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重视西方先进科技在中国的应用。平三藩时，他命南怀仁以西方“制炮妙法”，督造适用于南方山地作战的轻便火炮。南怀仁造出了多种类型的火炮，在卢沟桥炮场演放，他屡次亲临视察，演放最长的一次达三个月，共发实弹二万一千余枚，有的火炮连发三四百枚完好无损。
平定准噶尔之后，他邀请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协助，由何国宗、明安图等中国学者参加研究，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经纬度测绘方法，绘制第一部详细的全国地图。经过十年的努力，采用包括“太阳午正高弧定纬度法”等测绘方法，实地勘测各省，用“梯形投影法”、以一比一百四十万比例尺精心绘制，中国地图绘制史上的空前巨作《皇舆全览图》诞生了。二百年后，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称它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
当天花流行，人人畏惧的时代，他以行政命令强制推广种痘，他曾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人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种痘皆得善愈。记得初种时，老年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才保全了千万人的生命，难道是容易的吗？”
对于西方科技的学习和应用，开阔了康熙的眼界，打开了康熙的思路，使他具有了自然科学家的眼光和头脑。
康熙曾亲自培育出色如丹砂、一岁两熟的“御稻种”。康熙二十年左右六月的一天，康熙发现丰泽园稻田中有一颗稻谷高出众稻之上，谷粒已经成熟，于是将其收藏作种，年年反复试验选种，再试验，再选种，培育出了一个新的优良稻种。而后扩大范围，在北京、承德试种。十年以后，向群臣公布。又经过二十余年的试验和培育，始向江南推广。
康熙曾亲自组织了大规模的气象研究工作，他在北京设立若干气象站，并要求各省逐日逐月作气象记录，按期上报，经常进行综和比较。自康熙朝开始积累的浩瀚的气象资料，成为今天气象史研究的巨大宝库。
康熙六次南巡、三次西征、多次视察东北的过程中，均亲自调查研究当地地形、地貌及农作物，并作详细记录。他记录了途中用仪器测量一些地区方位、高低、远近的情况；记录了他在瀚海沙漠发现“螺蚌甲”而推测该地曾经是海洋的地理变迁；记录了他发现木化石和鱼化石的确切地点和对该化石的详细描述；等等。
康熙成了中国追求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者，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专家。
滑走了的机会即使在西方传教士心目中，康熙也是“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圣明的君主”，是“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连他幼年患天花愈后而成的麻脸，也不影响他们对他的好感乃至崇拜。他们这样描述康熙的容貌：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圆略带鹰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
这在中国历史上数百名封建帝王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偶然。这种偶然发生在世界剧烈变革的十七世纪，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
偶然的巧合实际上是一种机会。龙凤集于一身的康熙，有可能认识中西文化碰撞的实质和结局。有可能己所欲而施于人，将对西方先进科学的炽烈追求，从一身推及一国，带领古老的中国走一条振兴科学、发展实业的维新之路。若如此，历史又将怎样呢？
机会有如指缝里的沙，轻轻滑走了。古老中国封闭式的屏障，一重套一重。从地理上看，东南是滔滔的大海，西北是浩浩的黄沙，东北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荒原；从军事上、行政管理上看，有柳条边，有堪称世界奇迹的万里长城，有省城县城村垒堡寨；从建筑上看，皇城是城中之城紫禁城，民居是严严实实的四合院；从心理上看，上层是以中国天子为中心的华夷思想，下层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的思维习惯。
康熙纵然走出了京师紫禁城，建立了保留凤之胆魄的避暑山庄，却走不出这重重屏障，却仍在构筑新的屏障。
避暑山庄，宫墙紧锁，西北所依峻岭之上，蜿蜒一道长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形同神似，人称小八达岭。那“凤体龙心”、横亘在北部边疆的诸族诸部呢？他们筑构的是心向朝廷，无形、但依旧是“城”的——长城。
