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曾发生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两件大事。在这两次大事件中，有一个在青岛的逊清遗老起过不大不小的作用。袁世凯称帝前，他为其作舆论准备；张勋复辟成功后，他跑到北京求见宣统皇帝，劝其重登龙椅。此人就是前清的官吏（官至学部副大臣）、近代著名学者劳乃宣。
被邀到青岛
和跑到青岛的其他逊清遗老不同的是，劳乃宣是被邀请到青岛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要求清帝退位，劳乃宣愤恨不已。他写了《共和正解》，在文中，他认为革命党所标榜的“共和”歪曲了“共和”一词的原意。并且，煞有介事的指出，革命党人所谓的“共和”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
孙中山所提出的“共和”，其实就是反对专制和君主立宪的，不能有皇帝，国家的领导人由人民选举。也就是说，共和属于民主政体。劳乃宣却认为，所谓“共和”，是指周成王年幼登极，不能理政，由周、召二公夹辅王室，后人认为因是两个“丞相”和衷共摄朝政而称为共和政治，他以此说明所谓共和是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
在文章中，他说，周、召二公辅政十四年，周成王即位，“共和”就完事了。这不是和现在外国所谓的君主立宪一样吗？外国的君主立宪有君，我们中国古代的共和也有君，现在，皇帝年幼，如果设一个如当年周公、召公一样的人来担任行政，这就是真“共和”了。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明不应废掉皇帝，只要改立宪即可。至于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他说：四亿中国人中，有几个人知道民主？不知道的事，你来做，怎么可能成功？
他虽然说得看似头头是道，但革命党人不听他的这套文字游戏。第二年的1月，宣统皇帝退位已成定局，劳乃宣不忍见小皇帝逊位情景，就辞去了学部副大臣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官职，举家迁到河北涞水。
这个时候的劳乃宣其实是两个人，一个是作为学者的他，1913年7月，他应孔教会首领陈焕章之邀，派外孙孔祥珂回曲阜参与筹备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并亲为衍圣公孔令贻起草演说词；另一个是作为清朝官吏的他，在涞水一年的时间里，他曾三次到易县朝拜光绪坟墓，在墓前，他痛哭不已，几乎要晕死过去。
如果不是一个叫尉礼贤的德国人，劳乃宣恐怕就在涞水过着他学者与官吏结合的日子。尉礼贤是作为一名传教士的身份来到德国统治下的青岛的，他一到青岛，就开始学习中国语言，在粗略看懂中国的儒家学说后，给自己起了“尉礼贤”这个中文名。在青岛，他开办了许多学校，甚至办过女子学校，但都不是很理想。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批逊清遗老跑到青岛，尉礼贤发现在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饱学之士，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于是就决定成立一个能让这些学者集会的组织。
1913年秋，劳乃宣收到了曾经的主子——前清两江总督周馥从青岛写来的信，周馥在信中说，有一个很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人叫尉礼贤的成立了一个遵孔文社，希望能有一位学者型官员来主持社务，而阁下就是最好的人选。
劳乃宣兴奋异常，在涞水，他过得并不开心，清贫的生活和精神的空虚使他很烦闷。青岛之地是前清官员的集结场，也是时局的前哨站，能在这样的地方，作为忠心为清的他来讲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好事。几天后，他就举家来到青岛，暂时住在了尊孔文社旁的一个四合院里。
在到青岛前，他特意查了自己的姓，原来是因为先祖居于青岛的“劳山”，以山为姓，从而有了“劳”姓，后来崂山加“山”旁称“崂山”，所以，他去青岛等于是回到祖先生活之地。这更让他欣喜非常，并自号崂山居士。
劳乃宣是作为学者的身份到青岛的，尉礼贤组织的尊孔文社是一文人雅集的松散组织，成员多为清朝遗老，也有少数的在青岛德华大学任教的德国教授、学者，这些人在一起交流东西方文化，因而也称“中西文社”，有时在饮酒之间论文谈道。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的不同，“中西文社”的开始并不顺利。遗老们在上面讲，德国人费尽精神，也听不太懂；轮到德国人发表言论时，遗老们干脆回家睡大觉去了。
作为学者，劳乃宣的郁闷程度并不下于尉礼贤，但劳乃宣还有另一身份——前清官吏。这一身份才让他的人生和留给我们的故事精彩异常，甚至于捧腹大笑。
大闹灵棚
在青岛过了三个月的闲适生活后，劳乃宣去了北京。此次进京，他的心情很复杂，因为是去参加前清德宗景皇帝（光绪）和孝定景皇后（隆裕）的入土仪式。
