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在抗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中国的抗战局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内政治力量出现了新的组合。
在政治上，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关系面临破裂的边缘。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通过重建新四军军部、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等措施，迫使蒋介石收敛其反共活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在极困难的局面中保存下来。面对困难，中国共产党实施精兵简政、建立三三制政权、公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间党派对蒋介石希望落空，台湾革命同盟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国内政治力量出现重大分化。
在军事上，日军继续保持对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攻陷香港。正面战场进行了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打击了日军。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在敌后抗击日军侵略，八路军在华北开展反治安强化运动，新四军在华中进行反清乡斗争。
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以克服经济困难。重庆国民政府全面实施田赋征实和专卖制度，并与美、英达成平准基金协定。
在外交上，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日、德、意宣战，国共双方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盟军合作抗日进行积极的努力，中国抗日战争纳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之中。中美英苏进一步加强合作，四国军事会议召开；飞虎队成立，以加强空中攻击和运输力量。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召开。美、英宣布撤废在华特权。
在文化教育上，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延安大学开学。
年是克服困难、转向胜利的一年。
皖南事变
9月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后，日本为施行南进政策，急欲结束中日战争，因而加紧了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英美则要求中国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这样，就从客观上加重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地位，蒋介石认为这是打击共产党力量的大好机会，乃于1940年10月19日指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致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的皓电，诬指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面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对皓电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佳电表示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关于北撤路线，中共中央提出，一由皖南原地经铜陵、繁昌直接北渡皖北；一经苏南，然后由镇江过江到苏北。经国民党同意，新四军决定经苏南北移。
尽管中国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但蒋介石蓄意要消灭中共在南方的抗日武装。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拟订《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分期迫使共产党军队撤至黄河以北。计划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部于2月28日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齐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底以前全部撤至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手令长江以南新四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1941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黄河以南八路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同时，蒋介石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立即解决江南新四军。顾祝同遵令在皖南集结了7个师8万人的兵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
为使皖南新四军迅速北移，以免遭国民党军的夹攻，毛泽东、朱德等指示新四军迅速渡江，绝对不要延迟，但项英拒不执行中央迅速北移的指示。12月14、24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两次指示叶挺、项英立即北移，但项英仍拖延北移。12月26日，中共中央对项英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项英才决定新四军于1月初开始北移，但这时国民党军聚歼新四军的部署已基本完成，一场恶战难以避免。
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出发，计划经茂林，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广德、郎溪到苏南溧阳，然后从镇江渡江北上。5日，新四军到达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袭击。6日，上官云相等部8万多人，在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下，向茂林地区新四军皖南部队发起突袭的总攻击。新四军被围后，仓促应战，英勇自卫，寻机突围。但由于决策犹豫，致国民党军逐渐合围，失去突围时机。8日，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临危动摇，离开部队。新四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9日突破重围，过青弋江，入石井坑固守。10日以后，部队给养困难，在此情况下，叶挺致书上官云相，望以抗战大业为重，不再自相残杀，并表示愿往其总部相商。上官云相回信表示欢迎。13日，国民党军发起总攻，新四军主要阵地被突破，转移途中又遭国民党军堵截包围。在此情况下，叶挺被迫于14日到上官云相总部谈判，当即遭扣押。新四军皖南部队虽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至14日，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除黄火星、傅秋涛率1000余人突围外，其余7000余人被俘或牺牲。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于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诬称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至此，国民党反共达到顶点。
