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学传统观念认为：大脑左半球占优势，是高度发达的半球，具有说、写、读、计算以及逻辑思维等功能；而大脑右半球是低级的半球，不具有语言功能，只有空间、形状、色彩等功能。
斯佩里是一位极富独创精神的人，他从不拘泥于前人的经验和理论，大胆地怀疑大脑左半球占优势的理论，并对这种理论提出了挑战。
脑半球之间是由胼胝体来连接和沟通的，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在正常的情况下，来自外界的各种信息经胼胝体传递，大脑的左右两半球就会”息息相通“，也就是说，人的每一种活动都是两半球信息交换和信息综合的结果。因此，如果要比较两个半球的机能差异，就必须在确保两半球的功能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将两半球之间的联系隔离开来。
很多年前，神经外科医生发现，切开大脑两半球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胼胝体，病人的智力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起，这种手术一般都是用来治疗严重的癫痫病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癫痫病发作的时候从一个半球扩散到另一个半球———凡动过这种手术的病人被称为”裂脑人“。
对医学上”裂脑“手术的成功，斯佩里感到很兴奋，因而受到了启发。他认为，或许可以通过对”裂脑人“的研究找到大脑两个半球各自的功能。从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６１年的１０年时间里，斯佩里和他的同事们用猫和狗做了大量的裂脑实验，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以后做”裂脑人“实验奠定了很好的基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斯佩里把”裂脑人“作为大脑两半球各种机能的研究对象。
他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对”裂脑人“进行了视觉、触觉、听觉、情感等方面的实验研究。这些实验的结果表明，左半球是语言区，而右半球只具有处理非发生语言的功能。这一观点是脑科学史上第一次用两个半球分别回答反应的方法。斯佩里通过对裂脑人的一系列测试，终于巧妙地揭开了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各自独立功能之谜。人脑两半球在功能上高度专门化，且两者不对称。它们既互相独立又彼此互补，左半球主要负责抽象思维、符号解释和精细分析，擅长于说、写和数学运算；右半球主要负责空间、知觉和情感等功能，在理解立体图像和空间变化、感受复杂的声音和欣赏音乐、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等方面显然优于左半球。这一观点推翻了１００多年来左半球具有支配地位的传统观念。斯佩里还发现右脑具有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他指出，现行教育体制过多重视左脑训练，忽视了右脑训练，因而他呼吁应加强右脑开发。
千姿百态的遗传基因
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的遗传基因，而父母或前几代人的遗传基因部分是健康的，部分是带疾病的，父母既能将正常体征即健康的遗传基因传给后代，同样也能将带病的遗传基因传给后代，导致后代得同一类型的病，医学上称这类疾病为可怕的遗传病。
据统计，大凡人体各器官和组织，都可以发生遗传性疾病，从皮肤到骨骼，从手指到心脏。患遗传性疾病的人占总人口的１０％以上，正在威胁着数以千万计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遗传病为代级遗传，即有每代遗传的，也有隔代遗传的。也有一些基因突变的遗传病暂时缺乏家族性。
１９１４年，英国的施鲁斯伯里教堂改建，必须要发掘施鲁斯伯里伯爵一世的尸体。这位伯爵生于１３９０年，当时正是英法战争时期，两国交兵，如火如荼，施鲁斯伯里伯爵是这场战争中英国有名的功臣。
无巧不成书，负责这座教堂改建工程的恰好就是施鲁斯伯里伯爵一世的第１４代子孙。这位工程主持人的手指患有先天性畸形———指节关节愈合症。他的左右手的第一、二指完全正常，中指的指关节部分地愈合，第四、五指的近端指关节完全愈合，因而后三个手指不能弯曲起来触及手掌，在外观上存在愈合的关节部位较正常关节略微粗大。将他的指骨特征与伯爵一世尸体的指骨对照，发现了几乎完全一样的指骨畸形。更为有趣的是，墓窖里还有一具施鲁斯伯里伯爵的平卧雕像。颇具写实风格的雕刻家栩栩如生地雕琢了施鲁斯伯里伯爵特有的手指外形，两手第三、四、五指的指关节均比正常指关节稍大。
这表明施鲁斯伯里伯爵所患的指骨关节愈合症经过１４代，仍传给了自己的嫡系子孙，显示了明显的家族性。
要不是科学家们的追踪考察，谁都不知道，１９世纪尊贵的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竟是一位可怕的血友病基因携带者。
维多利亚女皇一生共计生了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长子是个血友病患者，青年时代因练习骑马射箭碰破皮肤流血不止而丧生。她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雅典皇室，生了一个儿子，其命运和他舅舅一样，因皮肤损伤而夭折。女皇的另一位女儿，嫁到西班牙巴本皇室，结果造成巴本家族中血友病的流传。女皇的一位孙女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也患了严重的血友病。
