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以后，致力于拯救文化的工作。他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艺术和历史文物保管委员会。
高尔基不仅重视保护历史遗产，而且努力保护活着的科学家、作家、诗人等对文化有贡献的人，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促使他们为苏维埃政权服务。
高尔基作为一位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他的言论在国外有相当的影响，使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了解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情况。
在文学创作方面，高尔基于1918年发表了回忆柯罗连科的片断和短篇小说《我怎样读书》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1919年发表的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
这篇作品的重点是展示托尔斯泰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它是由1900年以后与托尔斯泰接触时所写的日记，以及1910年托尔斯泰逝世后所写的信札等组成的。
高尔基一方面对托尔斯泰的禁欲主义、精神上的恭顺和宗教信仰都感到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对托尔斯泰热爱生活的态度和惊人的文学才能表示高度的崇敬。
这篇作品是高尔基深刻而且大胆地刻画这位伟大作家的矛盾形象的艺术杰作。
这是高尔基迷途知返的一段旅程，作为一位革命文学家，失误是难免的，但他一直是一位人民群众的坚定的革命战士。
繁忙的工作和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使高尔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乐观。1921年夏天，高尔基的肺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列宁写信坚决地劝他出国去治疗。在列宁的劝告下，高尔基去德国养病。
高尔基在德国和捷克的两年半期间，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好，但他的创作热情却在急剧增长。这期间他完成了中篇小说《我的大学》，还部分完成了《回忆录》、《日记片断》和《一九二二—二四年短篇小说集》。
《我的大学》标志着作家创作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高尔基在发表《我的大学》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组带自传体性的短篇小说和回忆录。
《守夜人》反映了高尔基第一次漫游俄罗斯途中在多布林卡和博里索格列勃斯克两个火车站当守夜人的生活。
《柯罗连科时代》写了第一次漫游后返回故乡的生活以及他与柯罗连科最初的几次会面。
《论哲学之危害》描述了1890年高尔基跟随一位学化学的大学生学习哲学的情景。
《柯罗连科》主要是写第二次漫游后作家与柯罗连科的交往，柯罗连科对他在创作上的指导和帮助。
总之，在这组作品中，高尔基离开喀山后7年的生活得到了片断的反映。它们在时间上是《我的大学》的续篇，在主题上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了青年主人公进一步的思想探索。作者原来想将这组作品作为自传体小说的第4部，总标题叫《在知识分子中》，但他的这一构思没有能实现。
《我的大学》和上述的短篇发表后，评论界肯定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指出这些作品对研究高尔基创作的重要作用。
回忆录在高尔基20年代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高尔基一生中，共写过30多篇回忆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20年代写的。
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他的逝世对于高尔基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高尔基心中想的只有列宁和俄国，他立即开始写有关列宁的回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列宁的逝世使我悲痛万分。我正在写关于他的回忆。我热爱他，对我来说，他没有死。这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人……他热爱并坚信自己的思想。他的死是非常巨大的损失。”
列宁的去世使高尔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回忆与列宁相处的点点滴滴，他悔恨自己没有很好地接受列宁的帮助，于是发誓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坚决走列宁所指的道路，此后果然从未发生动摇。
1924年春天，高尔基完成了一篇回忆列宁的文章，但他本人对它却很不满意。这就是著名的回忆录《列宁》。
这部回忆录共有2部分。第1部分写革命前高尔基与列宁在伦敦、巴黎、喀普里的会见，第2部分写十月革命后2个人之间的接触。
第1部分高尔基是从伦敦代表大会写起的，对这次大会的气氛及列宁在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中表现的坚毅和刚强进行了精彩的描写。
接着，高尔基又写了同列宁在巴黎、特别是在喀普里的见面。作者从两方面来写列宁。一方面描写了政治家的列宁，列宁到达喀普里后一下船就向高尔基坚决表示：“您始终希望我和马赫主义者和解”，但“这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列宁又是一个乐观、愉快的好同志。在第一部分的结尾，高尔基写道：