前清皇帝光绪帝在位虽然长达34年，但生前从未营建陵寝。他死后，清朝政府才派大臣择定易县西陵的金龙峪为崇陵陵址，宣统元年（1909）二月初八，崇陵正式破土动工。但工程尚未进行到一半时，宣统皇帝就宣布退位了。根据革命党人制订的《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的规定，崇陵工程继续修建，终于在1913年12月份竣工。
许多逊清遗老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进入北京，聚集到西陵附近梁格庄行宫。梁格庄行宫本是清朝皇帝祭陵时居住的处所，如果有皇帝死后，其陵墓还未修建毕，皇帝的尸体就放于此行宫内。在入土前，前清遗老们于光绪和隆裕皇后棺材前祭奠，一场闹剧在此时发生了。
这场闹剧的主角有两个，一个就是劳乃宣，另一个是前清布政使、负责督修崇陵工程的梁鼎芬。梁鼎芬是光绪的老师，对清王朝的一切都死心塌地地认可。在崇陵的修建过程中，他经常到工地瞻祝，为工程的修建筹款募捐。就在为光绪送葬时，他还由两个亲随搀扶着在陵前执绋（牵引灵枢的大绳），从行宫一直走到下宫殿。当人们将棺椁、随葬品布置妥当退出地宫后，他却出格似地坐在地宫内，宣称要给光绪殉葬。许多人，包括逊清遗老都觉得他做得有点过了，就把他生拉硬扯地拖了出来，才算了事。
1913年12月13日，光绪和隆裕皇后安葬前的祭奠仪式正顺利地进行着，突然，劳乃宣从人群中冲了出来，扑到一个正在行三跪九叩大礼的人面前，指着那人的鼻子怒问道：“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众人都被劳乃宣的声音吸引过来，并看向那人。那人西装革履，满脸红润，头发油光水滑，与身穿清朝素袍褂的遗老们形成了鲜明对比。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此人是同、光名臣孙诒经的儿子，时任民国政府外交总长的孙宝琦，他此次是代表民国政府来参加祭奠活动的。
劳乃宣这么大声一问，孙宝琦立即愣在当场。还没有等他回过神来，梁鼎芬浑身上下无一处不哆嗦地站了出来，提高嗓门大声向孙宝琦质问：“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劳乃宣见有了战友，立即把闹剧提升层次，他当即跪地，痛哭不止。一面哭，一面骂孙宝琦是假洋鬼子，不要脸。
梁鼎芬又继续质问孙宝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两人一唱一和，使得孙宝琦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嘴已不听自己使唤，只是一个劲地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两人又大骂，直到孙宝琦不作一声，任凭两人指责叫骂多时，才算完事。
劳乃宣大概也知道，这时的天已经不是大清的天，即使他多么怀念大清国，多么想为前朝做出力所能及的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两年，一切都已改变，他对大清的怀念其实已无处寄托，只能在细枝末节的着装上进行愚蠢无用的批判，以此来完成自己作为前清官吏的职责和义务。
其实，劳乃宣没有必要对大清忠心耿耿。
劳乃宣出身于官僚家庭，其爷爷曾是江苏粮道，父亲在直隶沧州做过官。他出生于1843年，正值中国与西方武力和文化的碰撞时期。青少年时，劳乃宣在苏州读书，1865年中举人。此后数年在保定、济南给别人当家庭教师。1871年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八年后，他被任为临榆县的县太爷，然后就是和县太爷有了不解之缘，其先后共当了五个县的县太爷。
劳乃宣是帝制社会最合格的官吏，在任时，勤奋为官，爱民如子，博得了百姓的拥护。他又主张广设里塾，要求里中子弟农闲时入学。并提出对后世很有影响的主张：教化学生，以备国家之使。
在为政的同时，他还潜心研究学问。就这样，他做了20年的县太爷。有人认为，劳乃宣当了20年的县太爷是因为他一心读书、致学，不善向上司逢迎、行贿。这种说法倒也顺情理，因为他除了官吏这个身份以外，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一个学者。
从以上劳乃宣的事迹来看，他并没有死心塌地效忠大清的充要条件。作为臣子，君未使之以礼（20年地方小官），臣就有理由侍君可不忠。即使忠于君，在劳乃宣这样的情况下，也没必要忠诚到大闹灵棚的地步。
特别是义和团事件，更是让他对大清政府伤透了心。
“考证”官吏
劳乃宣喜欢考证。
在考证“共和”二字之前，他就考证出了义和团不应该存在的书面材料。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北部兴起时，劳乃宣正在吴桥当他的县太爷。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短时间内就影响到临近的直隶各县，县太爷对这一时髦运动强烈反感。为了找到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理论依据，他开始考证。
考证的结果就是，义和团是邪教白莲教的支流，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早在嘉庆年间就被明令禁止。他又找出嘉庆十三年的一道谕旨和二十年的一份奏疏，撰写了《义和拳（团）教门源流考》，作为告示张贴于所辖县境。