康熙纵然走进了无涯学海，涉猎了新鲜的自然科学，却走不进生产关系变革的浪潮之中。
他认为，学问中最有用的是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的儒家经籍，是“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的中国史乘。康熙八年四月，擒鳌拜前的一个月，康熙亲莅太学祭祀孔子，之后，恢复以八股文取士。擒鳌拜后，康熙立即着手举行经筵日讲，命由内阁大学士等任经筵讲官，翰林院择日讲官，进讲儒学。
每日鸡未鸣时，日讲官从长安门步行至左翼门，候至东方发白，楼鸽起，星稀殿角，露沾阶陛，遂与奏事之臣鱼贯而入。等诸臣奏事毕，内侍将日讲官传入弘德殿。殿中左右列图书，南向设御座，北向设讲官席，中设炉焚香。待侍从退下，讲官再拜，北向立，讲解经义，时有咨询。
康熙外出巡视，也从不间断学习，必令讲官随从，往往不顾一日鞍马劳顿，在行宫黄幄中读书读到三更。
康熙后来回忆说：“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诸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
与他父亲一样，康熙读书读到吐血。康熙九年，康熙更向全国颁布了以儒学治国的“圣谕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息误告，以全良善；训子弟，以禁非为；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免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本人则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精勤政务，成为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最突出的特色。康熙六年康熙亲政以后，使御门听政成为常朝制度。他每日未明求衣，辨色视朝，在乾清门（夏日在西苑瀛台门或玉泉山内前亭，后期多在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地）外正中放置本章的桌案后升座，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折本。除生病、大典等特殊情况，从不间断。
即便巡行在外，部院各衙门奏章也按规定每三日自驿递驰送行在，康熙吩咐：“本章一至，即时送入，午夜披览，未尝少辍。”
第一次南巡时，一天本章没有按时送到，康熙坐等直到二鼓，对阁臣说：“奏章关系国政，最为紧要，朕凡在巡幸之处，奏到随即听览，从未稽留。前此递本官员因其迟延，朕已重处，今日奏章为何又不按时？不管何时到，尔等即刻呈进，朕连夜披览。”奏章在四鼓时送到，康熙立刻起身，黎明时分，将所有折本均处理完毕。
康熙在南苑围猎习武时，每日合围四五次，奔逐百余里，晚间仍与随行学士“举火读奏章”，“一更乃已”。康熙把御门听政视为强化君主专权的有力措施，他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
对比明朝中后期，成化帝在位二十三年，只召见过大学士万安等三人一次，数言即退朝；弘治帝在位十八年，亦只召见过大学士徐溥等三人一次，各赐一杯茶；正德帝在位十六年，荒淫已极，自封“大将军”，东游西荡，未曾正式视过一次朝；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只因俺答逼近京师，群臣固请面奏军情，才被迫视朝一次，一言未发；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仅见大臣数次，“深宫静摄，付万事于不理”，辅臣也“偃卧私室”，“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各边请饷，无人给发，各处解银无人批收”，“如咽喉哽塞，一切饮食出纳皆不得通”；天启帝在位七年，未曾召见大臣一次；到崇祯帝，已于事无补了。
龙，老且昏聩矣。康熙的凤族，带着新鲜血液的凤族，使这条老迈之龙奇迹般地复苏了，回光返照般地腾飞起来。以康熙为典型代表的多数清朝皇帝，则放射着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创业垂统之贤帝雄主的异彩。
后人由衷地赞美：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然考其风流所被，都不过数十年而止，惟周文王及我圣祖仁皇帝（康熙），阅数百年而风流未泯……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沐圣祖之教。
备道德之崇广，集皇王之大成，经纶宇宙，彪炳帝纪，巍巍乎，荡荡乎，自羲轩至今，未有如我皇考圣祖仁皇帝之盛者也。
这异彩，在封建末世的中国，在十七世纪风云变幻的世界，显得如此夺目，令人惊叹不已。