“在我看来，列宁之所以特别伟大，正是在于他对人类不幸的这种不可调和、永无休止的敌视……我想把他的性格的这个基本特点称作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的乐观主义。正是这个特点使这个人——以大写字母开头的人对我的心又发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在第二部分，高尔基写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高尔基把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俄国比做“巨大而沉重的海船”，列宁则是它英明的舵手。高尔基结合自己所犯的错误，热情地歌颂了列宁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和预见性。这一部分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材料丰富。高尔基在回忆列宁的时候，许多亲身经历的事情就一幕幕地在脑海中浮现，从而使这一部分包括了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二是感情充沛。高尔基在追忆往事的时候，充满了对列宁的怀念之情，常常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中断了叙述。
高尔基曾写过6篇关于革命家的回忆录，其中有《米嘉·巴甫洛夫》（索尔莫沃的工人革命家）、《列昂尼德·克拉辛》（早期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米哈依尔·维洛诺夫》（喀普里时期结识的工人革命家），但是最为人传诵的是关于列宁的这部回忆录。
高尔基还写了更多的关于文学家的回忆录。除前面提到的关于托尔斯泰和柯罗连科的回忆录以外，他还写了关于布洛克、托尔斯泰夫人、普利什文、加陵·米哈依洛夫斯基等人的回忆录。
这些回忆录中不仅记载了这些人物的人与事，而且因为他们都与高尔基有过交往，所以难免有许多地方也写到作家高尔基本人。通过这些回忆录，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尔基这位追求真理，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人民的伟大作家的光辉形象。
20世纪20年代，高尔基第二次来到意大利。此时的意大利，已经是一个政权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高尔基亲眼目睹法西斯分子是如何迫害民主力量的。
高尔基这次来意大利并没有打算久留。他以为这里的气候会使他很快地恢复健康，他就可以回国去，但事实并不如此，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实现最初的想法，他需要较长期地留在索仑托。
来到意大利的第一年，高尔基深居简出，同外界接触较少。这是因为与政治形势有一定关系，同时也因为这时的高尔基想集中精力来从事写作。
高尔基每天写作达10多个小时，到索仑托后仅仅4个月就完成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初稿。在此后的半年时间，他对这部小说又做了2次修改。1925年3月，他开始写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部书直到1927年，他才写完了第2部。
1925年，苏联驻英国大使，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克拉辛来索仑托访问高尔基。此后便形成一个传统，无论苏联的哪一位来意大利，都必然来拜访高尔基。
高尔基非常热诚地欢迎来自祖国的每一位客人，其中有学员、工程师、演员、工人、海员等许多种职业的人。当然，来他这里更多的是作家。
高尔基关心祖国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对年轻的苏联文学的发展特别关注。他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报刊上的广告和大量的手稿。
高尔基与祖国的几十位青年作家都经常通信。给他写信的人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不仅仅是一大批已经久负盛名的作家，或者是那些初露头角的作家。而且还有大批的工人通讯员、农民通讯员，甚至是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这些人每天从全国各地给高尔基寄来大量的书信、手稿、文学试作，提出各种要求，像对待自己的老师或朋友一样谈论自己的工作。高尔基每天收到的书信达40~50件之多。
远在1917~1918年间，当高尔基在对待十月革命的问题上同列宁发生分歧的时候，马克西姆就站到了列宁的一边。1917年4月，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同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当时他不断地把父亲的情况告诉列宁。
例如：1918年上半年，马克西姆写信给列宁，他说：“爸爸开始改正错误——‘变得左一些了’。”1919年，马克西姆曾想参军上前线，但是列宁反对他这样做，列宁对他说：“您的前线——就在您父亲的身旁。”
马克西姆深刻地领会了列宁说的话，并将这番话告诉了他的母亲和妻子。他懂得，帮助像高尔基这样的父亲，不仅是儿子的职责，而且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1921年，他作为外交信使出使德国，高尔基去德国养病后，马克西姆就一直生活在父亲的身边。他掌握四门外语，也经常为父亲做翻译、打印手稿，还经常为父亲开车或者去完成父亲的委托。
20年代中期，苏联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地变化着，这一切使高尔基非常激动。他特别盼望能返回祖国，可是他又希望写完长篇史诗后再回国。
在1926年的一封信中，高尔基说：“在俄罗斯有许多有趣的事物，我真想亲手去摸一摸。但我陷在一部长篇小说里边了，不写完它，我是看不见俄罗斯的。”
但是，在1928年春天，当高尔基刚写完史诗第二部的时候，他的归乡之心实在难以忍受下去。他终于中断了写作，5月28日，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高尔基到达了莫斯科。
