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原先的那位偷窃者，渡鸦在埋藏食物之前明显会拖延时间（好像在等偷窃者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一旦偷窃者接近埋藏食物的地点，它们便会取走食物。相反，对于先前没有”不良记录“的友好者，渡鸦在埋藏食物的时候就没有明显的拖延，在他接近埋藏食物处时，渡鸦也会无视他的存在。这个实验不仅表明渡鸦在遭到偷窃后会改进埋藏技能，而且还表明它们能够辨别不同的个体。
正如我们描述的那样，野生渡鸦通常成群采食，花费许多时间忙于埋藏食物，以备日后所需。此外，一只渡鸦常常有几十个食物埋藏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只渡鸦几乎都不可能赶走碰巧经过自己食物埋藏点的渡鸦。不过成年渡鸦会把食物分散埋藏，遍布在数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大大降低了竞争者看见自己埋藏食物的概率，也减少了必须赶走的潜在食物偷窃者的数量。当然，在鸟舍范围内，渡鸦通常只能在众目睽睽下埋藏食物，这为科学家们提供了机会，用实验确定渡鸦是否能够像区别对待不同的人那样，根据竞争对手的不同情况（比如它们是否看到自己埋藏食物）来区别对待它们。
科学家们重新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利用已知的、渡鸦能够相互辨别的知识，设定了”知情者“渡鸦和”不知情者“渡鸦：前者能够看到指定渡鸦埋藏食物的地点，后者则无法看到。然后，科学家们把埋藏食物的渡鸦与两种不同的竞争对手进行配对，情况很像他们在观察幼鸦对偷窃者和非偷窃者反应的实验。不过，这些实验要求对鸟舍进行一些改造。
科学家们把鸟舍的大块区域作为埋藏食物的地点，用不透明的墙再隔出一个小隔间，在墙上开凿一个观察孔，并在观察孔前面放置一根栖木，上面可以站一只渡鸦；这只渡鸦通过观察孔能够观察主区域里渡鸦埋藏食物的情况。旁边的一个类似隔间里，也有一只渡鸦，不过其观察孔被帘子挡住。因此，两只渡鸦都能听见渡鸦埋藏食物的情况，却只有一只渡鸦能看见埋藏食物的情况。
５分钟之后，科学家们允许两个小隔间里的渡鸦进入食物埋藏区找寻食物，激励它们去观察食物埋藏者的动作。实际上，知情渡鸦通常在栖木上努力观察埋藏食物的情况；而不知情渡鸦试图拉开帘子偷看（必须缚牢帘子，帘子才不会被拉开）。渡鸦埋藏了３处食物之后，科学家们把它从大隔间弄走，５分钟后又把它弄回去，让它取回自己埋藏的食物。它既可以当着知情者或不知情者的面取回食物，也可以背地里偷偷地取回食物。
对于埋藏者来说，这两个潜在的偷窃者处于从属地位，这样它们就无法压制住隐藏者为保卫隐藏的食物所作出的反应。
食物埋藏者通常在偷窃行为似乎快要发生的时候取回食物。实验表明，埋藏者在与知情者配对的时候，它们取回食物的次数比与不知情者配对或者单独出现的时候要多得多。此外，当知情者进入埋藏食物地点２米范围内，食物埋藏者就赶走知情者，而对不知情者视而不见。科学家们推测，食物埋藏者记住了哪些渡鸦观看过自己埋藏食物，以后就区别对待它们，就像给它们贴上了”小偷“标签一样。它们显然预测了知情者的意图，并且防备可能发生的偷窃行为。不过，知情者也防备着食物埋藏者的防御行为：如果食物埋藏者在场，知情者就不会直接走向埋藏食物的地方，而是等到埋藏者走出一段距离才付诸行动。这些实验结果表明，知情状况和反应预测能够解释渡鸦的这些行为。
事实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也许埋藏食物的渡鸦并不知道知情者看到自己埋藏食物，只是知情者在无意间留下了一些微妙的暗示，埋藏食物的渡鸦读懂了这些暗示，才采取了相应的反偷窃对策。科学家们设计了另一种类似的实验，试图检验这种解释是否成立。他们让一个实验人员去埋藏食物，然后把渡鸦放入食物埋藏区。如果两只知情渡鸦一起被放进去，它们便争先恐后地去偷那个人埋藏的食物。反过来，把一只知情渡鸦与一只不知情的地头蛇似的竞争性渡鸦（它可能攻击偷窃者而获取埋藏食物）一同放入时，知情者明显采取了拖延战术，四处闲逛的时间平均增加了１０倍。直到不知情的渡鸦离开一段距离之后，才接近埋藏点。这些结果与科学家们根据第一次实验的结果作出的预测完全相同。尽管无法完全排除”微妙暗示“的可能性，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是真的。科学家们的发现强烈地暗示，乌鸦能够做出这些精巧的行为，是因为它们拥有解释或预测其他渡鸦行为的能力。
动物不能向我们报告它们的思想，因此研究它们的精神状态困难重重。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其他动物在想些什么，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然而，按照科学传统，遵循奥卡姆剃刀原理，接受最简单的解释，我们就能得出结论：科学家们的实验一致证实，渡鸦拥有某种智慧，来引导它们的行为。拉绳索的实验结果表明，渡鸦利用了逻辑推理。偷窃和反偷窃的策略表明，渡鸦会根据自己的竞争者的实际情况（它们有没有看到自己埋藏食物）来判断竞争者的行为。然后，它们将所有信息综合起来，判断应该采取哪种埋藏和取回食物的策略。
渡鸦的确会学习，但仅靠学习还不能解释科学家们观察到的所有行为，因为行动几乎在瞬时完成，没有经过任何反复试验的过程。科学家们推测，渡鸦天生遗传了嬉戏行为，在嬉戏的过程中积累经验，这是它们能够学习的前提。后来，学习转化为有意识的分析能力，即使用逻辑推理的能力。对于充斥着竞争者和食肉动物、情况复杂难以预测的群居环境而言，逻辑推理能力非常有用。这种能力还可以创造出新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把系在绳索上的食物拉上来。
我们不知道渡鸦的这种能力在人类以外的动物中有多么不同寻常，但我们怀疑，虽然这种能力在动物身上并不罕见，但一般局限于特定任务，因为动物所处环境不同，潜在的本能和学习倾向相去甚远。然而，与大部分其他动物相比，渡鸦的这种能力更为全面。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其他鸟类都不能像渡鸦那样嬉戏，也就无从接触如此变化多端的偶然因素，进而获得”智慧“。可能正是这种能力，使得渡鸦成为世界上自然分布最广泛的鸟类———它们与人类一样，足迹遍及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众说纷纭下的可怕心理进化
