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少有知识分子如林纾那样，本来走在时代的前列，却不知什么原因，突然站住，转头走了回来。非但走回，还拽住向前奔跑的人，并且大骂。民国初期，林纾的名声很响。他把西方文学介绍到了中国，让无数中国的知识分子鼓掌叫好。但随着对“民国”的失望，他转向怀念“大清”，甘心以“布衣”之身，充当“逊清遗老”，并如一个鸦片鬼一样对哭祭前清皇帝上了瘾。“五四”文学革命发动之际，他又反对白话，力图维持“古文”的地位。他是一个奇怪的人，同时，我们要说的是，也只有那段奇怪的历史才能催生这样奇怪的人。
你哭什么？
每个人哭大概都有个目的，世界上本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眼泪。可林纾的哭，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在一个死人身上曾哭过11回，并且每次哭的心情不同、风格迥异，堪称是历史上将哭当成行为艺术的第一人。
从民国成立的两年后，也就是1913年到1922年10年时间里，“沧海孤臣”林纾11次拜谒光绪陵。“沧海孤臣”是林纾自己琢磨出来的绰号，在短时间里，就通过他的诗和痛苦的哀号传遍了大江南北。
当1913年4月12日（农历三月初六）“沧海孤臣”出现在光绪陵殿内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还没有反过劲来，“孤臣”已如“沧海”一样，失声痛哭，泪水翻滚。别人无论如何都劝不住他，直到他自己认为已无泪可流，方才罢休。回家后，立即赋诗一首，题为《癸丑上已后三日谒崇陵》，字里行间抒发了对光绪皇帝的无限思念？光绪皇帝在他的诗里崇高与伟大了一回。
7个月后，也就是11月16日，光绪皇帝的陵墓竣工，林纾早早就得知了消息，立即前往祭拜。20世纪初的北京，天冷的早。11月份时，漫天飞舞雪花，河中起冰三尺，林纾冒着严寒赶至宫门，遥望数十丈外的饔殿，他突然就匍匐陵下，泪水横流，先来了两字：“呜呼！”，然后是自报名号：“沧海孤臣”，最后是：“犯雪来叩先皇陵殿。”
这几个字才说完，已哽咽不能再说一句话？但脑袋倒还会使用，磕了九个头，趴在地上就不肯起来，先变了声，然后大哭？当时，参加这次活动的有许多人，见到他如此，就都不好意思不哭，于是，整个活动场地成了地狱，哀哭声不绝于耳。站岗的卫兵不知是被这一情绪感染还是害怕，也哭了起来。
几天后，废帝溥仪听说了“沧海孤臣”海水一般的眼泪，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一种“毫不哭己，专门哭人”的精神。即使是专业从事哭坟的人都无法达到林纾的十分之一二。溥仪根本用言辞已无法表达这种感激了，只能亲书“四季平安”春条一幅，颁赐林纾。林纾得到这四个字后，激动得直哆嗦，立即精心绘制了一幅《谒陵图》，还作了《谒陵图记》，称颂光绪与隆裕皇后的恩德。这件事的一年后，1914年12月，林纾心里又不舒服起来，他找到前清大臣梁鼎芬及前御史臣温肃两人第三次去崇陵哭。“沧海孤臣”由于并非清朝官员，所以只能站在布衣之位？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哭声与悲伤的情态，从这两点上来讲，即使前清纯粹的遗老都不能与其相提并论。
1916年清明节左右，就在袁世凯称帝，许多社会名流趋炎附势，竞相捧场的纷纷扬扬的闹剧中，林纾愤怒之火冲上脑门，但现实却让他无可奈何，他找到梁鼎芬，跑到崇陵，哭。
哭完后，两人不知该谈些什么，就开始叹息世风颓败，寡廉鲜耻，忠义无存。由此可知，两人都是不喜欢快乐的人。事后，林纾作了《宿葵霜阁赠梁节庵》一诗，表明自己披肝沥胆，秉承天良，坚守名节之志？
同年的11月16日，林纾又和梁鼎芬哭崇陵，在行完九叩大礼之后，二人对陵旁的树进行了浇灌，以示缅怀光绪皇帝。林纾的诚心再一次感动了溥仪，溥仪就又送了林纾四个大字：烟云供养。死人，林纾感怀；跟死人有关的活着的人，林纾当然也不能不感激。所以，第五次哭陵后，林纾的感情就由对光绪的追怀延伸到了对宣统小朝廷的关切。
但使人不解的是，当张勋拥立宣统复辟时，林纾并没有做任何事，他一直在观望。这可真是奇怪了，我们就从这个时候无法弄清林纾每年都跑到别人的老爹坟前哭什么。有人说，他并不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宣统复辟，等于说，林纾把哭当成了一项事业，任何事都无法让他放弃这一事业。复辟闹剧结束后，12月5日，林纾第六次哭崇陵。
为什么你的眼中总噙着泪水？这是许多人都想问林纾的问题，但他不回答，一往无前地专心地哭着别人的爹。1919年冬天，林纾第八次哭崇陵，哭完后，他对这八次的行为总结一番，然后写下了一首诗。诗曰：
又到丹墀伏哭时，山风飒起欲砭肌？
扪心赖有纲常热，恋主能云犬马痴？
陵前尚斑前度泪，殿高真忍百回悲。
可怜八度崇陵拜，剩得归装数首诗。
林纾的诗当然好，尤其是当他选择不喜欢快乐的人生时，他的诗就更好了。第二年的11月29日，他独自一人第九次哭崇陵？因为他的“哭友”梁鼎芬在一年前已经去世，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去世，更是增加了他的悲痛，大哭完毕，提笔抒怀一首：
入门冠履见遗真，门外孤坟马鬣新。
一瞑早知关国运，群儿莫悟祭诗人。
不留余憾存青史，但有精魂恋紫辰。
