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比较法并不足以支撑通俗进化心理学宏大的研究计划。通俗进化心理学试图揭示心理特质（比如语言和更高级的认知形式）的进化过程，认为正是这些心理特质构成了人类天性。平克尔就曾经论证说，语言是一个适应器，它可以对有限的词汇进行无限的组合，形成复杂的句子以满足人与人之间的语言通信。也许平克尔是对的，语言确实是一个适应器。但是，为了考察语言为什么会进化，用于解决什么问题时，我们需要对早期的语言使用者进行研究，看看语言到底给他们提供了什么适应性功能。如果采用比较法来分析上述问题，我们应该将人类的一些心理特质和与人类具有同一祖先的其他物种进行比较。这样，问题就来了：在现存的物种当中，和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是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人类和它们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距今６００万年前。即便如此，我们的这些近亲都不具备任何复杂的心理特质（比如语言）。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弄清楚人类和人类近亲曾经面临的环境压力，来了解我们共同的心理适应器是为了适应怎样的环境。相反，我们应该关注的倒是６００万年前，是什么样的环境压力使得人类和人类近亲在进化树上分道扬镳。
如果某个物种在进化树上和人类更为接近，和我们一样拥有更加高级的认知能力，对这个物种的生活方式和生态学进行研究，将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这６００万年来发生的进化事件。所以，通过比较法，也许我们就可以确认该物种和人类共同面临的，而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不需要面对的特定环境压力。满足这个条件的物种只有其他人族（ｈｏｍｉｎｉｎ），比如南方古猿和其他人属物种。然而不幸的是，其他人族动物已经全都灭绝了。死去的人族动物不可能向我们（如实）讲述他们的进化历史。所以，采用比较法来探讨人类心理特质的进化史时，我们还缺乏充分的证据（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语言的进化这个问题上尚存在几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因为没有一个理论能够提供压倒对手的证据）。
不过，在探究特定的人类适应器时，比较法有时的确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正如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哲学家乔纳森·卡普兰所指出的，比较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那些只在部分人群中出现的特征，而对普遍特征无效。导致镰刀形细胞性贫血病的基因是一种抵御疟疾的适应器———当一个人携带有两份该基因拷贝时就会发病，只有一份该基因拷贝时就不能抵抗疟疾。所以，我们可以对拥有该基因和缺少该基因的人群进行比较，得出与该基因相对应的环境压力。
既然比较法可以研究生理适应器，那么认为它可以用来研究某些心理适应器也就顺理成章了。但遗憾的是，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身上的所有适应器，都在全人类中具有普遍性。这样一来，研究者在探讨普遍（但却是人类独有）的人类特征时，比较法根本就派不上任何用场。因此，当通俗进化心理学试图对所谓的普遍人类天性的进化过程作出解释时，它只能停留于主观推测的水平。
通俗进化心理学声称，人类天性是在更新世时期形成的，当时的人类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但是，这种说法在两个时间端点上都不能成立。
毫无疑问，人类的某些心理适应器肯定是在更新世时期才出现的。然而，另一些心理适应器却拥有更加久远的进化历史，比如说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共有的那些心理状态。美国鲍林格林大学的进化神经科学家耶克·潘克斯皮（ＪａａｋＰａｎｋｓｅｐｐ）已经证明，人类有些情绪系统的进化历史比更新世更为悠久。他称之为关心（ｃａｒｅ）、恐慌（ｐａｎｉｃ）和玩耍（ｐｌａｙ）的情绪系统，可以一直追溯到灵长目动物的早期进化过程，而害怕（ｆｅａｒ）、愤怒（ｒａｇｅ）、寻觅（ｓｅｅｋｉｎｇ）和性冲动（ｌｕｓｔ）等情绪系统的进化，则早在哺乳动物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深入认识人类的进化历史，将大大影响我们对人类心理特质的理解。不妨来看看人类的择偶行为。布斯认为，人类的择偶策略是在更新世时期进化形成的，专门用于解决人类所独有的适应性问题。于是，在对人类同时追逐短期伴侣（通常指在一段稳定关系中的短期出轨）和长期伴侣的行为进行观察之后。他把这些行为解释为一组心理适应器的综合运作结果，这些心理适应器可以无意识地计算每一种择偶策略的繁殖收益，当一次短期择偶的潜在收益超出了相应的潜在代价时，这些适应器就会引发个体的背叛行为。
