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固然要讲战守，讲用兵之策，然而，这些谋略是建立在治兵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一支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军队，再高明的将帅也难打胜仗。辛亥时代的著名将领蔡锷曾编辑《曾胡治兵语录》以为育兵之用，他在选文后批注道"：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胞无间，不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持，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毛泽东在与日本侵略者的8年较量和与蒋介石的14年较量中，无时无刻不将治军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形成了一整套人民军队建设思想和军队政治工作方法。
在国共战争的最后决战中，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几十万几十万地被中共军队所包围所歼灭，如此不堪一击，固然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但将不为用、兵心涣散，乃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刻，毛泽东曾自豪地将自己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人民的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战斗下去"。国民党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但是它的军队的战斗力却不如武器较差的地方系，更加不如只能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的解放军；国民党在自己统治的区域里有广大的人力资源，却由于错误的兵役政策，使得人力补充困难，解放区的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绝；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担粮食，却因经手人员中饱，士兵饿得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自己生产，丰衣足食。
所有这些比较，实质上已经预示了国共两军在最后的大决战中的胜败命运。
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一往无前，屡战屡胜，不仅因为毛泽东指挥有度，高人一筹，也因为毛泽东治军有方，步调一致。因此，毛泽东的治军方法实为毛泽东兵法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党指挥枪中国自现代以来，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军阀混战的年代，各派军阀拉起一支军队，靠着枪杆子起家，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割据一方。鱼肉百姓，相互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因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军阀。
毛泽东为了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致力于在军队内部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把人民军队始终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证这支军队始终能够以党的最终目标为任务，不会成为任何个人野心家手中的工具。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了解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道理。于是，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我们党建立了自己的军队。
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各地先后爆发起义，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产生了约7万红军。当时，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其中党员的大多数也是农民。因此，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中国的农民固然有许多优点，如人口多，力量大，与工人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性等等，但他们也有其阶级的缺陷，如自私、保守、散漫、要求平均主义等等。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一般初起时轰轰烈烈，最终都免不了走向失败，其原因有多种，但农民本身的落后性是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如何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避免失败的命运？如何使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呢？答案只有一个，改造这支军队，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军队实行三湾改编，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系统的组织制度，首创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初步改造了革命军队的面貌，为红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湾改编以前，部队都是一个团建立一个党支部。毛泽东认为，要保证党对起义军的坚强领导，就必须把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中，班、排都建立了党小组，各连建立了党支部，营、团建立了党委，整个部队仍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经前委任命，团、营、连三级均设立了党代表，由党代表任党支部或党委书记，负责领导所属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前委还决定，凡属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样，就从组织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向党中央汇报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三湾改编的积极效果。他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他还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为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那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确立党指挥枪的观念，最早在红军内部曾经过严重的思想斗争。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红四军领导集团内部的一次争论。
部队进入井冈山之初，由于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穷追猛打，红军战事日益频繁、艰苦，老干部损失太多，充实部队者多为敌军俘虏及当地游民，使得军队成员更显驳杂。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述"：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然而，当时的红军处于不断流动与战争的环境中，政治思想建设薄弱，不少军队干部尚未摆脱城市中心论以及旧军队作风的影响，因而在红军建设上滋长了不少错误的思想。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3600多人下井冈山，开创了赣南闽西根据地。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红四军领导层内部产生了分歧。一些受旧式军队影响和有单纯军事观点的同志，对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感到受约束，认为"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等等。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县胡雷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问题，各方议论纷纷，争执不下。一部分同志要在前委之下，政委之上插进一个军委，以军委削弱前委的领导，以所谓"一长制"代替党的领导。这看起来是领导方式方法上的分歧，但却牵涉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林彪，列举了红四军内部争论的14个问题，着重谈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问题。
他分析了一些人对党的领导有抵触的历史原因：其一"，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他们带来了一些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影响；其二，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失败之前的党组织很薄弱，失败后"，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揭露了红四军内部争论的思想原因：湘赣边界根据地的建立，群众斗争的发展，使党的作用渐渐加强"，因为党的意志极大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党部要不要的问题"。最后，毛泽东在信中深刻地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信透过争论表面的所谓军委、前委之争、党太管事了等等问题，深入剖析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把争论问题提高到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上来认识，从而为从思想上改造红军，在军队中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提供了思想依据。
在这次党内争论中，毛泽东曾一度离开红四军的领导位置，结果红四军内部已有的问题发展得更为严重，党的代表会议(红四军八大)处于无组织状况，军事上也吃了败仗。许多同志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接替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的陈毅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后，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央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指示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后，与朱德、陈毅等同心协力，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会议。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九大"在上杭的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以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为中心，深刻阐述了军队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照此做了。它成为中国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毛泽东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但不等于就保证了这一原则的实行，在实践中维护这一原则同样要进行尖锐的斗争。后来，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就曾想用手中的枪杆子来指挥党。
张国焘五四时期参加学生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组织主任。一大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受王明委派去鄂豫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在鄂豫皖，他借口整顿组织和搞"肃反"，几乎撤换了所有原鄂豫皖党组织，杀害了许多原鄂豫皖红四军各级指挥员，逐步建立了他个人的指挥系统，助长了党内军内盲目服从的风气，确立了他在鄂豫皖的军阀主义领导。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败，张国焘擅自放弃根据地向西逃跑，后来建立了川陕根据地。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又损失严重，由8万人锐减为3万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军事上也取得了粉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重大胜利。
1935年6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第四方面军会合。6月24日，红一方面军为了欢迎张国焘，在两河口镇外搭起了欢迎会场。张国焘骑着高头大马，带着30多名骑兵卫队，态度傲慢，趾高气扬，原因就在于他现在有8万人马，且兵强马壮，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中央红军。
两军会合后，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斗争就开始了。刚会合，张国焘就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告诉他：中央红军还有3万人。张国焘登时变了脸色，以为处在强有力的地位，可以向党中央要权了。张国焘首先散布舆论，说一方面军人少了，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四方面军人很多，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应当由他来领导。6月29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张国焘对此不满足，于7月1日电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要求充实总司令部，以陈昌浩为总政委。7月18日，陈昌浩致电朱德，进一步向中央施加压力，说什么"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公然要求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让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改任参谋长，还要给军委以"独断专行"的权利。
中央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进行了原则的斗争，同时以大局为重，为了团结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任命张为总政委。张国焘不满足，进一步要夺取党权，提出增加四方面军干部九人当政治局委员，而当时在川西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八人，很显然，这是要按照他的要求"改组中央"。
后来中央坚持斗争和耐心说服教育，增加了三名中央委员和三名候补中央委员。
张国焘夺权不成，便进一步公开分裂党和红军。1935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统一部署，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党中央随往；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党中央率领右路军过草地到达巴西地区，打开了北进道路，而张国焘却公然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擅自决定左路军南下，并发出调右路军南下的电令。张国焘甚至使用阴谋手段，密电陈昌浩，要他"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党中央得知情况后，决定率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迅速脱离危险区域。陈昌浩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而执行张国焘的命令，率领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南下了。
此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愈演愈烈。10月，成立了伪"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要通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给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带来了巨大损失。南下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在敌人重兵堵截下，与敌军展开了消耗战，经过浴血奋战，只剩下4万多人，且置身少数民族地区，粮食匮乏，缺衣少药，部队有减无增。后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张国焘被迫率军北上。
张国焘以枪指挥党的事件，差一点在中共最艰难的时刻引发自相残杀的悲剧，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937年3月，党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对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作用是忽视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胁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
《决定》还分析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根源，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