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手抄文化
1、书非抄不能读也
在书籍出版和网络传播极为发达的今天，阅读已逐渐变成一种快餐文化。求多求快的现代人，可能很少想到去抄一本书。一是因为繁忙而无暇抄书，二是因为书籍的获取极其容易，抄书这种既耗时又费力的差事，似乎大可不必。
而在印刷术推广以前，抄书却是读书人获取书籍的唯一方式，不论是自己抄，还是让他人代抄，读书人想要获得某种书籍，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从市场上买回纸、笔等材料，然后在家里自己抄写或雇人抄写。虽然早在汉代，便有书籍流通的书肆，但因为书籍制作的成本非常之高，所以只有极少数王公贵族能够买书。绝大多数文人都是靠抄书来拥有一部书籍并实现知识积累的。比如晋代的葛洪，据他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所述，他的父辈本来藏书不少，但是由于晋代兵火频仍，漂流转徙之中，典籍荡尽，乃至于农隙之暇，无书可读，只好负笈徒步行借。在书籍的获取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葛洪更加发奋用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砍柴卖钱无法保证常得纸笔，因此葛洪不得不在纸上反复写字，以至他人无法读出，有时连这样的纸也没有，便用柴火在田里地上书写。
抄书的兴起在东汉以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造纸工艺的改进使得纸张成本大为降低。到了东汉建安年间，除了官府的重要公文仍然使用简牍以外，书籍等文化用纸，已经基本普及。到了西晋，则完全实现了以纸代简。自魏晋时代开始，书籍生产的数量大大增加。关于魏晋人著书的数量，清末人士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著录了一千一百二十部，清末人士秦荣光的《补晋书艺文志》著录了二千六百三十四部，二者合计三千七百五十四部。而《汉书·艺文志》共著录西汉末年的图书数量为五百九十六部。魏晋时代的图书生产之多是惊人的。由于纸张获取的便利，魏晋时期书籍通过广泛抄传而加快了流通，这在读书人中形成良性循环，即抄书使得书籍得到广泛传播，而书籍的广泛传播反过来促进了知识的普遍增长与积累，从而在宽松的思想环境下，使得魏晋人有如此之多的著述产生。
尽管如此，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术产生并推广之后，书籍生产的成本依然很高。清初徐增（1603—1673）曾如此计算过他刻一部诗集的价格：
“吴门刻宋字者，每刻一百字，连写于版，计白银七分五厘。有圈者，以三圈当一字。《元气集》每一页字与圈，约有四百字，该白银三钱。今加笔墨纸张、修补印刷之费一钱，每页定白银四钱。刻三十首诗，约有十余页；刻一百诗，约有四十页。”
根据这段引文，我们可以计算出徐增刻一部四十页的《元气集》，其成本为十六两白银。清初的十六两白银，按照吴思《血酬定律》中的研究，清代米的白银价格为六十三克/石，若以今天的米价两元/斤换算的话，约相当于人民币2288元！这不啻天价！
一方面因为书价过高，另一方面有些珍本书籍并不对外流通，读书人若有幸与之相遇，则必定不惜夜以继日手抄一本为快。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抄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种普遍的阅读模式，即使是有经济能力雇人抄写或者直接去书肆上购买的人，也更喜欢自己手抄书籍。
除了像葛洪这样好学却无力买书或请人代抄的寒门士子或落魄公子之外，大多数豪门世族乃至皇族，仍愿意自己抄书，因为对于他们而言，抄书本质上就是在读书。梁元帝萧绎（508—554）在《金楼子·聚书》称，他自己年少时曾抄写过多部重要典籍，如《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后来因为眼疾，一只眼睛的视力非常微弱，但抄书的癖好却欲罢不能，因此每聚得好书，便令左右抄之，藏于巾箱之中。
萧绎是史上有名的藏书家，也是古代藏书家的典型。藏书家的共同之处就是每遇一好书，便如获至宝，必要亲自抄写一部，方能尽其对此书的情意，才算读过此书、拥有此书。魏晋南北朝之后，几乎历代藏书家所藏之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抄写出来的。而又如读书万卷的大文豪苏轼（1037—1101），四十多岁谪居黄冈时，依然每日抄《汉书》，以为“日课”，他的友人朱司农得知此事后，大为嗟叹，回到家中便对其子说：“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可不勤读书邪？”
抄书作为一种重要的阅读方式，已不为绝大多数现代人所知，然而在手抄文化时代，读书人几乎非抄书不能算读书。那么古人抄书究竟是怎么个抄法？在抄书几乎绝迹的今天，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抄书就是将书原原本本抄下来。像萧绎抄写重要典籍，古人但称之为“写书”。抄书在古代常作“钞书”，与“写书”相同的是，二者都是将书上的文字抄下来，但“写书”意味着全部抄写，而“钞书”则是选择书中重要的文字进行抄录。根据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钞”字本义指以手指突入其间而取之，有略取的意思。僧佑（445—518）在《抄经录序》中亦曰：“抄经者，盖撮取义要也。”作为多已亡佚的魏晋子书资料的一个来源，庾仲容（475—548）的三十卷《子钞》就是撮取魏晋子书中的重要内容而成。
