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杉晋作初期的“攘夷”只是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歃血为盟，以武士道的精神身绑炸药冲向停泊在日本沿海西方列强的船只，这样的效果微乎其微。高杉晋作在折腾了几年后，发现这并非是好的出路，于是去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枪炮船舰知识。
1863年，日本全国要求幕府攘夷（赶走西方列强），包括没有一点权力的日本天皇也站出来，支持全国人民的希望，但幕府没有这样的本事。日本各地的藩主开始担起攘夷的重责。高杉晋作及时的回到日本。
很快，高杉晋作被长州藩主重用，高杉晋作开始组织民团“奇兵队”，正如王阳明当初在江西剿匪时组织的民团一样。高杉晋作认为，他认为，上层藩士没有用处，只知锦衣玉食， 既无体力又无智力。所以他在组织“奇兵队”时，把“四民平等”思想融入进来：无论你是农民、商人还是武士、小工业者，只要你有保卫祖国的愿望，我就让你参加我的部队。所谓“奇兵队”只是与藩里的正兵（正规军）相对而言的非正规军。
这支民团组织，成为后来日本军队的雏形，而高杉晋作本人也被称为“日军之父”。正是这支民团式的军队，在后来攘夷和与幕府的军事斗争中，屡立奇功。当它强大如虎时，也就成了维新志士们手中倒幕的锋利兵器。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王阳明的民兵思路，也就没有高杉晋作的奇兵队，没有奇兵队，也就没有后来倒幕的成功和明治维新的出现。这个一目了然的事实告诉我们，王阳明本人和他的心学对日本是多么的重要！
高杉晋作是那个时代可以震动天地的英雄人物，当时人溢美他“无人能企及”，他的“显彰碑”上刻着“发若风雨，动如雷电，众目骇然，无有敢正视者。此非吾东行高杉晋作君乎？”据说此语是后来日本英雄任务伊藤博文对他的评价。
不过，高杉晋作并非是王阳明忠实的信徒，从他效仿王阳明建立民团武装，就能证明他只是利用了王阳明。他无法做到知行合一。据说，高杉晋作放荡不羁，嫖妓成瘾，上马指挥杀贼，下马嚷着要去艺妓馆，他亲手创建的奇兵队虽然不讲出身地位，唯才是举，但高杉晋作本人却经常保持着日本武士那种昂首独步的派头，侍从前呼后拥，携艺妓张羽伞，悠然醉步徜徉在各种各样的街头。他曾对自己的老婆说：“武士之妻与町人百姓之妻身份有别”。因此，他死后雅子一直拒不接受伊藤、山县等的接济，说是：“武士之妻，再穷也不能靠足轻辈的接济过活（高杉晋作出身于俸禄150石的中级武士家，而伊藤、山县均出身于最下级武士“足轻”家。这表明高杉夫妇到头来也没瞧得起出身贫贱的伊藤、山县）。
虽然没有做到知行合一，但高杉晋作仍然是王阳明的门下走狗，因为正是王阳明给了他灵感，让他成了日军之父。
【6】
维新前三杰的最后一位就是坂本龙马。他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历史人物，倘若今天你在日本做个民调，龙马先生不是排第一就是第二。
龙马这人在后人的印象中是这样的：小时候是会尿床的爱哭鬼；被私塾退学的笨蛋；一卷发的高大武士，背上长着如马鬃般的毛；吹牛大王；建立现代日本海军的人；现代航海、贸易、股份公司的先驱者；自由、平等、民权、宪政体制的倡导者。
他提出的“船中八条”（大政奉还--让幕府把政权奉还天皇，政令出于朝廷；设立议会；招揽天下才俊，去除从前有名无实的官员；通过广泛的公议订立和外国的交际；折衷过去的法律，制定新的大典；扩张海军--坂本龙马因此被称为大日本帝国海军之父；建立亲兵拱卫京师；与外国订立平衡金银物价的法律）是明治维新的理论基础，他的恩师胜海舟是王阳明的信徒，曾以幕府高级官员的身份在日本传播心学，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坂本龙马汲取的心学营养到底有哪些？但看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倒幕运动”，足以证明王阳明的“事功”主义对他的影响是惊涛骇浪的。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坂本龙马的心学造诣，在他所创办的龟山商社中有两个人：岩崎弥太郎、大隈重信、前者是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三菱公司的创始人，而后者是明治时代的财政部长。这二人的心学修为可都不是一般的高。
有人曾对坂本龙马说过这样一段话：“你前天所说的和今天所说的不一样，这样你怎么能取信于我呢。你作为天下名士必须有坚定的信念！”
坂本龙马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中国孔子说过，君子从时。时间在推移，社会形势在天天变化。因此，顺应时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西乡，你一旦决定一件事之后，就想贯彻始终。但这么做，将来你会落后于时代的。”
他的掉书袋虽然是孔子的，但可能是从王阳明“心即理”的理论延伸出来的。什么是“心即理”，不要坚信什么外在的规范原则，用你的心去看这个世界，顺应潮流，与时俱进。
而维新志士们正是拥有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才为后来明治维新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术搭起了坚实的舞台。
（第四节）维新豪杰们的不执一
【1】
完全把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落到实处的是维新后三杰（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特别是西乡隆盛，对阳明心学的体悟快捷明快。他说，学习应“自得于心”，以利用“较量格斗”。王阳明说，“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于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于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一切都在“心”的法庭面前裁判，是与非，只决定于自己的心是否和他说的合拍。
如果不这样，正如西乡隆盛说的，“空读圣贤之书，如同观人剑术，无丝毫自得于心。若不自得于心，一旦较量格斗，则唯败逃而已。”这种思想对当时日本人起来倒幕，废藩置县，教育改革，富国强兵，促进明治维新，其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毋庸置疑。
所谓“自得于心”，无非是全凭一个高尚的信念来做事为人。西乡隆盛曾为了坚定信念，而两次和上级发生冲突，被流放荒岛。两次流放，他总会带上阳明学的书籍。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使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时，我也没有荒废提高完善自我。”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是位于人上施政的话，必须是那些不谈钱财，不求回报甚至能够舍却生命、忘却自我的人。这正是心学所标榜的圣人，一个完全恢复了良知本体的人。
当然，评价一个人，你绝对不能看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在维新志士中，西乡隆盛的清正廉洁、清心寡欲无人可及。这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说，世上有些人，明知道那是好的，却不去喜欢，明知道那是恶的，却不去厌恶。他虽然有良知，能分清是非对错，却不去实践是非对错，这就不是致良知，也就不是真的知行合一。王阳明心中理想的知行合一的人是那种可以致良知的人，也就是按照自己的良知的指引去实践中做事为人。
西乡隆盛在倒幕运动中曾作一首感怀诗，其中有“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愧瓦全，我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之句。无疑，这首诗完全反映了他凭着人的一点良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独立个性，敢于以身许国的自尊无畏精神。
包括明治维新的总设计师大久保利通，也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大久保利通的心学启蒙来自父亲，也就是说，这个从小就读王阳明心学的人，对王阳明心学的感悟入骨三分。所以在明治维新的改革中，他能凭借自己的良知，真心实意的为日本的崛起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诚然，日本实现民族独立，进行资产的社会改革这两次历史任务是同时并举的，他不采取公开对抗的形式，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渐进方式。但是，要改革，就必然有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难免伴有强烈的对抗，以至搏斗，其精神支柱，确实不能否认是汲取了阳明学说中某种东西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