不检敝牛残帐看，无穷酸泪感前尘。
泪水年年有，1921年11月20日，已经是70岁的林纾第十次哭崇陵，哭完又写诗。第二年清明节，病了许久的林纾最后一次哭光绪陵，结束了他整整10年的悲怆之举？同一年，林纾收到了另一位遗老郑孝胥的来信，信中谈到有人认为林纾以布衣之身谒陵，僭越了礼数。林纾当即回信理直气壮地表白：“弟自始至终，为我大清举人。谓我好名，诉之；谓我作伪，听之；谓我中落之家奴，念念不忘故主，则吾心也。”
多么好的人，为了一个从没见过面的死人，他坚持了十年用泪水去浇灌。他把哭当成了行为艺术，并用这种艺术完美地完成了对自己“沧海孤臣”形象的塑造。
古往今来，与林纾有同等才华的人恐怕很多，但和林纾有着同样数量巨大的泪水，并将泪水毫无保留地只奉献给别人的爹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
喜怒哀乐乃人之本性，但坚持一种哀伤达十年之久，林纾的行为虽然合情但不合理。那么，他到底哭的是什么呢？仅仅是纯粹地怀念一个皇帝而已吗？
清楚这个问题，还是先从林纾这个人的生平谈起。
他不喜欢快乐
林纾绝对是个不喜欢快乐的人，这从他小时候的行为中就能看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的他非常喜欢读书，为了让自己读书有个理由，他在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棺材旁写了八个字：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如果在今天，有人说，要么读书要么就去死，恐怕被人看成是怪物。但在中国19世纪末时，这种想法是很符合现实的。可林纾的功名之路却很坎坷，直到30岁那年，他才中得举人，然后就原地踏步了。在多次入京参加会试未中的情况下，1899年到杭州当了一位普通的人民教师，2年后，他又跑到北京，同样是老师，给别人讲授中国古文。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得承认林纾是个有为青年。在三十岁那年中举后，他先后七次千里迢迢自闽乡赶赴京城参加会试，沉浸于此近二十年，却均遭落第。
从林纾身上可以看到八股文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是大清子民，在政治上林纾与清廷并无瓜葛。
中日甲午战败后，教书先生林纾痛苦不已，在极度的悲愤中，他曾和当时名士上书朝廷，抗议日本侵占我国辽东半岛以及台湾、澎湖列岛等地，但这种爱国热情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欣赏。林纾在愁苦之中又凭添了愤恨，可一个教书先生，所做的也只是给朝廷写封“强烈抗议”的信而已了。
在理想上，林纾是个苦命人；在婚姻上，他也慢慢步入不快乐境地。1897年，他的夫人病死，林纾此时已经46岁，可谓是老来丧妻。他牢愁寡欢，忧郁难遣。第二年夏，他跑到马江散心，在几个朋友的推荐下，他认识了精通法文的王寿昌。这些人都希望林纾能快乐起来，就鼓动他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
林纾先是推脱，但驾不住朋友的劝说，只好答应帮助王寿昌一起来译。由于林纾不会法语，只能是王寿昌把法语翻译过来说给他听，他又把文字润色一番。
在翻译过程中，林纾在故事悲情之处，总要扔下笔，大哭一场。《茶花女》中的那个妓女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想起了自己灭亡的妻子。就这样，一边哭，一边译，当时被命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书出版了，迅速引起了轰动。
林纾的古文功底是相当深厚的，再加上他当时丧妻后的感伤与忧愁，使得《茶花女》一书的文字吸引了无数想使自己不快乐的人。
那个时代，正值日月换青天，但凡读过几本书的人都会有不快乐的心情。但林纾却把这种心情发挥到了极至。
不要小看林纾翻译的《茶花女》，一种意义在于，他把西方文学率先引进了中国；另一种意义是，在《茶花女》之后，林纾又陆续翻译国外160余种文学，并将它们推荐给了中国读者。
这个时代，中国人从孔孟摇头晃脑的“你一言我一语”的说教中走了出来，看到了纯粹的故事，异于自己生活的国外生活。这是一种新文化，在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错还是对。但一个毋庸赘言的事实却是：无数的人都非常喜欢这种外国文学。
虽然做了这么多有意义的事，但林纾依旧不喜欢快乐。事实上，一个人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尤其是一个读了那么多圣贤之书，忧患意识相当严重的人，快不快乐已经并非是心态问题了，而要看大时势给不给他了。
在翻译国外文学后，林纾对官场似乎淡漠了。在得知林纾的大名后，时任礼部侍郎的郭曾忻、邮传部尚书陈璧因先后向朝廷郑重推荐，但都被林纾极力辞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生平冷癖，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世间事大抵如此，越是希望，总会失望。当不再希望时，希望就来了。可此时，人已经不需要了。其实，林纾的不做官并非是傲骨。他永远记得当年为仕途奔波的苦楚，到了此时，他不再对仕途有任何惜恋，无非是因为人到知天命之年，已经看透了一切。曾经的理想能否实现根本就无足轻重了。
