎培建议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七君子派、大学教授派、乡村建设派于适当时机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各党派精诚团结，戒绝国内斗争。10月中旬，黄炎培、梁漱溟、李璜、晏阳初在重庆聚会，决定分头联络各中间党派领导人。经过紧张的筹备，11月23日，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通，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无党派人士张澜、光升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会上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12条和《简章》，宣布组会宗旨在于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国事探讨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11月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立场。蒋介石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而且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肆行高压政策。民主党派为加强团结合作，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决定实行联合。1940年12月23日，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秘密集会，商定将1939年10月筹建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民主政团同盟。25日，黄炎培又与冷通、江恒源等商谈组织民主政团同盟事，并取得一致意见。与此同时，章伯钧、丘哲也积极活动。皖南事变发生后，各民主党派从这场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痛感有加强团结的必要，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更密切地合作。章伯钧、丘哲、左舜生还与周恩来交换意见，盼中共给予切实援助。中共表示赞同。在此基础上，1941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黄炎培、梁漱溟、张澜、罗隆基、章伯钧等人连续召开筹备会议，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政治纲领，章伯钧、李璜、罗隆基起草组织规程，并酝酿了领导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