“钞书”传统产生了古代一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即“类书”。类书的起源可追溯至魏文帝曹丕下令编撰于220年到222年的《皇览》，其书虽然久已亡佚，但据《三国志·魏文帝纪》所载：“帝使诸儒臣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到了梁代，类书越来越兴盛，其原因之一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述的丰富，而类书为文人创作提供了方便查阅的“事类”。写作时“用事”之繁多之重要，以至成为一个理论问题需要专门探讨，因此刘勰的《文心雕龙》有“事类”一章。
再后来，类书便发展成“书钞”。唐初虞世南（558—638）编辑的《北堂书钞》，就是从唐代以前的群书中，摘抄可供写作诗文参考引用的词藻和典故而成的一部类书。
2、流动的文本
广泛的抄传成就了《庄子》，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掩埋了真正的《庄子》，如果说大全本才是真正的《庄子》的话。作为后世的孤本——郭象的三十三篇《庄子注》，正是魏晋时期《庄子》流传的结果。而这正是手抄文化时代文本的命运，即因为文本的流动性，原本在不断抄传的过程中，渐渐与众多钞本并存直至后来无法辨认什么才是原本。
关于文本的流动性，学者田晓菲在《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一书中，引用了《北史》中的一个例子，由于它很好地说明了原本如何在抄传中消失，并且抄本取代原本而成为“真本”，因此我们不妨在此借用。大约在六世纪中叶，北人阳俊之写了一系列题为《阳五伴侣》的六言诗，这组“淫荡而拙”的诗歌在当时相当风行，不仅被四处抄传，其抄本在市场上很畅销。一天，阳俊之在书市上随便浏览自己这组六言诗的钞本时，发现了一些错误，他当即告诉了售书者，不料却被对方教训了一顿：“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如此则在手抄时代，即使原本的作者站出来，指正抄本中的错误，往往也是有口难辩。而从阳俊之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旦某种抄本流行开来后，便取代原本而成为权威的版本，尽管这个版本仍然是流动的。更有趣的是，阳俊之面对售书者的抢白，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欣喜，因为售书者称这些诗的作者为“古之贤人”。由此可见，不但读者可以在抄写过程中随意改动文本，就是作者本人对文本的态度也相当随意，读者和作者本人均未梦见过有“知识产权”这回事，也就是说手抄时代的人心目中并不存在一个权威文本。
从这个视角来看魏晋时期《庄子》版本的变迁，就不难理解《庄子》大全本的消失和郭象本的产生。笔者在第一章已经讨论了《庄子》在魏晋时期的注本情况，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庄子》中说，司马彪和崔譔所注的五十二篇，即后世所谓的“大全本”，由于“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由此可见，晋代数十家为《庄子》作注者，并不是全注他们所见到的《庄子》，而是“以意去取”，选择其中自己认为最重要最能代表庄子本人思想的部分，加以作注，其他部分则直接删掉。因此，作为阅读者和传播者的注者，在作注的同时，实质上便对《庄子》进行了编辑改动。而“以意去取”的标准，虽然注者莫不认为是庄子本人的思想，但自从庄子本人作内七篇开始的战国时代，《庄子》的文本一直就处于变动之中，外、杂篇中许多内容已经难以确定作者，后世学者只能以内七篇为参照从文义上推测其是否为真庄学还是伪作。归根到底，所谓真本《庄子》从来就不存在，但是郭象和陆德明对真本《庄子》却一致地自信。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称：
“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閼弈、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
陆德明所引用郭象的这段话中所提到的篇目，已不见于郭象本《庄子注》，显然是作为“奇说巧杂”被郭象所删去。五十二篇减去这“妄窜的”十分之三的篇目，正好约三十三篇。当时，陆德明不但丝毫没有怀疑郭象这一做法是否恰当，反而十分欣赏他，认为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以故在手头众多注本中，独以郭象本为主。这正是手抄文化时代的典型问题，即任何读者或注者都可能对文本作出改变，社会也并不看重或者不认为原本具有权威性，只要抄本或注者的改编本读起来更受欢迎，那么原本被遗弃也并无不可。
在郭象之前，崔譔、向秀便从五十二篇中选注了二十七篇，向秀的《庄子注》出来之后，曾一时大畅玄风。而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郭象本《庄子注》问世之后，更是为世所贵。此后谈论《庄子》者，多以郭象本为准，因此三十三篇本在抄传中流传渐广，乃至成为定本。
