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在洋人心中，竟然比故宫三大殿更能代表北京城！难怪洋人来到北京，无不以一见辜鸿铭为荣了。在辜鸿铭卜居椿树胡同的日子里，慕名来访的洋人可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芥，以及在1913年击败辜鸿铭获得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
毛姆初到北京时，托朋友致信邀请辜鸿铭相见。骄傲的辜鸿铭嫌毛姆不自己到访，而把自己当成召之即来的什么玩意儿，根本不加理会。毛姆无奈，只好亲自登门拜访，辜鸿铭这才出来相见。临别时还欺负毛姆不懂中文，说要送人家一点东西，当场挥毫赠送毛姆两首诗。毛姆恭恭敬敬地收下了，后来请人译成英文，这才知道原来是两首温柔缱绻的狎妓诗。
未名狂客，博雅君子
碧波清浅的未名湖和巍巍入云的博雅塔，是北京大学校园中两处最为知名的景观。辜鸿铭头戴瓜皮小帽身穿传统长衫脑后拖一条长辫子执教北大之时，北大虽还没有搬迁至如今的校址，用“未名狂客”和“博雅君子”八字来形容这位才博古今学贯中西而又孤高自许、行事乖戾的古怪才子，却是恰到好处。
1907年，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时，第一次从德国人那里了解到有一个叫做辜鸿铭的中国人，凭借他的《中国札记》和《尊王篇》等书，在德国人乃至整个欧洲人心中占据不小的地位。1915年，蔡元培游学至法国巴黎，适逢辜鸿铭最重要的著作《春秋大义》在欧出版，蔡元培又一次领略到欧洲人对辜鸿铭的无比崇敬。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宗旨，大力延请海内外学术名家入校任教，一时间各方英才济济一堂，辜鸿铭也在被邀之列，他给学生讲授的内容，是英文诗。
在辜鸿铭执教北大的那些年里，他那身奇特的打扮，一直是北大校园里一道独特而扎眼的风景。
辜鸿铭第一次走进北大的课堂时，台下的学生们看见他拖一条长辫，一副前清老先生的打扮，顿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而辜鸿铭神色泰然，淡淡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偌大的教室里，一时间寂然无声。
辜鸿铭抓起粉笔用他那特有的歪歪扭扭的字迹（辜鸿铭幼年时接受西式教育，没有专门练过书法）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一转身就开始跟学生约法三章：“我有三条规矩，你们必须知道。第一，我进来时，你们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然后就开始大谈这三条规章的必要性，旁征博引，洋白夹杂，口若悬河，趣味横生。末了，又捧出他那套贬低西学讴歌中国文化的理论，并且把他开设这门课教授英文诗的目的归结为，要学生学好英文后，把“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在奇人辈出的北大，学生们也算是见多识广。像辜鸿铭这样装扮的老先生或许并不罕见，精通西学西语的新派知识分子北大当然更不缺少，但这两者竟然如此奇特地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大家真真又一次开了眼界。
第一节课的闲话不过是个序幕，真正精彩的内容还在后面。正式上课开始后，学生们发现，辜鸿铭讲课从来都是两手空空，不带任何讲义、小抄，古今中外，三教九流，信口说来，无不娓娓动人。当时的北大，把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批得力干将都网罗其中，西方文学、文化大行其道，被无数教授、学子奉为圭臬，但还从没有一个人以辜鸿铭那样独特的方式来讲述西方文学。
他仿照我国古代经典《诗经》的分类，把英文诗分为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将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称作“洋《离骚》”，并且用严整的中国古诗的形式来翻译英文诗，甚至还掺杂几句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讲着讲着，他嘴里就不时冒出几句德文、法文、日文，甚至希腊文拉丁文，到兴奋处，满面红光，脑后长辫随身体有节奏地晃动，摇曳生姿。一向牢骚满腹看谁都不顺眼的辜鸿铭，有了这样一个固定的倾诉和发泄的场所，动不动就偏离正题臧否人物抨击时政，自然也少不了。
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赚取听众的欢呼与喝彩，原本是辜鸿铭的强项。在北大的课堂上，也不例外。据当时在北大求学的学生回忆，辜鸿铭的课非常受学生的欢迎，甚至比胡适、陈独秀这些人的课还要火。
当时，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不觉间已经迈入了第三个年头。在日本和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中国政府于1917年正式对德宣战，加入了这次战争。为此，辜鸿铭在报纸上发表了《义利辨》一文，对中国参战可能带来的后果表示担忧。此文的论点，完全是孔孟之道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那一套，却也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形势，准确地切中了时弊。
果然，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列强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力又被列强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各国在华特权等的要求也丝毫得不到回应。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还成了砧板上的肥肉，任人宰割。
消息传来，华夏大地群情激奋，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运动。而蔡元培亦深感于政府之腐朽无能，于五月八日提出辞呈，不愿再做北大校长。此时的蔡元培，已经因为他在北大推行的一些列教育政策而深得人心，蔡元培要离开北大，许多教授也闹哄哄地提出要辞职。六月五日，北大的一帮教授召开一个计划挽留蔡元培的会议，辜鸿铭当着主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面在会上一语惊人：“校长是我们学校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