然而，如果我们把择偶行为放到人类存在以前的进化历史当中，我们将会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实际上，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是性行为非常随便的物种，所以当人类祖先踏上一条独特的进化分支时，很可能也携带了类似的欲望机制，倾向于多夫多妻的择偶方式。而后在人类进化史上出现的很多心理特质，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慢慢形成的。有些情绪系统后来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它们有助于伴侣之间的关系愈加稳固。但是，这些情绪仅在人类文明中存在，其他灵长目动物则没有。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欲望机制和上述情绪机制是同时进化而来的，从属于一个综合的择偶策略。相反，它们很可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在不同的进化节点上得以进化，对不同的适应性需求作出应答，并用于截然不同的意图。
倘若上述择偶心理学解释成立，那就说明我们人类的性行为原本就不会”从一而终“。更确切地说，人类拥有各种相互冲突的强烈愿望。早期进化形成的欲望机制促使我们对性关系非常随便，而后来进化出的情绪系统又促使我们和固定对象保持长期的伴侣关系。所以，我们人类出现这样的心理冲突，与其说是因为在更新世时期进化形成的心理适应器使人类无意识地对背叛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计算，还不如说是由于独立进化出的不同情绪机制相互冲突所导致的。
”现代人的头颅内装着石器时代的心灵“，这种说法在进化历史的晚期同样也站不住脚。如果坚持认为人类有适合更新世时期的心理特质，那我们就大大低估了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作用，它们能促使进化速率改变。近期研究已经表明，只需要经过１８代（对人类来说大约为４５０年）的时间，自然选择就可以使一个群体的某些重要特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当然，如此迅速的进化过程，只有当一个群体面临的选择压力发生急剧变化时才有可能出现。但是，毫无疑问，自更新世时期以来，环境改变已经使人类心理所要面对的选择压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突如其来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几乎颠覆了人类的整个社会结构。当人们在解决获取资源、选择配偶、结盟和争取社会地位等问题时，就不得不面临全新的挑战。人类的其他活动（比如盖房子、保存食物、避孕和接受教育等）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选择压力的内容。正因为我们知道某些生理适应器（比如对疟疾的抵抗力）是在更新世之后才慢慢出现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也进化出了相应的心理适应器。
此外，人类心理特质的形成发展是基因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在更新世之后人类基因没有发生什么进化（这一点值得怀疑），但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身上拥有的那些从更新世进化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基因，将会和现在的新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从而产生新的心理特质，这与更新世时期的祖先们所拥有心理特质在很多方面都大为不同。因此，固执地认为我们现在的心理特质仍然适应于更新世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说得过去的道理。
通俗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通过对更新世时期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进行推测，他们已经发现了许多控制着现代人行为的心理适应器。既然这种方法”业已奏效“，那它肯定建立在至少一部分真实的人类进化史之上。上述论点是否可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俗进化心理学家在宣称他们获得了重大发现时，证据是否有力。但是，所谓的证据通常都来自标准的纸笔型心理测试数据（比如由选择题组成的调查问卷），有时也包括少量行为学的数据。我在《不断适应的心灵》一书中对此作过详细的分析，认为这些证据很明显都没有决定性。最近，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哲学家罗伯特·Ｃ理查得森不无戏谑地说，最受通俗进化心理学家欢迎的进化观点，实际上是”对研究结果的推测和意淫“。所谓的证据乍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这并不是因为数据本身足够好，而是因为通俗进化心理学家很少考虑其他的理论解释。不妨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布斯认为，嫉妒是一种进化形成的情绪机制，它能够及时提醒我们防止伴侣的背叛倾向，尽量减少我们在繁殖投资上的损失。他还说，在远古时代，背叛给男女两性带来的损失是不一样的。对男性而言，伴侣的性背叛意味着他很可能抚养着其他男性的子女，白白浪费大量资源；而对女性而言，当她的伴侣和另一个女人发生感情纠葛时，第三者会从她的伴侣身上索取大量资源。实际上，布斯自称确实已经在男女两性中发现了嫉妒这种情绪机制的不同”进化特征“———男性对性背叛的线索更加敏感，而女性对感情背叛的线索更加敏感。
