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一直就受到反对。苏轼说，你国家搞高利贷公司，这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百姓不借也要借。王安石虽然说不强行摊牌，但王安石不是千里眼、顺风耳，帝国这么大，某个小县城的官员搞强行摊派，谁能管得住！
即使没有强行摊派这回事，可国家搞高利贷公司，就意味着天下通吃。要知道，利息可是百分之二十！
这是什么，这是典型的朝廷敛财！
朝廷敛财对谁有好处？大家都以为对朝廷有好处，实际上是对官员有好处。因为朝廷倡导敛财，各部门、各州县必定“兴利以聚”，变尽法子搞钱，绞尽脑汁生财。官员利字当头，必定横征暴敛，制定各种苛法，让百姓无法生存。
朝廷虽然有了钱，但却失去了民心。到时候真正受害的是谁，当然是你皇帝！
苏轼还说，以前的确有贫富差距，问题是，这种贫富差距老百姓还能受得起。因为真正富裕的人其中很多人都是通过艰苦奋斗积攒的财富。那些官宦之家虽然有强势资源在手，可很少有人利用官方力量来使自己富裕。这正如旧社会“黄世仁”和“周扒皮”类的地主寥寥无几一样。可是，一旦官方提倡敛财，很多人就会跟官方勾结，百姓最恨的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恨你的那些钱不是正道来的。
苏轼最后提醒宋神宗，王安石和您的这变法，就是胡搞一气。短时间内能看到不错的成效，时间一长，必然出问题。因为它必然会加剧贫富分化，这种贫富是因为官方而造成的，所以，更让百姓愤恨！
宋神宗对苏轼的印象深刻，所以当司马光提出让苏轼做谏官的头目时，宋神宗当即就承诺下来。宋神宗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愤青苏轼，可能就是因为苏轼敢说话。这是北宋诸多皇帝最使人喜欢的地方。他们从来都很民主。
可当他把这件事对王安石讲后，王安石极力反对。他说，苏轼这人比吕诲还难搞，如果让他当谏官的头目，那变法肯定无法进行。宋神宗说，但这件事我已经答应下来了，王安石说，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宋神宗说，那如何安排苏轼？
王安石说，这简单，让他滚蛋。
宋神宗说，苏轼什么错误都没有犯，如何滚蛋。
王安石说，只要是当官的，都有错误。
苏轼的“错误”就是，几年前，苏轼回老家，利用官船贩卖海盐。而指出苏轼“错误”的是苏轼几年前的好朋友、现在的改革委员会委员谢景温。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的弟妹，谢景温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并且呈飞升之势平步青云，被王安石派到御史台做内鬼。
苏轼和谢景温当年结交甚欢，二人的翻脸，是因为苏轼看到这小子不太地道。据说有一次，大家出外公费烧烤。一只受伤的小鸟突然一头栽倒在谢景温脚前，老谢鼓着腮帮子吃，脚上一用力，鸟被踢飞。苏轼说，你这小子如此轻贱生命，将来必然要祸害全人类。
我们知道，苏轼是个预言家，他当初预言章惇会杀人，现在又预言谢景温祸害全人类。都预测准了，也都没有预测准。章惇是杀人，但是开疆拓土；谢景温根本就没有祸害全人类。就是因为这件小事，苏轼和谢景温吃了顿绝交饭，从此形同路人。
这一次，王安石让谢景温出手，恐怕也是为谢景温报当初绝交之仇。
问题是，这是典型的诬陷，苏轼根本没有贩卖私盐。但证据不足，只存在民主国家。专制社会，只重口供和人证。至少有十几个人都作证，说苏轼就是贩卖私盐，搞得苏轼后来恍恍惚惚，认为自己当初真就贩卖了私盐。
案件定型，王安石想把苏轼搞到荒山野岭的颖州去。宋神宗很担心苏轼死在那里，于是改为发配杭州做市长助理。