但无论是谁都得承认一点：林纾虽然不想做官，可想要让他漠然时事却是绝不可能的。作为一个爱国者，林纾有着他对时事的洞察和热情。早在1884年，停泊在福州马尾港的法国军舰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击沉中国军舰十多艘，中国官兵死伤七百多人。林纾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友人相抱大哭，哭并非是他的全部本事，三个月后，他在福州街头拦住钦差大臣左宗棠的马请愿，请求查办当初谎报军情、掩盖损失的军务官员，左宗棠在马上被这个“目光如炬”的人吓了一跳。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就在康有为等“公车上书”之时，林纾与朋友三次上书御史台，强烈抗议德国强占土地，并陈述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项建议。
不过可惜，那时的清朝只能听天由命，其他人和神的话只在他们耳朵旁一闪而过罢了。
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国事日非，林纾常怀“望阙心酸，效忠无地”的情绪，对光绪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期待这位明君有朝一日重操权柄，起振国运。在这一时期，林纾仍旧是个不喜欢快乐的人。给人的感觉，他依旧是个做事的人。比如，他结交的朋友中有许多是清政府的高官显宦，像早年被西太后罢斥、复出后荣任宣统帝师傅的陈宝琛，以及官至巡抚的张曾剔、沈瑜庆等人。还有一些敢说话，更敢说话的言官如高凤歧、江春霖之辈。
林纾与他们在“时局破碎，士心日涣”的王朝末世，显然具有更多共同语言和情愫。只要这些人在一起，所谈所论无非是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丧气话，当然，在这里面也有一些激奋之语，可惜不过是作为一种末世的点缀，烟花散尽的一点星星之火而已。
与白话文势不两立
1911年，民国成立。林纾对这一变故表现出了极大的从容，一直以来，自从他将外国文学翻译到中国以来，他对政治上的关注就减少了。因为政治让他不开心，相反，外国文学却能让在一个封闭的范围内有那么一点点开心，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成是他的成就感在起作用。
在许多人看来，林纾并非是一个思想保守之人。只凭他将外国文学介绍进中国就是一例证。林纾本属于那种眼界开阔、思想开放的人，在政治上，他主张维新和君主立宪；他同情中国妇女命运，是中国最早倡导女权的人之一；他还反对官本位传统意识，呼吁实业兴国。确切地讲，林纾完全可以看成是新文化的先驱。
如果不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林纾还可能保持着“新文化的先驱”这一影响牌而到死。《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意思是说，在这之前的文学都是死文学，写这种文学的人都是死的，即使不是死的，也是僵尸。中国人太喜欢兴风作浪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论非但没有人反对，仅在该年的12月，就有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大家都认为，中国近两千年的文学是死的，是木乃伊，现在，要让它活生生，也就是要用白话来写作。
林纾大怒！
众所周知，林纾是个古文高手，这不仅仅是他受过的文字训练是来自古文，更由于他对古文情有独衷。在众人的吠影吠声中，他冷静地发表了一篇《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说“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邪”？主张白话的人立即群起而攻之，在这攻击中，大家慢慢地走入了一个绝境那就是：白话与古文是不共戴天的。走入这一绝境的就有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919年3月，林纾给蔡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把蔡校长和他领导下的北京大学臭骂一顿，其中心论点是：“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提倡白话的人群疯了！他们一看到林纾这一论点立即发起了猛烈攻击。
林纾虽然很愤怒，但还没有到了疯这一地步，他解释给世人道：“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崇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五常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