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的勋章
杨绛的翻译生涯开始得很早，可追溯到她还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当时她跟钱钟书确立了恋爱关系。一次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随手拿出一本英文刊物，让杨绛翻译其中的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说《新月》要发表此篇译文。
杨绛心里明白，这可能是叶先生要考考她这个钱钟书的未婚妻是怎样一个水平。她便答应下来，好好完成这个"考试"。但是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翻译这门学问，虽然之前学的是政治，但她并不是很有兴趣。她大略读了一下这篇文章，晦涩难懂，但这是"考试"，必须要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才行。当她硬着头皮交稿给叶公超的时候，叶先生却夸她译得"很好"，并且没过不久，《新月》就真的发表了她的这篇译文。
《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编委会的领导林默涵先生之前看过杨绛翻译的作品──《吉尔·布拉斯》，便决定由她来翻译《堂吉诃德》，之前并没有规定采用哪个版本作为翻译的对象，杨绛经过多方比对，觉得各有千秋。
《堂吉诃德》在西方文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哈姆雷特》、《浮士德》都堪称经典之作。
为了更准确地翻译《堂吉诃德》，杨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因为之前对多国语言有学习的经验，所以自学起来相对比较轻松。一九六一年开始翻译，直至一九六六年，她完成了整本书四分之三的内容，因为"文革"，中间停滞了很久，一九七六年才完成全部的翻译工作。
最后杨绛决定翻译西班牙原版，这样最靠近作者本意，版本就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著的最权威的版本。
因为对学习语言的痴迷，他们两个人还有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两个人在泡脚的时候发明了一个游戏。钱钟书使用意大利文，杨绛使用西班牙文，一个人说一个词，另一个人需要用自己使用的语言说出对应的词，两个人玩得很开心。
在"破四旧"的时候，经常有人破门而入，进行抄家。无论发现任何跟"革命"有关的东西，一律销毁，因为杨绛和钱钟书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问题大部分来自文章，所以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各种有字的纸张。
当时杨绛为了安全，几乎销毁了家中所有带字的东西，包括之前保存了许久的跟家人来往的信件和创作学习的文字资料。她舍不得将翻译了大半的《堂吉诃德》毁掉，这是她两年孜孜不倦的结晶，凝结了她无数的心血。
她想了很多办法，用很厚实的牛皮纸把文稿死死地包住，然后用绳子"五花大绑"，仔细地藏起来，如果这些稿子被发现，里面的内容会被认定为是"黑稿子"。
厚厚的稿子很有重量，杨绛双手抱在胸前，挤上了公交车。她打算去办公室，交给可靠的人保管。之前办公室的组秘书对待她还算友好，希望他能帮自己这个忙，但是组秘书表现得模棱两可，这东西像个定时炸弹，他不敢收留。
后来，译作《堂吉诃德》交给了小C，之前他还只是个通信员，经过"改革"如今已经很有地位，但是他所在的队伍认为《堂吉诃德》是"黑稿子"范围内的，就径直拿走了，杨绛站在那里，愣住了。
后来，杨绛又经过多次"教育"，组织上要求杨绛去掉自己脑袋中的"黑思想"。杨绛就想向组织申请，能不能暂时把之前收缴的稿子还回来，好让自己对照自己之前的"黑稿子"修正自己的错误思想。组织的答复是："黑稿子"太多，一下子找不到了。
再后来，杨绛被安排打扫女厕所，她每天都边"工作"边搜索自己的稿子的踪迹，希望能找到它。她借口擦擦玻璃或者打扫窗台，就进入房间寻找，找了很久。
直到有一次，一个偏僻的储藏室需要打扫卫生，她打扫废纸堆的时候，居然看到了自己当时五花大绑的稿子，她激动得像是找到了失散的亲人，紧紧地抱在怀里。
不能再把稿子留在这里了，她十分不放心，担心再分开今后就找不到了。她决定先放到女厕所，然后伺机带出去。负责看着她的是个年纪偏大的老干部，她趁着老干部转过身的时候刚要往外走，被另外一个人看到了。
那个人大声问她："杨季康，你要干什么？"
这时候老干部回过身看到了站在身后的杨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杨绛说："这是我的稿子！"老干部看到她抱着的东西，一下子明白了杨绛要做什么，语气平和地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
杨绛把稿子抱得更紧了，虽然万般不舍，但也只能交出去，老干部答应杨绛可以把稿子暂时放在这儿。杨绛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担心不够好，最后选择了柜子的顶上，才落寞地离开。
又过了一段时间，思想改造的风潮渐渐退去，一切已然趋向平静。杨绛心中一直放不下的稿子依然在外流浪，她试图找回，一直未果，直到遇到了之前那个组秘书，这时此人已经成为学习小组组长。一天，杨绛趁着晚上学习的时候，写了个字条给他，请求找回自己的稿子。
第二天，他就真的把稿子找到了，交到了杨绛的手里。杨绛激动得不知如何表达，只是紧紧地抱着它，心想它终于回家了。
后来杨绛经历了下干校的"冷却期"，再看自己之前翻译的稿件，不太满意，决定重新提升一下翻译的程度。