司马光离开东京时所制造的影响力远没有苏轼离开东京时的大。苏轼离开东京后，王安石变法派内部开始急剧分裂。
首先就是那个变法理论家程颢，这小子和他哥哥程颐后来被尊为理学“二程”。当初，程颢板着一副正经脸积极要求变法，王安石变法开始后，他充当王安石的理论打手，为王安石攻城掠寨。不过，程颢这小子玩理学的。理学要求人生必须要严肃，而且要极端的严肃。人除了努力做圣人外，其他事情都不能想，更不能做。
王安石的变法本来就是让人释放贪欲之心，努力发展经济，国家聚拢财富。而圣人最反感的就是争名夺利。可想而知，程颢的理学理论肯定是帮倒忙。而程颢本人也逐渐对变法深恶痛绝。当他知道用自己的理学无法让王安石迷途知返时，他立即抱着行李卷，带着家人跑到贵州去做小官了。程颢虽然身子跑了，但心依然在东京城。他在贵州从来没有闲着，一封封信从贵州传到东京。人们看到程颢全副武装，挥舞着理论武器，单挑王安石。
王安石看着这些信，想死的心都有了。这可是当年最支持变法的人之一，怎么跟狗脸一样，说翻就翻！狗脸的还不止程颢，还有曾巩的弟弟曾布。曾布是改革元老，改革委员会刚成立时，他就在里面担任要职。可几年后，曾布走火入魔，突然调转枪口瞄准新法，一梭子子弹射了出去。
曾布攻击的和苏轼攻击的一样：“市易法”是官方垄断资本，是在搜刮百姓的钱财。他曾在东京城中明察暗访了很多贷款的人，曾布说，这些人都想操政府的八辈祖宗。曾布还指出，官商勾结根本就不算什么新鲜事，已经被政府默认。现在居然是，很多官员也干起了大生意，日进斗金。
曾布这个叛徒，让王安石很长一段时间睡觉都会哭泣，咳血。当曾布被赶出京城后，王安石才能睡上几个不做噩梦的觉。最无法忍受的是，他的两个弟弟也跳起来和他唱起对台戏。他两个弟弟几乎是他一手拉扯大的，进入官场后，又是王安石让他们比别人少走了十年的路。可现在，他一回家，兄弟俩像是见到瘟神，要么是吵架，要么就是冷若冰霜。
王安石伤心欲绝。
据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出差，回东京后，宋神宗召见他，问他：“你哥哥管理国事，外边有什么议论吗？”
王安国一肚皮不愤，说：“人们都说他信任小人，刮钱太凶。仿佛是欠债鬼托生。”回家后，王安国就对王安石说：“你再这样干下去，把天下人都得罪完了，咱们王家也要惹大祸了。”
王安国知道自己无法说法哥哥，因为哥哥的性格，他还是比较了解的。不过，他所不知道的是，王安石一直在心里打鼓。他很疑惑，难道地方上对种种新法真的很反感吗？
几天后，他的一名学生从地方进京述职。他特意叫来，问地方上对新法有什么反应。学生仔细想了一下，然后才开口：“老师制定的新法的想法很好，可惜地方官一执行起来就走了样，违背朝廷的意思，结果惹的老百姓反而对新法很不满。”
地方官为什么一执行起来就走样，难道是他们天生弱智？那位听到杜鹃叫的大学问家邵雍给他学生写的信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邵雍桃李满天下，而且他的学生都是地方官。当新法执行的命令到达地方上时，这些学生给邵老师写信，不赞成新法，打算辞职。
邵老师赶紧回信，说：“你们真是猪脑子。现在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新法制定的再严密，总会有孔子可钻。你们在地方上手握大权，完全可以想方设法，拖延抵制，保护良民。要是你们都辞职不干，由那些支持新法的人放手大干，天上的神地下的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邵老师指点迷津，他的学生们自然是敬如圣旨。所以，王安石的新法在很多地方上的进展都极不顺利。
王安石为了获得地方上最真实的情报，专门派特派员到地方上去侦查。但这些特派员侦查的结果却让王安石很兴奋：地方上对新法的执行那真叫一个到位。