血友病人的特点是”创伤性出血“。当患者在运动或劳动时，如不慎碰破皮肤，就会出血不止。走远路、爬楼梯、踢球、跌跤，口、舌、鼻黏膜的轻微擦伤或咬伤，拔牙、扁桃体切除、脓肿切开等小手术，都可导致难以制止的严重出血。
血友病是伴性遗传病，其特点是男性发病，女性不发病，但她是同病基因携带者，把致病基因传给子女，使她的儿子发病，女儿则成为又一代致病基因携带者。维多利亚女皇一世是血友病基因的携带者，也是引起血友病在皇家家族内流传的肇端者。
无关痛痒的”植物人“
如果我们有一天失去了知觉，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呀！
痛感是皮肤感觉的一种，当皮下游离神经末梢受到刺激时，会产生兴奋，传入到大脑皮层，就会引起痛感。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许多组织都是和痛感有关的。大脑皮层对痛感可起到调节作用，当刺激达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伴有疼痛反应，如局部肌肉收缩、呼吸暂停或加快、出汗等。
可是，你是否知道世界上还有生来就没有痛感的人？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发现了几十个无痛感的人。
英国伦敦的阿卜与姬丝夫妇有一子二女，这三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患了罕见的无药可医的神经疾病———没有痛感。儿子保罗，在６个月大的时候就已表现出与其他婴儿的不同来，父亲踩了他的腿，他一点儿也不知道痛，好像没有受到压力。长到１０个月时，他的下腹出现了一个红色肿块，医生说这是尿路感染的典型症状，可是他从来不叫痛。为他治疗时，１０多只针插入他的手、脚和头部的敏感部位，可他仍在笑。保罗的两个妹妹也都没有痛感，这使他们的父母十分担心，害怕他们玩耍时跌伤、烫伤，因为孩子没有痛感就会对危险失去警惕，很容易发生意外。
在加拿大有个女医生，她生来也没有痛感。不仅划破了皮肤她不知疼，就是电击、针刺等，她也一点不觉得痛苦。
对以上现象应作何解释呢？有人认为，这些人没有痛觉神经；还有人认为，这些人可以像针刺麻醉那样关闭自己的痛觉反应。可是这种现象的生理机制是什么，却至今没有一个完满的解释。
人体的”秘密工厂“
众所周知，人体分泌系统中占有特别重要位置的一种物质是激素。由一种器官合成的、经血液循环作用于另一器官的化学物质被称为激素。激素控制着机体的生长及许多其他功能，但是人们一直到２０世纪初期才真正地了解到它们的真面目。
早在１８８８年，俄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就发现：如果把盐酸放进狗的十二指肠，可以引起胰液分泌明显增加。他认为，这个现象是由于神经反射造成的。可是，实验中切除神经以后，进入十二指肠的盐酸照样能使胰液分泌增加。巴甫洛夫认为是神经没有去除干净的原因。当时还有好几个科学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但由于他们都拘泥于巴甫洛夫”神经反射“这个传统概念的框框，最终失去了一次发现真理的机会。
年轻的生理学家施塔林对这个问题也怀有极大兴趣，但他思想不保守，不迷信权威，大胆设想，革新实验。１９００年，他以崭新的思想方法设计了实验：把一条狗的十二指肠黏膜刮下来，过滤后注射给另一条狗，结果这条狗的胰液分泌量明显增加，无论如何总不能说两条狗之间也有什么神经联系吧。但对这个实验，也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巴甫洛夫就强烈反对。但是施塔林不畏压力，又经过两年实验，１９０２年，他终于和贝利斯一起证实了促胰液激素的存在。当酸性食糜进入十二指肠，肠黏膜细胞即分泌促胰液素，通过血液的运送促使胰腺分泌更多的胰液。
约瑟夫·默里是美国临床移植医师，他首次成功地做了人体肾器官移植术。
１９５４年在前人成果的鼓舞下，默里在世界上第一次在非同卵的孪生子之间进行了肾移植。在移植过程中，对于如何克服临床上出现的排斥反应，有人提出将放射学治疗专家在为某种恶性血液病治疗中获得的经验试用于移植手术，但因当时的动物实验结果还很不稳定，还没有人敢将此试用于人体。然而，默里做出了决定性的行动，他先让移植接受者接受放射治疗作免疫抑制，因为抑制免疫反应是延长移植肾存活必不可少的一项关键性治疗。然后，再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结果，他的手术相当成功，第一次使移植受者活了２４年之久。尽管他的肾移植方法因危险性太大而最终被放弃，但他的首创精神却是手术成功的决定因素，也是临床上最重要的进展。
然而，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器官移植的长期存活率和成功率仍然很低，主要问题是当时的医学界没有找到更有效的药物来解决免疫排斥问题。１９７８年，环孢素Ａ问世，这是新一代强有力的免疫抑制剂，其问世使临床同种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大大地提高。
自肾移植取得成功以后，医学界还进行了其他器官的移植，并取得了成功。目前已开展的有：肝脏、骨髓、胰腺、心脏等移植及心肺联合移植。随着器官移植的开展，将会使更多应得到治疗的患者得到应有的治疗，从而延长他们宝贵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