在通往白俄罗斯车站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或者高举旗帜、或者拿着各色彩色的气球、或者捧着鲜艳花朵的欢迎人群。欢迎人群中既有红军战士、少先队员、工人，又有作家和学者。当高尔基走出车厢的时候，千百只手向他伸过来，把他举了起来。高尔基感到无比幸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高尔基回国后立即去列宁墓地，在这位朋友墓前，他默默地站了半个小时。
从回到祖国的那一天起，高尔基就开始积极投身到苏维埃文化建设的工作中去了。
在高尔基回国的第3天，他提出一项建议。创办专门登载特写的大型杂志《我们的成就》。高尔基认为，苏联劳动人民应该树立一面镜子，他们在这面镜子中不仅能见到自己某一方面的成就，而且应当看到科学、文化、生产各个方面的成就。
与青少年的会见，使高尔基感到特别振奋。在一次中学的集会上，一个14岁的男孩和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女孩相继讲话。男孩讲的题目是《论目前形势和教育的任务》，女孩讲的是《论科学的意义》。高尔基写道：“那个男孩，也许是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吧，说出了我闻所未闻、使我大为惊奇的话。
高尔基还亲自到街头去观察生活。为了使自己不被群众包围，他有时还会进行化装改扮，会穿上旧大衣，贴上大胡子，戴上假发，打扮成一个工人模样，走在大街小巷，到市场上，同工人们谈话，谁也没有把他认出来，他却观察到许多有趣的事情。
高尔基有一个旅行全国的庞大计划。所以他在莫斯科没有住多久。
1928年7月，他开始在苏联旅行。这一年，他游历了伏尔加河、高加索、克里米亚、乌克兰等地，最后他到了下诺夫戈罗德和列宁格勒。
1929年夏天，他又作了第2次旅行，先到北方的列宁格勒、索洛夫卡、穆尔曼斯克，然后沿伏尔加河南下，到了斯大林格勒、阿斯特拉罕，随后还到了罗斯托夫、第比利斯等一些地方。
这2次旅行中，高尔基几乎游遍了他的祖国。他到了遥远的边区，参观了工厂、农庄、工学团，广泛接触了工人、农民、青少年和儿童。他看到了新人的成长，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
高尔基把这些印象都写进了反映俄罗斯新面貌的特写中去。还在国外时，高尔基就向往着“写一本关于新俄罗斯的巨著”。这个计划没有完成，但高尔基回国后写的《苏联游记》、《英雄们的故事》和许多政论文，可以说是他“关于新俄罗斯的巨著”的一些片断。
《苏联游记》共包括5篇特写。这本书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把新的苏维埃国家和过去的沙皇俄国进行对比。
第1篇特写开头就是对旧俄时代巴库的描写。第2篇特写集中描写儿童的成长。第3篇特写描绘了第聂伯河水电站。
与高尔基的特写和短篇小说紧密相连的，还有他的政论文。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虽写过不少这类文章，但他最后的10年是写政论文最盛的时期。
1932年，高尔基在一篇带纲领性的论文《论剧本》中写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具有空前深刻而全面的戏剧性的时代里，一个充满着破坏和建设过程的紧张的戏剧性的时代里。”
高尔基在30年代写了好几个剧本来表现这个“紧张的戏剧性的时代。”这个时期写的剧本有《索莫夫和别的人》、《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同时，他写了以改造流浪儿为主题的电影剧本《罪犯》，又把中篇小说《在人间》改编成剧本。在生活的最后一年，高尔基还改写了剧本《瓦萨·日列兹诺娃》。
30年代初，高尔基打算写戏剧3部曲，内容是反映十月革命前夕到30年代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没落，但非常遗憾的是他只完成了头两部：《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和《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
《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是以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俄国社会为背景，成功地刻画了一批俄国社会的代表人物。
在这些人物当中，最突出的是“聪明放肆、胆大妄为”的巨商布雷乔夫的形象。他原来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木排工人的儿子，年轻时是东家的小伙计，后来娶了东家的女儿，开始发迹，又靠着自己进一步的剥削和掠夺，变成了一个企业主。后来他患了肝癌，疾病迫使他重新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觉得自己被生活欺骗了。同时，当他看到比他还无赖百倍的人反而生活得很舒服，于是他认为自己的死是最大的不公平，对命运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并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的罪行。布雷乔夫看透了虚伪、腐朽、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意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像他本人一样，已经无药可医。
这个人物是高尔基笔下一系列背叛自己阶级的商人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个。
在布雷乔夫的周围，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千方百计维护统治地位、对抗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反动教士、地主、资本家、律师。
更值得注意的另一个人是无孔不入的商人、政治野心家陀斯契加耶夫。他眼见沙皇政权快要垮台，想像美国那样由“老板们自己掌握政权”，他看到布雷乔夫的病况严重，便溜掉了。他听到革命队伍涌上街头，便连忙混入游行行列，以便日后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破坏革命。这是一个阴险、狡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