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教育可以说是西方世界中的一个另类，它的以国家办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模式，显然与英美等国高等教育民间化的模式迥异。所以在美国，最优秀的大学往往是私立大学；在德国则反之，公立大学大行其道，而其教学与科研的质量也为世界各国所称许。德国教育模式的成功之处，主要得益于其“洪堡传统”——政府充分尊重和维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其“教授治校”与独立办学的精神薪火相传，正是这一切铸就了德国教育的辉煌。
（第一节） 民族复兴教育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她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她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她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取决于她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德国一再创造经济奇迹和科技奇迹，尤其是两次迅速从世界大战的失败中崛起，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德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始终位居世界文明大国的前列。仅从表面现象看：德国的文学、艺术、出版、博物馆业十分繁荣，据统计，德国每年出版8万种图书，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居世界第三位，而人均图书占有率则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种博物馆，使一代又一代德国公民普遍接受了德意志传统文化的熏陶。仅原联邦德国就有233所高等学校，其中综合性大学40所，理工科学院15所，综合性学院8所，师范学院14所，艺术学院25所，神学院11所，军事学院2所，高等专科学校118所。在校大学生人数每万人口中占166；科学家和工程师每万人口中占178；去国外的留学生1987年有2.5万人，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位居榜首；进入联邦德国的外国留学生1987年是8.1万人，居世界第三；对于一个只有6000多万人口的国家而言，上述数据意味着每一位德国公民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在这些表面数据的现象背后，自然是德意志人民的科技文化素养很高，这种素养成为一个国家生产力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战争和武力可以摧毁工厂、矿山、城市，但是却不能伤损或拔除深深潜入生产力中的科技文化素养，只要有雨露和阳光，它就能在废墟上长出绿荫，创造出人间奇迹，这也是今天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各学界对德国奇迹所能找到的最为满意的答案。
目前，德国实行的是12年义务教育制度，每个公民从6岁开始到18岁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其中9年的全日制学校的学业是必须完成的，如果不能继续全日制普通学校或者全日制职业学校的学业，那么其余3年也必须是在非全日制职业学校学习。所有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的，根据德国宪法《基本法》第七条规定，国家将整个教育事业置于其监督之下。按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联邦制结构，教育事业的管辖权在联邦和各州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由联邦确定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而由各州对义务教育、组织形式以及考试的承认等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
历史传统和联邦制的国体使德国的16个州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文化教育领域享有充分的自治和自主权。联邦除在高等教育原则问题和企业范围内职业教育及科研和学习资助方面有发言权外，在教育领域的权力有限。因此，德国没有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校法，而是由各个州在《基本法》的范围内独立管理发展其学校教育事业，州颁布各种专门的法规，规定各级学校的设立、维护和发展；师资的培训和进修；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家长和学生对安排学校工作与学校生活的参与；学生在学校中的地位，学费和教材费的减免以及教育补助等事宜。这导致了各州间的学校教育发展百花齐放各具特色。
高等学校通常由国家，即州政府直接开办，普通中小学校一般由地方开办，私立学校比重很小（但有增长的趋势），多数是实施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公共教育系统内，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按其在教育领域的职能分配情况，共同承担经费。联邦政府提供经费的重点在促进科研，培训师资和职业教育方面。私立学校经费由所属组织（宗教团体、基金会、私人企业等）和个人提供。
根据《基本法》规定，教育事业由州管辖，即由州提供经费。这既涉及公立学校，也包括国家认可的民办学校。联邦政府在高校建设、科研、促进学生学习和企业职业培训试点及高校教学经验推广等方面和各州政府一起提供经费。民间提供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各教会和工商大企业及财团，但国家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德国的公立学校不收学费，因为公众认为，公民已向国家纳税，所以其子女或本人有权免费上学，让公民接受相应的教育是国家的义务。
德国的这种教育体制为德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保障。不过德国社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体制的独臂支撑，德国人对教育下一代的良苦用心也是让人称道的，这里我们用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认识这个问题。
“没有包装”艺术表演团是一个专门宣传环境保护的团体，该团负责人弗里穆特介绍最多的就是如何对孩子们宣传环境保护、介绍环保知识。“没有包装”艺术表演团于10年前成立，一开始只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用文艺表演形式表达环保主义的业余演出队，主要做街头表演，向人们介绍如何减少垃圾的数量是他们的第一个表演节。由于表演获得成功，于是他们就正式成立了剧团。剧团把自己演出的对象定位在孩子们身上，是由于他们发现剧团的表演形式深受孩子们的欢迎。弗里穆特说：“我们的节目都让孩子们参与其中，这使孩子们非常喜欢。通过这样的演出，使孩子们了解了环保的重要性，同时，我们的节目还使他们掌握了许多具体的环保知识，比如，如何分类处理垃圾，如何在家庭中节约使用能源等。”