这可能是官僚作派，也可能是，这些人去的真就是执行很到位的地方。
除了与新法做思想上的做对外，还有一些官员正如苏轼所说，利欲熏心，急吼吼的想创造业绩，大揽钱财。正是在这样的群体情绪下，爆发了东明事件。
东明是东京城下属的一个小县城，“免疫法”在那里推行还不到半年，就出了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应该是蓄谋出来的。东明县的县令贾蕃是文彦博的学生，在神宗的压制下，文彦博已经不好当面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了，阳的走不通，那就玩点阴的，文彦博授意贾蕃在新法实行过程中做起了手脚。
贾蕃故意把东明县的很多四等户改成三等户，拧紧免役法的规定，三等户需要缴纳的免役钱比四等户要多得多。这样一来，以前没什么负担的人家现在就要多缴一大笔钱，这事放谁家身上都会生气。然后，贾蕃又放出谣言说，重新划分户等都是王安石搞出来的。这下，民愤爆发了。不明真相的一千多百姓冲进了开封，到开封府告状，被告就是免疫法。开封府伶俐到极点，立即把状子扔回，让他们去找王安石。
这是一招典型的嫁祸于人，王安石家门前，顿时被一千多人围的水泄不通。王安石下朝回家，看到这样的情状，赶紧动用各种感情，把这些人都劝回家。王安石温情的警告这些人，越级上访这种事可大可小。但又对他们说，你们回家把事情经过详细的写给我，我必然会给你们一个公道。农民们走后，王安石又让东京知府给这些赶了半天路的人发上一顿饭钱。
想不到，这些百姓一走，御史台的几位御史立即就跑到宋神宗那里报告了，他们提醒宋神宗：“东明百姓闹事，是由于新法害民，请领导您下令严办主管官员，取消‘免疫法’，安定民心。”
宋神宗还没有找王安石问原因，王安石已经查清了真相。真相就是，这完全是东明县前任县长贾蕃搞的鬼。贾蕃讨厌新法比讨厌蟑螂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御史台的几位谏官（就是那几位心急火燎跑去宋神宗那里告状的人）关系很好。
在试行“免疫法”时，贾蕃和东京城中反变法派的人互通过消息。然后把本该划在第四等的穷苦户民全划成了第三等。当王安石把这件事情准备好好解决一下时，才发现问题很严重。因为贾蕃已经进了枢密院工作。而调他进枢密院的正是当时的枢密使文彦博。王安石还想深入调查文彦博的罪过，却被神宗以文彦博年老为由压了下来，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
“反蛊”中最厉害的人当属唐坰。唐坰这个人年轻气盛，是个急性子。王安石刚推行新法时，唐坰看准了改革委员是个升迁的好地方，就上书宋神宗说，变法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既然有那么多大臣反对，就该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示众，新法就畅通无阻了。王安石听到有人这样说，是极大的高兴。就让唐坰做了崇文殿的校对员。
唐坰这人不但急功近利，嘴巴还没有把门的，经常说应该杀这个还要杀那个。宋神宗真想把祖宗家法拿出来让他看，其中有一条是，不得杀读书人。唐坰的“好杀”引得宋神宗很不满意，想把他踢出中央，让他当钱塘知县。但王安石当时太缺人了，就让御史台的一位伙伴保了唐坰到御史台。
结果就是，唐坰的大嘴巴让王安石也开始反感起来。大嘴巴的特征就是，说话做事草率，没有责任感。王安石预料到这种人必是败事有余，所以就又把他踢到谏院去了。
北宋时期有两个监督部门。一个是御史台，主要监督中央干部和封疆大吏的行政；一个是谏院，主要监督皇帝的言行。表面看，御史台监督的是干部，而谏院监督的是领导，以为御史台低于谏院。实际上恰好相反，谏院的谏官们都想去御史台。因为北宋的皇帝大都做的很好，没有什么事可以监督。而御史台的官员经常有事做，所以权力自然就大些。