面对国民党制造的千古奇冤，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中央除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坚决自卫外，在政治上进行了猛烈的反攻。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上无情地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的倒行逆施；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充分提高警觉和加强作战的充分准备；在国民党统治区采取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斗争。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要求陈毅等人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同日，中共中央还决定刘少奇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23日，陈毅等17名新四军将领发表就职通电，声讨反共顽固派。28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重建。同时，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整编为7个独立师和1个独立旅，组成新四军主力部队，兼辖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5个军区。第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政委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全军共计9万余人。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12条，内容包括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处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平毁西北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和《新华日报》也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1月18日，《新华日报》开天窗刊登了周恩来手书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两段话。中国共产党重建新四军和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12条的决策，赢得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给蒋介石反共气焰以沉重打击。
皖南事变发生后，震惊了国内外。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也纷纷反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资产阶级中间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国际舆论也纷纷责难蒋介石国民党破坏抗战、反共的反动行径。所有这一切，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被迫缩小事态。1月28日，蒋介石在演讲中称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肃军纪，不牵涉其他问题。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为掩饰在皖南事变中的罪行，诱骗中共七参政员出席，遭到拒绝。2月28日，中共参政员提出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临时解决办法12条，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军事进攻，承认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释放皖南事变中被捕干部和士兵，发还所有枪支，释放叶挺等。蒋介石没有接受，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从而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蒋介石。在3月6日国民参政会演说中，蒋介石被迫表示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保证以后决无"剿共"军事。会议仍选举董必武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至此，蒋介石以皖南事变为中心的大规模反共活动被打退。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为解决侵华军队的军事费用的需要，在其占领区强制推行"军用手票"，简称"军票"，属于不兑换的纸币。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于1938年3月10日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与日元同值，在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使用。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于1938年5月16日成立华兴商业银行，发行华兴券，流通区域为上海、南京及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军票、联银券、华兴券的发行，满足了日本占领区经济掠夺的需要，破坏了中国的法币制度，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混乱。
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后，在与日本筹商建立伪政权的过程中，曾计划成立伪中央银行，以确立伪政权的金融基础。1939年12月30日日汪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规定，除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属的华北地区继续行使联银券并承认联银制度外，原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设在上海的华兴商业银行须继续存在。如果新中央银行成立，新币发行时，取消华兴商业银行的发行权，已发行之华兴券须收回。应积极维持军票之价值，并以此作为由日本输入物资的决算手段。汪伪政权建立后，1940年4月11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任命以周佛海为主席、钱大槐为副主席的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1940年5月3日，周佛海召集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伪银行名称为"中央储备银行"，定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但日本军方担心伪中央银行成立后，影响军票的发行，一度反对成立伪中央银行。7月15日，日本政府同意汪伪政权成立中央银行，但对其作了非常苛刻的规定：必须聘请日本人作顾问；外汇须存于日本方面的银行；中方为军票对策的实施，应对日方提供一定数量资金的协助；确认日方在军票对策上所采取的各项施策，并承认将来有权扩张军票对策的有关措施；中方有关新币的流通地区及发行量，应随时与日方商议；中方如实行与军票对策有影响的措施时，须事先与日方协商；新中央银行的运营，不但不与军票对策抵触，而且须以相互协力为宗旨。10月2日，日本成立新中央银行及新通货对策委员会，作为支持汪伪政权成立中央银行的指导机关。12月6日，该委员会作出了《中央银行详细指导暂行要领》，规定了新中央银行及其发行的新通货的职能，以及与联银券、军票间协调事项和流通区域等。12月17日，周佛海与日方签订《关于成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规定，中方聘请日人一名为最高顾问，及顾问和辅佐若干人；有关银行的营业、理事会的重要决议，对政府的贷款及公债的承受，国外汇总和外国银行的关系事项，有关法币、军票、日本通货事项，与蒙疆及华北的关系事项，都必须经顾问的咨询与同意。根据这些规定，伪中央储备银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进行残酷掠夺的金融工具。《觉书》还规定，伪中央储备银行由日本斡旋向华兴商业银行借款5000万元；保有的外汇须存入日本银行，由双方组成外汇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确认军票与联银券的现成事实，并维持其价值。
年1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宣布成立，总行设于南京中山东路1号，周佛海为总裁，钱大槐为副总裁。伪中央储备银行对外宣称"中华民国国家银行"，业务范围分特殊业务和普通业务两类。特殊业务包括：发行本位币及辅币之兑换券；经理国库；承募内外公债并经理其还本付息事宜。普通业务包括：经理国营事业款项之收付；管理全国银行准备并经理各银行汇拨清算事宜；代理地方公库及公营款项之收付；经收存款；伪国民政府发行或保证之国库券、证券、公债及息票之重贴现；国内银行承兑票据及国内商业期票、汇票之重贴现；买卖国外支付汇票；买卖国内外殷实银行之即期汇票、期票；买卖伪国民政府发行或保证之公债库券；买卖生金银与外国货币；办理国内外汇兑及发行本票；办理以生金银为抵押之放款；以伪国民政府发行或保证之公债库券为抵押之放款；伪政府委办之信托业务；代理收付各种款项等。
伪中央储备银行除在南京设总行外，又在上海设分行，并在苏州、杭州、蚌埠、芜湖、南通、无锡、嘉兴、常熟、太仓、扬州、镇江、广东、汉口及东京等地设立支行或办事处。流通区域为上海、南京、杭州及苏、浙、皖、粤、鄂等日军占领区。伪中央储备银行开业时，号称资本金1亿元，但实际上除有200万元的开办费外，其余款项不过是在日本正金银行办理了内部转帐。开始发行壹元、伍元、拾元3种兑换券和壹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5种辅币券；后又发行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券。总行设业务、发行、国库3局及总务、秘书、稽核、调查4处，均在上海办公，后又添设信托局及旧币整理委员会。中央储备券发行后，与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等价行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