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瘤在扩散人云“英雄途穷”、“美人迟暮”体现了人世间最为悲哀、痛苦、寂寞、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或许可以比拟康熙晚年的心态。康熙五十岁以后，身体每况愈下，自觉“精神日逐于外，心血时耗于内”，“办事殊觉疲惫，写字手亦渐颤”。以至于形神憔悴，怔忡健忘，“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
更糟糕的是，他极其郁闷、沮丧、神不守舍。他为自己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江，竟然生心悸之感而羞愧、自责、无地自容；为多年相随的老臣相继乞休、谢世，带走了他最辉煌的黄金时光而痛哭流涕、茫然若失。他悲凉凄楚，痛苦得无可言状，甚至说：“为臣者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归养，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忧勤一生，却无偃息之地可退。诸臣视君‘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足瘸，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毙，必有更换者，惟从旁笑观，毫无一人怜恤，俾其更换休息者。’”
连朝鲜君臣都已看出：“皇帝（康熙）诏书辞旨荒杂无归宿。”“皇帝所制歌词语甚凄凉，其志气之衰耗可见矣。”
比较途穷的英雄、迟暮的美人，康熙晚年的心态也许要更为悲哀、痛苦、寂寞、复杂，这毋宁说是他内心无可排解的忧虑与困惑的表现。中西屏而对峙，暂无碰撞，然而最腐朽的毒瘤却在新的龙之躯扩散。康熙忧虑“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惰，至于万事隳坏，而后必然招天灾人害杂然并至”，担心各级官吏“见朕血气精神渐不如前，因以为奸”，而使其五十余年太平天子的忧勤苦衷付于东流。
他的忧虑和担心，太快地成为了事实。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土地兼并出现了迅速上升的势头。江苏“百年田地转三家”的俗语，变成了“十年之内，几易其主”。大官僚徐乾学仅在昆山一县便占田千余顷。浙江农民“多佃种富室之田，而私其租之半……其有田而耕者什一而已”，大官僚高士奇在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安徽淮南江北出现了“坐拥一县之田，安然食租衣税”的大地主，土地“为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广东有“田数十百顷的大地主”。
山西有号称“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的大地主。河南有所谓“田连四邑，亩以万计，东西南北各十里”的大地主。
……土地兼并与资本主义的垄断，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立足于生产；前者立足于消费，或者说挥霍。
土地兼并，是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危机的第一个链环，紧接其后便是：自耕农破产，流民增加，佃农队伍受流民挤压，田主“铲佃增租”，佃农随之破产，国家税源枯竭，经济生活窒息，社会危机总爆发。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正额钱粮之外的附加税——火耗加派出现了迅速上升的趋势。
清朝实行低俸禄制度，一二品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岁俸银仅一百五十两至一百八十两。中下级官吏更低，一个七品县官一年只有四十五两俸银，区区官俸，本不足以维持官员的家庭生活及庞大幕府的费用支出。经济繁荣，更刺激了各级官员享受的欲望，区区官俸甚至不足以他们一衣一食的费用支出，于是州县官取一分为限的火耗，意在养廉。