唐坰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在心底发誓从此与王安石不共戴天。唐坰是个行动力强大的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唐坰连上二十份奏章，认为新法不可行。王安石应该滚蛋。可是，宋神宗把这些奏章全都扔进垃圾桶。唐坰等的抓耳挠腮，知道按照程序上奏章，一定会被“法律”掉。他决定出奇兵。但如何“奇”，仍然是一头雾水。
急功近利的人，都相信天命。唐坰也不例外。有一天，他找来一位传奇的半仙。半仙就给他卜了一卦。卦图上显示：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鸡。
唐坰摸着脸，拼命琢磨。正所谓希望干掉王安石，所以相信能干掉王安石。而这副画就是证明：持弓的人必然是我，而姓王的属鸡，我一箭必然射死他。只要射落他，我还愁富贵荣华？
他身边的一位跟屁虫提醒他，您都射了二十次，如同射天，箭是有去无回。唐坰说，我之前的不算数。这一次，我要出奇制胜。跟屁虫说，出奇制胜，莫如当面锣对面鼓。唐坰说，对啊，我可以在“起居日”跟他过招。
起居日是指每五天，文武百官按照法律规定入宫拜见皇帝。法律同时规定，这一天，不允许奏事。唐坰选择这样一个时间，显然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写奏折，这一次的奏折写的飞扬跋扈，给王安石的脑袋上扣了六十顶大罪帽，他可能想的是，不能把王安石干掉，也要把他的脑袋压到胸腔里。
唐坰在这份奏章里把王安石刻画成了极品奸臣的形象，除了装腔作势，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外，一无是处。把王安石写的整个就是唐朝的李林甫。整个奏章虎虎生威，不但骂王安石，还骂了吕惠卿、曾布、所有变法派人士，甚至连反变法的文彦博都没放过。说他们或是擅权，或是为人爪牙，或是明哲保身，劝告神宗皇帝应速速杀王安石以谢天下。最后，唐坰又给宋神宗来了记闷雷：专作威福，天下但知惮安石，不知有陛下。
这话是阴毒到极致了，众所周知，专制王朝的皇帝们最怕的就是手下犯上。而手下有能力犯上的人要么是手握重兵的大将，要么就是声名显赫的宰相。唐坰这话的意思是天下只知道王安石在当政，没人知道还有你这个神宗皇帝。再过段时间，可能会有人以为天下是姓王，而不是姓赵了。
起居日那天，神宗皇帝和大臣们正按惯例聊天，唐坰突然就从官群中闪出来，说有要事。宋神宗很讨厌，告诉他，今天是起居日，你有事，改日再说。
唐坰立即趴在地上，声震屋瓦，大声说：“此事刻不容缓，国家社稷危险啊。”因唐坰不合常规，这番表现出来把所有人当场都给雷了个外焦里嫩。
宋神宗知道御史都是危言耸听之辈，但想不到唐坰居然危言耸听到这步田地，就叫他爬起来，让他有屁快放。唐坰严肃的吓人，整理衣冠，走到神宗皇帝的御座前，展开奏折，盯住王安石，仍然是声震屋瓦：“王安石，到这儿来！”
王安石懒得理他，想不到唐坰口出毒蛇，“领导在这，你都如此，在外可想而知！”这话使人只能顺从，不能违抗。王安石走到前面，唐坰大嘴巴一张，滔滔江水滚向王安石。
王安石是越听越气，听完后，正要和唐坰理论。想不到，唐坰一宣读完，给宋神宗磕了头，转身就出去，等待被人追究责任。神宗皇帝也是非常气恼，一个小小御史，居然说要杀宰相，把祖宗家法抛到九霄云外，这真是不成体统。
若按神宗皇帝的意思，唐坰这样的人就该扔进大牢，好好反省。可王安石被攻击的习惯了，还替唐坰说好话。他说，这孩子年纪小，不懂事。他这样做，其实也是想吃骨头的狗，跳大墙。不过，死罪可免，活罪是不能逃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