人们常常会误认为人类的心理是生物界中进化最发达的心理，可经过许多科学家研究表明：我们人类的心理仅仅停留在石器时代，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共同探讨人类心理的进化奥秘。
在《物种起源》问世之后，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起源》和《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迫不及待地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的心理活动。从那时起，学界争论的焦点不再是进化论能否用于心理学研究，而是如何用它来进行研究。不过，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社会生物学的出现，解释进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才逐渐步入主流研究的视野。社会生物学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人类的行为和生理器官一样，都是通过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进化形成的，前者对应于生存竞争，而后者对应于繁殖竞争。也就是说，社会生物学扩展了适应器的研究范围，把人类行为也包括了进来。
１９８５年，哲学家菲利浦·基切尔在他的著作《狂妄的野心》中对社会生物学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尽管有些社会生物学家采用的研究方法非常谨慎，但是他们的主要研究项目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数据的支持范围。基切尔把这些研究项目称作”通俗社会生物学“，因为他们采用进化论”对人类天性和社会制度作出了大而泛的解释“，实际上是”为了故意吸引社会大众的眼球“。
然而，情况已悄然改变。尽管某些研究者仍以社会生物学家自居，但现在最流行的却是进化心理学。进化心理学认为，适应体现在控制行为的心理机制当中，而不在于行为本身。不过，万变不离其宗，虽然部分进化心理学家进行了非常谨慎的试验研究，但处于主流地位的通俗进化心理学却对人类天性进行了异常大胆的解释，以博取普通大众的关注。
在通俗进化心理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著名心理学家当数戴维·Ｍ布斯和史蒂文·平克尔，前者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代表作有《欲望的进化》和《危险的激情》；后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心理如何运作》和《白板》。不过，他们提出的流行观点大多以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约翰·图比和心理学家勒达·科斯米迪所作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后面这三位研究者均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他们在进化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此被称为”进化心理学的圣巴巴拉学派“。
根据通俗进化心理学的说法，”人脑由大量具有专门化功能的计算装置组成，这些专门化的计算装置是进化而成的，用于解决狩猎－采集时代的人类经常要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引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进化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网页）。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造成的进化，不仅在人类身上塑造出了形态学上的生理适应器（例如心脏和肾脏），还塑造了一系列心理适应器，亦称作”心理器官“。这些心理适应器包括了用于语言、面孔识别、空间感知、使用工具、吸引和留住配偶、亲代抚育及处理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心理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具有专门化功能的计算装置“。这些心理适应器的集合，就构成了”普遍的人类天性“。按照这种说法，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只不过是我们的共同天性在不同的外部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这就好比同一个计算机程序，不同的输入会产生不同的输出结果。不过，这个规则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外，那就是性别差异。之所以会进化出这样的差异，主要在于男性和女性有时必须面对截然不同的适应性问题。
由于复杂适应器的形成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进化过程，我们的天性其实是被设计用来适应更新世时期（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距今１８０万年前～１万年前）人类祖先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正如科斯米迪和图比的有趣言论：