笔者在第二章曾讨论过郭象的三十三篇本《庄子注》，实则是时代的产物，因为无论从篇目的选择，还是郭象所作的注解，都明显印着魏晋意识形态的痕迹。郭象所认为的“妄窜奇说”，与其说以庄子本人的思想或《庄子》内七篇为标准，不如说以他所在的时代的需要为标准，即以融合儒、道思想的玄学为标准。然而即便抛开三十三篇篇目的选择以及郭象调和儒、道的注解，我们仍然难免有一丝疑虑：这三十三篇文字全部都是来自五十二篇大全本吗？郭象本人在编辑注解的过程中有没有过改写？
这也是手抄时代的典型问题。而魏晋时期文本抄传极多极快，比如《晋书·文苑传》所载，左思著《三都赋》后，因为文思精妙，所以“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又如生活在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大诗人谢灵运（385—433），“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在抄传过程中，文本极容易被改变，但由于抄写之多，抄者时而不免也“以意去取”，所以乃至大浪淘沙后的定本的作者成了悬疑。今天的我们在读郭象本《庄子注》时，虽然可以相信大部分是大全本的原文，但却很难相信郭象没有做过任何改动。
手抄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文本的异文。笔者曾在第一章例举了魏晋以前他书所引的《庄子》之文，其中那些为郭象本所有者，在文辞上也不一样。显然，《庄子》在汉代和魏晋的编辑整理中，文辞也在逐渐改变。作为编注者的抄书者，由于根本没有现代人的著作权意识，因此往往随自己的喜好和口味，对原文本的字句进行加工处理。我们仅比较《列子》与《庄子》中相同的寓言，便不难感觉到《列子》在行文上非常明显地具有晋代文风整齐简约清丽的特点。而《列子》一书也正是在抄写编注的过程中，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
正因为手抄带来的作者身份不定和文本异文，所以我们如今已很难确定《庄子》的成书年代。因为在手抄对文本进行改动的同时，文本便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文本，甚至可以说每一个手抄本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时由于已经无法溯回原本，它要么已经消失，要么杂在众多抄本中，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肯定哪个才是原本。即使是校勘古籍的专家，尽一切努力接近原本，但仍然是一种猜测，原本就像历史的真相，在重重迷雾中若隐若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要寻找《庄子》原本，也终究是徒劳的，因为手抄文化的流动性，纵然博引众书以资对照，仍然可能梦中说梦。
魏晋时期的书籍流通
1、毁书与藏书
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从洛阳迁都至长安。迁都之时，吏民扰乱，东汉皇室于辟雍、兰台、石室等典藏的各类文章，均遭剖散。仓皇之际，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而那些经王允（137—192）抢救下来的七十余乘书籍，则因道路艰难，不得已又丢掉了一半。剩下一小部分运到长安的书籍，在195年长安大乱中，“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很重视搜集图书文集，一方面自己率部队打败北方世族袁绍等以后，“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另一方面，他听从袁涣“大收篇籍，以修文德”的建议。袁涣作为曹操的部下，在攻破吕布时，曾“舍财物而取书数百卷”，此举深得曹操赏识。除了作为战利品直接攫取书籍以外，曹操还向当时的大藏书家征集图书。东汉大学者蔡邕生前与曹操交情甚笃，后来曹操在赎回蔡邕的女儿蔡琰之后，曾就蔡琰了解其家藏图书情况，并请蔡琰为他抄录了许多图书。
由于曹氏父子雅好诗书文集，故曹魏代汉后，在图书的收集整理上成果丰硕。其中最显著的成果便是秘书郎郑默（213—280）于魏明帝青龙二年（234）撰成的《中经》十四卷。郑默作为秘书郎，负责国家藏书的校勘整理工作，据《晋书卷四十四﹒郑袤传附郑默传》，郑默校勘整理的方法就是“考核旧文、删省浮秽”，然后重新抄写了大批书籍。另一个显著成果便是曹魏正始年间所刻的“三体石经”。刻石经的目的一是表示对儒家经典的重视，刻石以期不朽，二是由于手抄文化时代文本的流动性，石经有规范版本和文字的作用，以免经典在辗转抄传中发生错误。
除了曹魏，割据于江南和西蜀的吴、蜀两国也很重视图书的收集整理，比如孙权依照汉制设立了东观以典藏书籍，自称承刘汉正统的西蜀也依汉制设有东观，二国均设秘书郎、秘书令等职，负责掌管书籍的收集整理。
265年，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了晋王朝，直接接管了曹魏惨淡经营起来的国家藏书，史称“晋氏承之，文籍尤广”。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之后，又尽收吴国所藏书籍。另一方面，西晋政府又大力号召各地向中央献书。加上纸的广泛应用，使得抄书相当方便，因此书籍的复制也大大增加。在曹魏《中经》的基础上，西晋时秘书监荀勖（？—289）完成了《中经新簿》，西晋国家藏书至此彬彬大盛。秘书监作为政府最重要的书籍编辑和收藏部门，对于好学而乏书的文士来说是最佳的读书治学之所。据《晋书·左思传》的记载，左思欲作《三都赋》，但自觉所见不博，而求为秘书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