一九八七年，《堂吉诃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出版。它的出现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中译本的《堂吉诃德》很快也受到了西班牙方面的高度肯定。先后被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库"、"名著名译"、"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等，总印数达七十余万册。
《堂吉诃德》定稿的时候，钱钟书的《管锥编》的手稿校对工作也刚刚结束，钱钟书提议，他跟杨绛交换题签。杨绛笑着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钱钟书答："留个纪念，好玩儿。"这对文坛的"神雕侠侣"如此"笑傲江湖"，让人艳羡。
五月，西班牙访华的先遣队来到中国，正赶上北京书店门前排长队购买《堂吉诃德》的盛况，让这个先遣队印象十分深刻。这一年六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因杨绛在中国与西班牙文化交流上作出的贡献，她被邀参加国宴，邓小平问她："《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一言难尽，杨绛只简单答了句："今年出版的。"一九八六年十月，西班牙国王亲自颁奖给七十五岁的杨绛。杨绛获得"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杨绛回忆自己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制订了详细的翻译计划，毕竟这是个庞大的工程，"我翻译的时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都要将几个甚至整段文句子拆散，然后根据原文的精神，按照汉语的习惯重新加以组织。"这无疑十分耗费时间和精力，也很考验译者对两种语言的运用能力及了解深度。
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她每天只翻译五百字左右，字字珠玑！一个句子，她会有好几种翻译的方式，经过细细比较，选择她认为最合适的，如果都不满意就重新查资料翻译，力求完美，几近苛责，追求"信""达""雅"。七十二万字的稿子，前后二十年才完成。
她所理解的翻译，不仅仅是将异国的单词换成中国的汉字，而是同样的故事或者事件，用同样精美的汉语言文学方式表达出来。她说自己是"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原文"主子"，还有译文读者这个"主子"，力求双方都满意。
杨绛不仅翻译了《堂吉诃德》，还围绕着整本书，发表了一组论文，阐述整个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存在意义。
因为这部作品，杨绛也被推举成为中国翻译家学会的理事。
《斐多》是杨绛翻译的另一部作品，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柏拉图，是一部哲学作品，讲的是苏格拉底就义时，与门徒就灵魂是否不朽的事情展开的对话，最后饮鸩赴死。原著的语言是她之前不懂的古希腊文，她选择了这个困难的"课题"来做，依然坚持不刻板地按照原文的每个单词翻译，更注重文章的整体性和易懂性，让人们读起来能够理解原作者的本意。翻译这部作品，也让杨绛经受了一次思想和灵魂的洗礼。
这部作品出版后，被很多读者喜欢，被称赞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台湾女星林青霞曾经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坦言，自己很希望成为杨绛一样的作家，"她翻译的《斐多》让我很震撼，我买了很多送给朋友。"
《堂吉诃德》出版之后，引起西班牙的重视，当时通过驻华大使多次邀请杨绛出访西班牙，前后邀请了三次，前两次杨绛都礼貌地拒绝了。第三次邀请，杨绛心中不忍再次拒绝，自嘲"赖不掉了"，钱钟书打趣她："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于是在一九八三年，杨绛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出访西班牙，并有很大的收获。她利用各种间隙，去解决自己翻译时候遇到的问题，一些词在她翻译文章的时候叫不准，而当时的字典单词量有限，有些词没有在其中。
例如，在翻译《堂吉诃德》的时候，堂吉诃德口中总出现一个名字──"托斯达多"，读起来类似"多斯达笃"。她经过多方查找，这个多斯达笃是西班牙阿维拉主教的译音，而托斯达多只是个绰号，意思就是"焦黄的脸儿"。出访的时候，心细的她在餐桌上发现了一个包面包的玻璃纸，上面印着"Pantosotado"，里面包着的面包，就是焦黄的颜色。
在之后游览托雷多古城大教堂的时候，她请教了当地的导游，才知道托斯达多是一位吉卜赛混血儿，所以脸色焦黄，有别于西班牙本地白人的脸色。他也是位出名的作家，也是第一位出现在我国文献里的西班牙作家。
这次出访，杨绛专门去塞维利亚的印第安档案馆寻找塞万提斯的相关资料，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当馆长得知这位东方女性正是《堂吉诃德》中文本翻译者的时候，很感谢她的贡献，并复印了一份塞万提斯的亲笔申请书，因为是原文稿件，上面的签名依然清晰可见，十分珍贵。
杨绛的口才也十分好，总是能几句话就抓住大家的兴趣点。在塞万提斯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的纪念会上，主办方邀请杨绛出席，并希望她发言。