支持上述理论的数据主要来自一些由选择题组成的调查问卷。例如，其中一道选择题问被试者，当他们面对以下两种情形时，觉得哪一个更不能接受：（１）想象你的伴侣对另一个人产生了深深的眷恋；（２）想象你的伴侣正在投入地和另一个人做爱。调查结果显示，更多男性认为伴侣的性背叛比感情背叛更不能接受。
但是，这样的数据根本不足以支持关于嫉妒心理的性别差异假设。事实上，男女两性可能已经进化出了相同的能力，对不同的背叛行为进行评估，看这些行为是否威胁到了他们已经大量投资的现有伴侣关系，让醋意和威胁程度成正比。不过，男女两性对同一种行为的威胁程度具有不同的看法。已有研究表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大家都相信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发生无爱的性行为。因此，男性通常会认为伴侣的性背叛更具威胁性，因为女性的性背叛往往和感情背叛交织在一起；而女性的看法则相反。所以，布斯的问卷调查结果也可以这样解释：这种大家普遍同意的性别差异，影响了人们对行为的威胁性作出的评估。
另外，对于某些与布斯的理论（两性在心理机制的进化上存在差异）不兼容的数据，上述假设也可以提供很好的解释。首先，男同性恋者对性背叛的重视程度比异性恋的女性更低。同时，相比异性恋的男性和女性，男同性恋群体更少认为性背叛会威胁到他们原有的伴侣关系。因此，正是由于男女两性都拥有相同的嫉妒情绪机制，只不过醋意的浓度和性背叛的威胁程度成正比，所以男同性恋者才偏离了常规男性模式，他们并不认为性背叛对伴侣关系具有绝对的威胁性。
其次，当面对伴侣的性背叛时，不同文化背景的男性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比如，只有四分之一的德国男性回答说，伴侣的性背叛比感情背叛更难以接受。有意思的是，布斯和他的同事自己都曾这样写道，”德国人对待性行为，包括婚外性关系的态度，比美国人更加开放“。因此，与美国男性相比，德国男性认为性背叛对伴侣关系的威胁程度比较低，也更少因为伴侣的性背叛而哀伤。文化差异再次证明了我们的假设，醋意的浓度与性背叛对伴侣关系的威胁程度成正比。
不晓得通俗进化心理学家为什么要拒绝承认男性和女性拥有同样的嫉妒情绪机制，而个人态度的不同是因为对背叛行为威胁程度的评估不同。
根据通俗进化心理学的观点，文化差异只是普遍人类天性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产生的结果。虽然他们已经从性别差异中得出了许多哗众取宠的理论，但实际上文化差异的影响更深刻。如果说文化差异是由于共同的天性在不同的输入信息下产生的不同输出结果，那么态度和行为上的性别差异也一样。
达尔文留给我们的宝贵知识遗产之一是，人类的心理是通过某些适应过程进化而来的。毕竟，现代人大脑消耗的能量比一个内燃机还要多———这个器官只占全身重量的２％，却要消耗身体１８％的能量。在人类进化史中，如果它不曾具备什么重要的适应功能，我们现在肯定不会有这么一个器官。
进化心理学面临的挑战在于，它必须把这种普遍事实转换成一套塑造人类心理特质的适应性过程，并找出有证据支持的具体细节。但是如前所述，在最近２００万年间，能够为人类心理适应器的进化过程提供支持的证据却十分缺乏。而且，这类证据很难物化，我们可能已经永远失去了这些证据。关于人类心理进化的诸多知识，我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仅限于推测。这可能是严峻而又残酷的事情。
当然，有些推测十分糟糕，通俗进化心理学的很多推论就大有问题。他们先把更新世时期的历史切分为各种相互独立的适应性问题，然后把心理也割裂成一个个单独的部分，使每个部分对应一个适应性问题；最后，他们试图用纸笔测验所获得的数据来支持前面的假设。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的进化史。进化心理学在这方面应该有点长进。不过，即便它做得再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人类的所有复杂心理特质为什么能够得以进化———也可能永远无法给出答案。
假肢再生的进化过程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胳膊摔坏了怎么治疗呢？还能生出新的胳膊吗？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物种进化的过程就告诉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断肢再生已不是神话。今天让我们看看最早的断肢再生故事。
除了有点细小、表面覆盖着一层黏液，蝾螈的四肢与人类的有很多相似之处：表面覆盖着一层皮肤，内部则由骨骼、肌肉、韧带、肌腱、神经、血管等组织构成。这些组织通过松散排列的成纤维细胞连接在一起，并保持特定形态。
神奇的是，蝾螈的肢体被切除后，会从切除部位长出新的肢体。在脊椎动物的世界里，蝾螈的这项本领堪称绝无仅有。而且，不论肢体被切除多少次，成年蝾螈都可以反复再生。实际上，小蝌蚪在刚开始长肢体时，也具有再生能力，但成年后，这种能力就失去了；哺乳动物尚处于胚胎期时，正在发育的肢芽（ｌｉｍｂｂｕｄ，将来发育成四肢）也能再生，但出生后，这种能力将完全消失。在向高等动物进化的过程中，动物的再生能力明显退化。因此进化地位较低的蝾螈，便成了唯一终生具有肢体再生能力的脊椎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