然而，火耗，能够养廉吗？火耗的数量，能够限制吗？江苏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湖南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山西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陕西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山东河南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八十。火耗加派加剧了国家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加重了整个社会的心理负担，加大了政权与人民的距离，成了爆发社会总危机的催化剂。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官吏贪污舞弊之风愈演愈烈。
上层集团中的明珠、索额图，一个是“簠簋不饬，货贿山积”，一个是“贪侈倾朝右”。徐乾学、高士奇，一个是“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一个是“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又有如户部尚书希福纳等官吏贪污银两二十余万，其属下堂司官等贪污四十余万两等。
中下级官员亦不示弱，凤阳知府蒋国正勒索下属银一万余两，阌乡县令白澄贪赃六万余两，宜阳县令张育徽贪赃四千余两等。
康熙亦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可细究乎？”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九日，辛卯科江南乡试榜发。谢恩，进谒，歌《鹿鸣》，跳“魁星”，乱哄哄的“抢宴”……一阵喜怒哀乐的吵闹喧嚣过后，只剩下萧瑟秋风卷落叶，在略已破旧的桂榜前打旋。人们冷眼看到，文理不通，却有后台的吴泌、程光奎等赫然榜上，其余除苏州中式十三人外，多数为财大气粗的扬州盐商子弟。激愤之火在暗中蕴集燃烧，串连蔓延。终成熊熊之势，喷发而出。
二十四日，愤怒的苏州生员在玄妙观前聚集了一千多人，捶胸顿足声泪俱下地声讨乡试中的贿卖舞弊行为。接着，鼎沸的人群由廪生丁尔戬带头游行于市，他们争作诗词、歌谣、对联，写成揭帖标语，到处张贴。其中有“能行五者是门生，贿赂功名在此行，但愿宦囊夸博厚，不须贡院诵高明。登山有竹书贪绩，观海无波洗恶名，一榜难为言皂白，圣门学者尽遭坑”的讽刺诗。
他们将财神像抬入府学，锁入明伦堂内，用纸将贡院之匾上“贡院”二字糊上，代以“卖完”二字，两边大书用两位主考（主考副都御史左必蕃，副主考翰林院编修赵晋）之姓编成的对联：“左丘明双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两江总督噶礼以诬告罪逮捕了丁尔戬等，主考左必蕃、江苏巡抚张伯行则分别奏报科场有弊，康熙派吏部尚书张鹏翮会同噶礼、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详审。审理过程中，新举人吴泌、程光奎已供认了请托、贿买之情；官方也已得到了赃银八千两、贿金十五锭的线索，但噶礼却为之开脱。张伯行以考前即风闻总督噶礼揽卖举人，现噶礼如此举动，又有噶礼欲索贿五十万两保证结案完事的传言，奏请将噶礼解任严审。噶礼坚决否认，反劾张伯行挟嫌诬陷、通贼徇私、监毙人命及包庇《南山集》案等七大罪，并请与张对质。
江南都抚两大臣互讦，成了轰动天下的奇闻。这其中又有满汉之争，又有朋党之争。康熙将二人一并解任，新的风潮又起。噶礼的支持者连续罢市，投书苏州织造衙门，要求题请噶礼留任，并关闭城门、将噶礼大门用砖石堵塞，不让他出门交还总督印信。张伯行的支持者则满街满城张贴歌谣、揭帖，歌颂张伯行的德行，并赴各衙门投递呈文，强烈要求张伯行留任。
奉旨审理噶礼、张伯行互参案的吏部尚书张鹏翮、漕督赫寿，自认为他们明白康熙好恶与判断：能臣噶礼是真小人，是满人；庸臣张伯行是伪君子，是汉人。因而偏袒噶礼，拟张伯行革职，噶礼免议。
康熙另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再审，仍同前议。