首先，劳乃宣所治理的吴桥并没有吃不上饭和无所事事的百姓存在，其次，大多数百姓如果不是经过煽动，是不会轻易参加一个组织的。劳乃宣这一招果然奏效，吴桥很平静。但临近的几个县城却很不平静。许多百姓参加了义和团，对外国人的教堂进行焚烧，并对地方官采取武力行动。劳乃宣狗拿耗子，派兵去临县镇压烧毁教堂的义和团成员，引起了义和团的愤恨，声言要报复他。劳乃宣又派兵迎战前来报复他的义和团，杀死九人，俘十多人。并将俘虏斩首示众。
但是，劳乃宣镇压义和团的主张和行动并没有受到清政府应有的重视，由于义和团的声势不断壮大，清政府采取了怀柔政策，后来则实行招抚和笼络，1900年6月，义和团在清政府的允许下蜂拥入京。
劳乃宣大失所望，他千方百计想要维护的政府却把他出卖了。一怒之下，以请病假修墓为名离职到了山东曲阜暂住。
这次事件对劳乃宣的打击很大，在曲阜的那段日子里，他总长嘘短叹。对自己所效忠的政府，他确实感到了无力和失去信心。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义和团运动后来被老佛爷利用去打洋人，不久，这一运动归于失败。劳乃宣得知这一事件后，并没有欣喜若狂，他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分析后，感慨道：“神州陆沉，是此浩劫，不幸而言中！”
到了1915年，他在给徐世昌的信中对清政府不采纳他的主张还耿耿于怀，他说，“无稽之言上达，天听先入为主，信之不疑，而二三大臣知者不敢言，言者不尽知，以致一误再误，至于今日夫。……如有敢言之士将此事根底源流，是非利害反复推阐，痛切敷陈，圣性光明，定必幡然而悟，但使上意一回，定为剿拳和洋之局。”
劳乃宣之所以那么强烈地反对义和团，原因也就在这里了。他认为，当时在中国的外国教堂是缓和中外关系的桥梁，而义和团非要烧掉这一桥梁。劳乃宣和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是没有能力在武力上与外国抗衡的，可义和团所作所为就是逼着外国使用武力来挑战中国。
虽然，他对义和团实行镇压的主张与行动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认可，但却得到了一个响应者。此人就是让他后来作为逊清遗老的日子大起波澜的袁世凯。
1899年，袁世凯在上任山东巡抚的路上，遇到了劳乃宣。劳乃宣把自己对义和团的考证书拿给袁世凯，得到了袁世凯的首肯。袁到山东以后，建议清政府对义和团严禁预防。他自己则大下杀手，使山东义和团死伤惨重。对于袁世凯镇压义和团的行动，劳乃宣鼓掌叫好。六年后，他在与徐世昌谈到这个问题时，还称赞袁世凯：“山东能保全，全在他，令人感佩。项城（袁世凯）用我之言而受效，至今犹未忘。”
或许也正是这一层“敬佩”与“信赖”的关系，在袁世凯后来翻云覆雨之时，劳乃宣才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
而劳乃宣支持袁世凯的根本出发点，其实还是为了复辟大清。
希望破灭
劳乃宣在山东曲阜住了不到一年，就跑到上海主持了南洋公学三个月，1903年又到杭州主持浙江求是大学堂。1904年到1908年，连续充当李兴锐、周馥、端方三任两江总督幕僚，这就是后来周馥为尉礼贤推荐他的最根本原因。
就在1906年，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本可以改变中华历史的大事件：清政府颁发了“预备立宪”的谕旨。要实行“君主立宪”，并派出三大臣分赴英德日三国考察宪法。1908年，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其后，各省举行选举，选出议员、议长，组成咨议局等。
就在这一年的5月，经过张之洞的推荐，劳乃宣被老佛爷召见。张之洞之所以推荐劳乃宣，是因为他在县太爷任上时总与外国的教堂打交道，与外国人打交道，就必须熟知他们的法律。无疑，在整个中国实行外国人的政体时，劳乃宣可算是个“珍宝”。
这次进京，他被升任四品京堂，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后又入选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就在这一段时期内，由于要对法律熟知，所以，他对君主立宪政体了解得很透。
当大闹灵棚事件，他回到青岛后与德国法科教师赫善探讨中外法律之异同，其所凭借的知识都是在这段时期获得的。正是由于他对清政府君主立宪的积极赞同，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暑学部副大臣。
在他和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下，1911年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凭心而论，《十九信条》已接近于英国的君主立宪，而且具有了临时宪法的性质，为了改变武昌起义带来的危机，《十九信条》中有一条就是：速开国会，以确定立宪政体。
可惜，不久后，武昌起义迅速波及全国，清政府的君主立宪被辛亥革命在背后一枪撂倒了。
清王朝的官吏们原本是看到了希望，想不到这希望转瞬破灭。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要挽留住这一丝希望，但无济于事。革命党们的枪杆子不允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