这场运动的结果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军阀政府只好满足学生运动提出的要求，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出面挽留蔡元培。蔡元培心中稍感安慰，不久也就发表声明，收回了辞职的决定。
辜鸿铭的英文诗，也就在北大的讲堂上继续讲下去。
盛筵华席终散场
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和陈独秀在他们的同事当中找到了一个近在咫尺的活靶子——辜鸿铭。陈独秀将辜鸿铭指为君主论者加以批判，而胡适则在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情况下措辞含糊地举出辜鸿铭早年剪过辫子这一事情，借以证明辜鸿铭如今的尊王复古，其实是为出风头，故意“立异以为高”。即便是赏识辜鸿铭才学的蔡元培，也在一篇与林纾论战的文章中，给辜鸿铭贴上了复辟论者的标签。
没招谁没惹谁，平白无端的就成了众矢之的，一向不在人前服软的辜鸿铭，不知为何，这一次竟然没有跳出来和胡适等人打嘴仗。即便看到胡适对他早年经历的表述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也只在嘴上吓吓胡适说要上法庭告他诽谤。难道因为进入晚年，伴随了辜鸿铭一辈子的火爆脾气就渐渐消减了？看他这期间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讽刺美国人没有文化，除了爱伦·坡的一首诗外美国没有文学作品的文章，那股尖酸刻薄的劲头可丝毫没有收敛。
或许，活了这一大把年纪，经历了这样那样的风风雨雨，一切针对个人的嘲讽、谩骂和指责，辜鸿铭都已能够安之若素。唯一令他不能容忍的，便是他所信仰的东西在风云变幻的局势下所遭遇的损毁和亵渎。辜鸿铭没有公开回应胡适等人对他个人的攻击，却在报纸上连撰两文——《反对文学革命》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旗帜鲜明地维护旧文学，反对新文学。
单凭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辜鸿铭反对新文学的声音，在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中，不过是雷鸣时的虫吟。好在辜鸿铭也早就知道，对他来说，世事已经一无可为，既然如此，也就乐得息心凝神，安享晚年。授课之余，便徜徉于妓院、酒馆与茶楼当中，消磨时日。
有一段时间，军阀政府制定新的国会选举法，部分参议员由国立大学教授和在国外获得过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选举产生。一时间，由来已久的贿选之风刮到各个高校之中。一个名叫吴明的人跑到辜鸿铭处，好一番溜须拍马，希望辜鸿铭投他一票。辜鸿铭当场开价四百大洋，吴明给了钱，到选举时却连辜鸿铭的影子都没见到。原来辜鸿铭一拿到钱，就跑到天津一家妓院，四百大洋，两天时间，尽数花在当时的名妓“一枝花”身上。吴明跑去质问，最后被辜鸿铭一顿臭骂赶了出来，竟然拿他没办法，只好自认倒霉。
另有一回，在一次名流荟萃的公众宴会上，一位外国记者请教辜鸿铭：“辜先生，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
辜鸿铭缓缓咽下口中食物，抹了抹嘴，不慌不忙地回答：“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说罢低头饮酒吃菜，全不顾一座哗然。
这位给我们留下无数奇闻轶事的冬烘先生，还真有几分任性豁达、放荡不羁的魏晋风度。
在北大执教的日子，一晃就是六年。1923年，因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冤枉曾在北大任教的财政总长罗文干，蔡元培再次提出辞职，远赴欧洲。辜鸿铭原本就对当时的教育制度颇多不满，认为这种制度培养了太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并且不求学问，整天只想着升官发财摇身一变成为公卿大夫的人。蔡元培前脚走，辜鸿铭后脚就跟着辞了职，转到一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纸当总编辑。
一年后，辜鸿铭迎来了他衰朽的残年里最后的一抹亮色。1924年初，辜鸿铭获准觐见当时仍住在紫禁城中的前清末代皇帝溥仪。辜鸿铭尊了一辈子的王，真正得睹圣颜，这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到溥仪召见的手谕后，辜鸿铭心中思绪纷纭，感慨万千，无数前尘往事一一浮上心头。觐见的那天早上，凌晨五点，辜鸿铭就早早地爬起床来，仔仔细细穿戴好他那身经典的装扮，风风火火地出发了。
时候尚早，巍峨的紫禁城在熹微的晨光中显现出模糊的轮廓，东天逐渐升起的太阳给那些耸入云霄的琉璃屋顶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芒。
辜鸿铭跟随一位太监穿过一座座门楼，一道道回廊，七弯八拐，终于到了养心殿。辜鸿铭的心中乱如鹿撞，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口中喃喃道：“臣辜鸿铭向皇上请安。”
溥仪与辜鸿铭交谈了几句，就向辜鸿铭引见了自己的英文老师苏格兰人庄士敦，三人一起共进午餐。庄士敦后来回忆，辜鸿铭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几乎连话都不会说。而辜鸿铭后来回想这次觐见，也几乎想不起来当时与溥仪之间的任何对话，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溥仪早在1912年就已宣布退位，虽然获准仍居紫禁城，皇帝的称号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但这一切，并不妨碍辜鸿铭从灵魂深处仰望这位曾经的真命天子。虽然来得有些晚，有了这一次沐浴天恩的经历，辜鸿铭这一生，总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1924年9月开始，辜鸿铭应邀东赴朝鲜、日本，中间又去一次台湾，在日本逗留了三年时间，参观游览之余，四处发表演说，继续宣扬他的中国文化救世说。1927年回国后，日本人推荐辜鸿铭去作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
一见面，张作霖劈头问辜鸿铭一句：“你能做什么事？”言下颇有不以为然之意。
辜鸿铭不置一辞，掉头就走。从此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1928年4月，辜鸿铭因肺炎去世，享年72岁。弥留之际在迷糊中喃喃自语：“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
辜鸿铭去世后，溥仪派人前来吊唁，赐他谥号为“唐公”。两个骄傲的女儿珍东和娜娃一番悲痛欲绝之后，同往苏州，落发为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