康熙反复探索传统义理经学，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捍格。康熙用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古圣人垂世立教之心，在自己的治世思想中筑起了一道亦新亦旧的屏障。
他毕竟是龙，是龙文化的代表。康熙二十七年法国传教士巴明多来华，康熙请他将法国人皮里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康熙唯恐他宥于中国礼教，特谕：“身体上虽任何微小部份，也必须详加翻译，不可有缺。朕所以不怕麻烦，命你等详译此书，因此书一出，必定大大造福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不少。”然而，这部历时五年译出的著作（后又用汉文译出两部），康熙终于自己宥于中国礼教，没有将其出版，而只是藏于深宫，供自己浏览研习。笼罩康熙的龙之魂，使康熙以更大的精力宣传宋明理学，亲自主编《性理精义》，重新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康熙前期，平定三藩后，康熙曾在云南实行鼓励开采铜矿的政策：“听民开采”，只抽矿税百分之二十；放本收铜，由官府每年预借铜本一百万两给各铜厂，所采之铜由官府收购。铜产量大增，最高时年为一千数百万斤。其他各地矿业也有较大发展，康熙五十一年全国大型矿厂从康熙二十三年的九个，增加到了六十六个。康熙二十九年，商人何锡呈准在广东海阳仲坑山所开之矿有十三万矿工，年获利不下八九万两。
然而，当矿徒“聚众几至十余万，强梁争竞，时时有之”，当鉴于明末矿徒造反的教训，有官员提出“矿徒聚之极易，倘将来矿尽，此辈将何法以散之？”的时候，笼罩康熙的龙之魂，使康熙从开矿转向了禁矿。康熙四十三年，他谕令：“开矿事情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俱不准行。”接着，封闭了几个最大的民办矿厂，又陆续将湖南、广东、四川、河南的诸多矿厂“永行封闭”。矿业生产衰落了。
康熙前期，平定台湾后，康熙曾在东南沿海实行开海政策，允许并以轻税政策鼓励人民载货出洋贸易，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贸易和对外贸易。“沿海内外多造船只，漂洋贸易，捕采纷纷，往来难以计算。”
然而，当“海寇”势力日益增长，当“海寇”有与海外力量相联合的趋向时，笼罩康熙的龙之魂，使康熙从开海转向了禁海。康熙五十六年六月，正式下达了严格管理商船、渔船有关人员；禁止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禁止向国外卖船、运米和留住国外；对外国商船严加防范的禁海规定。“土货滞积，而滨海之民半失作业”。
笼罩康熙的龙之魂，使康熙将可能敞开的大门，重又紧紧关上，构筑了新的、也是旧的屏障。
是的，科学就是科学。但科学实难与政治分开。特别是当带来科学、掌握科学的国与人往往兼有殖民者、侵略者身份时。
康熙四十四年，罗马教廷教皇格门第十一派使臣多罗来华，禁止中国教徒祭孔祀祖，敬天事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康熙毫不妥协，坚持外国传教士来华必须遵守中国政令习俗，否则一律不许在华居留。多罗狂妄不羁，以身试法，擅自在南京公布了教皇禁令。康熙立即将其逮捕，押送澳门，后囚死狱中。教皇得知暴跳如雷，于康熙五十九年再派特使嘉乐来华重申禁令。
鉴于罗马教廷蛮横无理的不合作态度，以及诸多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结交权贵，刺探情报，泄露机密，高利盘剥等种种不法行为，康熙将嘉乐驱除出境，将不法传教士逮捕、严审、监禁、判刑，最后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流行。
军事上的冲突，文化上的碰撞，都因中国尚处日中之世而暂时冰释。处于被侵略地位的龙与凤——龙，处于被侵略地位的康熙，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地起而自卫，成功地在军事、政治、文化诸方面，加固和新筑了一道道屏障，维护了中华帝国的主权、独立、尊严、传统，为古老的龙之国在世界变革的惊涛骇浪中，保留了一块相对平静的港湾，赢得了中国航船驶向新的封建盛世的机会。
而另一个机会，正是这样，在神圣的自卫自尊，在骄傲的自强自足，在日中之世、龙凤腾飞的刺目强光中，有如指缝中的沙，轻轻滑走了。
康熙没有抓住中西文化碰撞的实质，没有像与他同时代的彼得一世等君主那样，具有不发展近代工业便面临灭顶之灾的痛切感觉，因而，没有将中国带上新的腾飞的起点。
起点不同，结局呢？康熙朦胧地，只能是朦胧地感觉到了某种威胁：“海外如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困惑的谶言。
当日影西斜，收尽了强光，那困倦已极的负日神鸦则终于逼近、看清了她神已与之相交、形必与之相融的龙的世界——原来已老朽得并无腾飞可能的，龙的世界。
她将和它一起，在黑暗中沉沦。这便是她的归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