”现代人的头颅内装着石器时代的心灵。“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在揭示人类的普遍天性时可以遵循如下思路：通过对人类祖先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进行分析，假设人类已经进化出了特定心理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采用常规的心理学方法（比如纸笔型的调查问卷）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按照通俗进化心理学的说法，通过上述研究思路，我们发现了大量心理适应器，包括男女两性在择偶偏好上的性别差异（男性看重容貌，女性看重权势），以及性嫉妒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在乎伴侣的身体背叛，女性更在乎伴侣的感情背叛）。
我认为，通俗进化心理学已经误入歧途。这倒不是说它的基本假设错了，而是它的纰漏太多。近期对进化心理学的批评，已经直接指向了通俗进化心理学的某些普遍问题。
图比和科斯米迪曾经讨论过，由于我们清楚地知道更新世时期的人类祖先必须面对什么样的适应性问题（比如说”吸引潜在的异性“和”选择具有较高繁殖价值的异性“），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人类已经进化了什么样的心理适应器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确认这些促使心理得以进化的适应性问题时，研究者将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我们的祖先确实需要解决”吸引潜在的异性“之类的适应性问题，但是通俗进化心理学对适应性问题的描述往往太过抽象，不能为我们探究人类心理适应器的本质特征提供任何明确指导。每个物种都要面对吸引配偶这个问题，但解决方式截然不同。雄性园丁鸟精心建造华丽的巢穴，雄性蚊蛉准备献上它捕获的美食，而雄性水蒲苇莺则展现出曼妙的歌喉。要想弄清楚远古的人类到底采用什么样的吸引策略，我们需要对他们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给出更加精确的描述。
然而，在试图进行更加精确的描述时，进化心理学又面临另一个问题。由于我们对早期人类的进化环境知之甚少，这些具体的描述纯粹只是推测而已。尽管在早期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古生物学研究确实可以提供些许线索，但对于人类祖先的社会交往活动却基本上束手无策。然而，社会活动在人类心理的进化中非常重要。此外，考察现存的”狩猎－采集型“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了解人类祖先的社会活动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事实上，这些部落之间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即使在非洲人类祖先曾经聚居的地区也一样。
此外，正如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莱沃恩蒂所言，每一个物种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都与它自身的特征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对啄木鸟而言，树皮就是一个典型的适应性问题，但树下的石头不是；对借用小石头来击破蜗牛外壳的画眉鸟来说，石头是适应性问题，但树皮不是。同样，人类祖先的动机和认知过程，也只对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特征作出反应。这种有选择性的反应模式决定了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人类的进化过程。所以若想确认具体的适应性问题，我们必须对人类祖先的心理活动有所知晓。但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知道。
最后，即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找出人类祖先进化史中必须面对的适应性问题，也很难从中推测人类的心理适应器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自然选择通过保留并修改已有特质（ｔｒａｉｔｓ），来产生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后来的适应器都是在先前特质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要想知道一个适应性问题的某种解决方案如何进化，我们必须了解这个适应器改良修正之前的形式。但正是由于我们并不了解人类祖先的心理特质，所以也很难弄清楚选择压力如何对这些心理特质进行塑造，使它最终变成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心智。
通过对拥有共同祖先的不同分支或不同种比较分析，生物学家常常可以重构出促使这些物种进化的选择压力。在一个种群当中，所有的物种都来自同一个原型，因此，物种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它们需要面临的不同环境所造成的。当一种特征只存在于某个进化分支上的两三个物种中时，我们也许就可以这样推测：这几个物种都曾面临某些独特的环境压力。通过这种方式（将特质差异和环境变异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往往可以把某个特征与某些特定的环境压力对应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