当天参会的都是拉丁美洲各国的大使，第一位发言的人主要介绍塞万提斯的生平简介，气氛十分沉闷，大家也都没什么反应。杨绛发言的时候，几句话就获得了满场的掌声。
她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就是说，天上的日子愉快，一眨眼就是一天，而人世艰苦，日子不那么好过。我们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塞万提斯离开我们人世，已三百六十六年，可是他在天上只过了三百六十六天，恰好整整一年。今天可以算是他逝世"一周年"。我们今年今日纪念他，最恰当不过。"
现场嘉宾无不为这精彩的讲话鼓掌大笑，本来外文委觉得三百六十六年不是整数，没什么开的意义，一下子被杨绛解释得如此巧妙，十分敬佩。西班牙大使也为这精妙的解释吸引了，上场时只是简单的握手鞠躬礼，下场时大使行的吻手礼，他的夫人跟她热情地拥抱。
到英国伦敦出访的时候，杨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专挑在国内没法找到的书，想尽快都看完，免得留遗憾。到了伦敦，便省一切能省之事，只扑进大英博物馆。回国之时，带得最多的也是各种期刊书籍，满载而归。
杨绛和钱钟书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大使，多年的留学经验以及后来的文学研究、创作工作，让他们深知，掌握外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经常鼓励年轻人："多会一门外语，好比多一把金钥匙，每把金钥匙都可以打开一座城门。城里有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好像一个大乐园。你们如果不懂外语，就会比别人少享受很多东西。"
她用亲身的经历讲给年轻人听，希望大家少走弯路，不要放弃重要的东西。亲切的"现身说法"让听者受益匪浅，也让更多人投入外语学习中来。
从前有个女儿叫阿圆
杨绛的小说创作也没有停止，在出国之前她已经发表了《璐璐，不用愁！》，这让她一直对小说的创作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一九八一年，她开始整理自己的小说作品《倒影集》，旨在把自己比较优秀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发表，作品以描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生活故事为主，包括《"大笑话"》、《"玉人"》、《鬼》、《事业》，还包括了之前的《璐璐，不用愁！》，并于次年出版。
作品一直保持着杨绛诙谐、幽默的叙述方式，征服了很多的读者。其中《"大笑话"》是钱钟书认为她写得最好的一篇中篇小说。文章看起来夸张，却十分幽默，讽刺意味极强，描述了一个由女人们构成的世界，女人们的形象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她们却汇聚成了一幅"百丑图"。
故事的女主角陈倩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在从上海去北京取先生遗物的时候，不料热心肠的太太们给她安排了相亲的约会，一场闹剧就这样上演了。
各路女神仙上演各自的好戏，探听隐私，虚伪自私，互相吹捧……每个人都有心中的小算盘，盘算着别人，也算计着自己，最后发现自己本身就是个闹剧，女人的世界是是非非，最后陈倩上了回去的火车，结束了这场悲剧。
在这个家中，每个人的作品，都会有两个固定的读者，杨绛的作品读者自然就是阿圆和钱钟书先生。阿圆曾经跟父亲聊到他们两个人写作的风格，阿圆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whisky），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钱钟书也认同阿圆的看法，他一直觉得杨绛的散文要好于自己的，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还打趣说要是把自己年轻时候的作品跟杨绛的一起出版，就是自己献丑了。钱钟书是从心里欣赏杨绛的作品，对于外界对杨绛的称赞，他也很骄傲。
转眼几十年，杨绛和钱钟书已到暮年。杨绛开玩笑说，他们已经是"红木家具"。就看起来结实，实际上是用胶水粘着的，一碰就容易散架子，挪不了了。
年轻时候，杨绛身体不太好，吃的东西也不多，一直瘦小。老了之后，倒是钱钟书身体不好，经常感冒，杨绛便跟护士学如何打针，她亲自给钱钟书打。一九九四年钱钟书住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膀胱癌，手术过程中发现右肾萎缩坏死，也一并切除了。
这是一场大手术，尤其是对钱钟书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杨绛担心钱钟书的身体，钱钟书术后五十多天杨绛一直陪在病床前。医生护士看杨绛疲惫的样子，劝她回家休息，换其他人来看一看，杨绛疲倦的面容带着微笑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钱钟书也心疼自己的夫人，看她日夜守在那里，日渐憔悴，便让她找别人来。杨绛不肯走，她不放心别人照顾钟书，只肯亲自来。钱钟书再提这件事，她就聊别的，转移话题，钱钟书也知道是拗不过她的，就没再提了。
钱钟书出院的时候，杨绛本就瘦小的身体已摇摇晃晃，让人看着就心疼不已。
那段时间，为了让钱钟书恢复得更快，心情更好，阿圆回来住了一段时间，周末再回婆婆那去看一下。她总会带些教学的书过来，还会带家里用的日用品，也会带来一些外面的新鲜事儿，讲给他们听，逗他们一笑，一家人在一起总是那么开心。
出院后，钱钟书身体就一直不好，反反复复，不久又进了医院，这次一住就是四年，直到生命走到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