吏部议复，还是“拟张伯行革职，噶礼免议”。康熙心如明镜般地清醒，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入直南书房的近臣徐乾学即曾自科举“招摇纳贿”。所谓“登高而呼，衡文者类无不从而附之”，“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一次，徐乾学表弟翰林杨某上朝时与徐乾学相遇，徐乾学问：“想主顺天府乡试吗？”
杨某答道：“那当然求之不得！”徐乾学悄声道：“如此，有名士数人，切不可使落第！”当晚，杨某就收到了徐乾学送来的一个小红封，里面是一张名单，而第二日杨某任主考的谕令也随即发布了。杨某照单取士，京师大哗。
这些，康熙从贴满街市的匿名揭帖中得知，他本想亲自严审，但徐乾学派人向他称贺：“国初以美官授汉人，汉人且不肯受，今汉人营求科目，足见人心归附，可为有道之庆。”
于是他默然。他宽容了徐乾学，保全了徐乾学。在群臣交劾、人赃俱在的情况下，并不作处理，只是给假，让徐乾学回籍省墓，带书籍“回家编辑”。当徐乾学在家继续勾结地方官加派聚敛，又受弹劾时，他更以徐乾学已“解职投闲，尚复吹求不已”，事涉“娼嫉倾轧”、“伐异党同”、“飞诬排陷”，而降谕制止。
他难道只是出于“书房师友”之情吗？康熙三十八年，再次从科场发难，巳卯京闱，贿赂公行。中式者多为大臣子弟，落第士子编造歌谣“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其时主考为李蟠，副主考为姜宸英），散发传单，指斥正副考官“纳贿营私，逢迎权要”。
那篇“士子揭世文”以公开点名的方式，将科场丑行全面曝光，至今还狠戳康熙胸臆：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位。大学士王熙、李天馥为子孙纳贿三千；工部尚书熊一潇、左都御史蒋宏道、湖抚年羹尧为其子纳贿上万；史贻直、潘维震因其父分别为浙江主考和福建主考“遂交易而得售”；韩孝基、张三第因其父现居官礼部，恐复查试卷败露行藏而将二人全取……又有托门子、走关系的，捉刀的，代笔的，花钱买籍的无所不用其极，而徽商、盐商、家有巨万的财主子弟也无一不纳贿得中……康熙仍旧宽容了他们，保全了他们。在群情汹汹、切齿言杀的情况下，虽将李、姜革职，却谕令复试后再行定夺。翌年，康熙亲自复试顺天巳卯科举人，得出了“俱能成文”，前此风波不过是“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的结论。
他难道看不到那些公开的、其丑无比的隐情吗？至于噶礼，这位清朝开国功臣何和礼之后、康熙乳母之子，可称得上是跋扈弄权、贪赃枉法的典型。康熙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抚后，先已有御使刘若鼎弹劾他贪得无厌，虐吏害民，计赃数十万两；后又有平遥民人郭明奇等列款呈请御使台入奏，控告他通省钱粮每两勒索火耗银二钱，除分补大同等地亏空外，四十万两吞为己有，另有索贿分赃、受卖关节情形。
他还是权作相信了他，回护了他，将劾奏御使以诬告分别褫革降调，于四十八年擢其为两江总督。
他难道心中没有数吗？
不，他只是希望“静”，希望稳定，他多次训诫即将赴任的都抚大臣：“安静则为地方之福，凡贪污属吏当先训诫之，若始终不改，再行参劾。”
他宽弛，宽纵。对需索节礼的都抚大员，以“系年老大臣，从宽免”；对侵欺库银九万余两的广西巡抚郝浴，以其“洁己奉公”、“清廉爱民”，“从宽悉免追取”；对户部以尚书希福纳为首、收受买办草豆人贿赂、侵银六十余万两的案子，他辗转反侧，思忖了一夜，终于强压下满腔怒火，只将希福纳一人革职，其余同案一百七十六人，限期退赔，不予议处。
然而……清醒，有时是一种不可言状的痛楚，事态已发展到如此地步。
康熙明白降谕：“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手批不准。谕旨现在噶礼处。吏部所议是非颠倒。”
翌日，又谕九卿：“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地方必受其搜刮一半矣……互参一案，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及再遣大臣往审，与前无异。如果你等都能理解朕保全清官的良苦用心，那天下就能长享清平之福了。”
但九卿再议时仍不肯单惩噶礼，他们不再涉及二人互参具体内容的是非，而是各打五十大板，以二人“并任封疆，不思和衷集事，互相讦参，殊玷大臣之职”，拟议“均应革职”。
康熙只沉着脸，低声、但一字一字地说：“张伯行仍留原任，噶礼依议革职。”噶礼贪污巨大，仅房产就有七十五处，地一百余顷，当铺十三所。他的原下属、太原知府赵凤诏亦得赃银十七万余两。正在此时，噶礼之母、亦即康熙乳母，赴都察院控告噶礼与妻、弟合谋欲毒杀她，请以忤逆不孝罪将噶礼凌迟焚尸。她究竟是为自己奶大的康熙皇帝着想，还是为自己身家着想，不得而知。康熙则几乎是怀着感激的心情，立即以此赐噶礼自尽。
同时，辛卯科场案大白于天下，行贿受贿的一干案犯分别受到了斩、绞重处。可叹的是，这班贪官至此仍在作弊。主犯、原副主考赵晋被判斩立决，翌日，有报自缢身亡，谁知不久张伯行即奏报：“尸体与赵晋状貌不符，赵晋生死难明。”又传说噶礼自尽时行贿买嘱，得以帛系未绝就装入了棺材，监绞官守候到半夜，阴风习习，帐帏徐动，孤灯明灭之间，忽然噶礼在棺材中开口道：“人都走了，我可以出来了吧？”闻者大骇，劈其棺。噶礼霍地坐起来，但因耳目皆无，不知往哪儿走，监绞官怕事泄，一斧将噶礼劈倒，连棺材一起烧了。康熙谕令张伯行仍留原任的消息传到江南，江南欢声雷动，士民纷纷在门上张贴“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的标语，焚香结彩、拜龙亭、呼万岁者至数十万人。另有数万人赴京师畅春园跪疏谢恩，愿各减一龄，益圣寿万万岁。
康熙没有表情。他毋宁说只有沉重和痛苦。贪污舞弊已成为无法控制的瘟疫，从头到脚无孔不入，被侵染的肌体大面积大面积地坏死，溃烂。
短短几十年，前朝前代几乎所有的痼疾都重新发作了。康熙末年，“各省钱粮亏空甚多”，“府帑亏绌，目不暇给”，私派浮于国课，差徭倍于丁粮”，“生民乏食，物价腾贵”，终于引发了朱一贵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事。血腥的纷争康熙背后仿佛有一种带着巨大惯性而无法抗拒的神秘的力，在这种力的作用范围内，个人，即便是杰出个人的作为又将如何？即便增寿万万岁，又将如何？难道能够挽住西坠的残阳、东逝的大江吗？
龙凤合而为一，不再碰撞，然而最丑恶的故事却在新的龙之国重演。康熙熟读经史，每顾及前朝皇室为争登大统，父子兄弟骨肉相残，总不免为之浩叹。
朝朝代代，仿佛是在劫难逃，就连叱咤风云的一代英主也不例外。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的刀光剑影中，踏着兄弟的血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自己又为储位问题苦恼。他曾立承乾为太子，因他偏爱李泰，承乾恐有被废立之意，欲杀李泰谋反，事发被废。李世民答应立李泰为太子，李泰又欲谋害晋王李治。李世民痛苦得拔出佩刀，恨不能自刎。后依妻舅长孙无忌之议，囚禁李泰，策立李治，方才无事。
康熙感慨而不屑：“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他万万没有想到，同样的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康熙一生有四位皇后、五十一位妃嫔。众多的妻子，使他拥有子、孙、曾孙一百五十余人的大家庭。儿子中除十一个早殇外，长大成人的共二十二个。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康熙是个充满了慈爱之心的父亲，他亲自挑选最博学的老师教导他们。
康熙身边的外国传教士记载：这些老师“都是全国公认最有才学的人，尽管如此，皇上还要亲自逐个检查幼年皇子们的学习情况，了解他们的细枝末节，甚至批阅他们的作文，令他们在御前讲解书籍的内容”。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残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时，即有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引导诸皇子赴上书房读书了。无分寒暑雨晴，天天如此。每个皇子都精通四书五经、满语汉语，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上下千古成败治乱全都了然于胸。又有骑射、游泳、火器等军事、体育课目和随驾出巡、行围狩猎、奉旨出京统兵办事等实际锻炼的机会。二十二个儿子几乎全部成为英武全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