由于“没有包装”的演出深受欢迎，故州政府“收编”了该团且为其拨出部分经费，使其成为德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环保宣传演出的专业艺术团体。尽管如此，剧团的成员大多是兼职的，其中多数是老师，演出也没有多少报酬。但弗里穆特说：“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环保。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很有好处，因为孩子们有了环保意识，对于社会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教育孩子们关注环保似乎成了德国社会的共识。在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的希夫海德——科林生态保护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建立的400多个生态保护区中的一个，该生态保护区属于原来的东德地区，在德国统一前的一周刚刚被当时的东德政府宣布为生态保护区。信息中心主任贝特？布莱希就这样说道：“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孩子们进行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育，为了这个生态保护区后继有人，我们必须对孩子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到我们这个基地来学习的，不仅仅有本地的中小学生，还有首都柏林的学生。我们这里有专门为孩子们建立的小农场，柏林的孩子们有时会到这里来住上一周，了解什么是生态保护，什么是生态农业。”
在德国，不论是同专家学者还是政府官员交谈，几乎都会涉及教育的内容，这有时会使人感到有点意外，好像他们都怕因自己的疏忽，耽误了“祖国的下一代”。美茵兹市的环境和林业部的部长罗兰？霍恩在谈到环境问题时说：“美国和德国的模式不能成为全世界的生活模式。”虽然他们可以有先进的技术治理污染，但并不能解决大量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问题，如石油等。全德国每1000人中有550辆汽车，每年要消耗大量的石油。现在同德国百姓谈论环保时他们都很愿意听，也愿意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政府主要通过法律等强硬手段推动了环保工作的启动，而现在，政府更多的是通过宣传教育使人们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自觉地进行环境保护工作。德国一位教育专家的一番话可谓是意味深长：“德国教育政策的准则之一就是将年轻人教育成为决心在民主制国家中共同担负责任的成年公民。”为造就这种高素质公民作出贡献的绝不仅仅是学校，更有整个社会的心血和努力。
德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在世界贸易中甚至能占到第二位。由于德国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而在战争结束后又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上崛起，因此，人们总愿意谈论“德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经济奇迹的发生，教育是其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第二节） 自由的高等学院
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以及后来的办学自由现在都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通则，而提到这个通则，就不能不提德国的“洪堡传统”。洪堡是19世纪初的德国语言学家和教育改革者，在他担任普鲁士内政大臣期间亲自建立了柏林大学，提出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结合”的办学主张，使高等教育摆脱了政府的行政控制，这是德国教育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改革。
联邦德国建国后，根据地方自治和分权原则，联邦教育事业由各州自行管理，即州文化主权，它意味着整个教育事业完全由各州负责管理。由于严守文化联邦制原则，联邦政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介入各州教育的发展，而这客观上保证了大学在社会上的独立与超然地位。一般来说，高等教育的重建工作主要是由11个州的文化行政部门负责进行。由11个州文化部长组成的“文化部长常设会议”和由各大学及同级高校校长组成的“联邦大学校长会议”负责地区间及学校之间的协调。联邦政府在50年代后期积累了一定的财政实力，这为联邦政府参与各州教育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1956年起，联邦政府就开始为科学研究、高校基本建设、学习资助等提供资金。1964年，联邦政府与各州签署了相关协定，以使联邦插足各州教育的“非正式做法”得到法律保证。本来，保证全国各州具有基本统一的社会生活条件是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职权，这种政策准则强调的是中央政府的作用，而文化联邦制的出发点则是保持多样性。
在60年代全国的“财政改革”中，在以上原则的基础上形成这样一种主张：为了保证全国具有一致的社会生活条件，对于某些虽归各州管辖但对整个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务，联邦政府的参与是必要的，这些事务被称为“共同任务”，联邦和各州可在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联邦与各州之间这种新的合作形式被称为“合作的文化联邦制”。
直到现在，德国高校的内部管理几乎主要还是由教授负责。讲座及其所属研究所是高校自我管理组织中的基本单位，在这里教授几乎大权独揽，主宰科研、教学、人事、财务等各种事务。“院务会”由教授们组成，负责研究和教学的一般性问题，行使博士学位和高校执教资格的授予权，并为聘任教授确定候选人。院务会之上有“评议会”和校长，负责协调和领导全校工作。评议会成员和校长从教授中选出，任期一年。
由于教授在学校内部管理中处于主宰地位，所以德国的大学被称为“正教授大学”。大学中其他成员，如讲师、助教、一般技术人员、大学生、非学术人员等，基本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随着大学日益发展成为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大型企业”，教授主宰大学的内部管理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此项改革的目标是：改革传统的学院制，建立大于研究所但又小于学院的“基本管理单位”；加强学校一级管理，大学领导“职业化”；学校决策过程民主化，让所有成员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决策。在上述背景下出现了“群体共治大学”的概念。1976年《联邦高校总纲法》确定了“群体共同治校”原则：高校所有成员都享有与其作用相应的参与管理权。高校成员被分为四个群体：（1）教授；（2）大学生；（3）学术、艺术助理人员和助教；（4）其他工作人员。在系、校两层决策机构中，必须有这四个群体各自的代表。在表决票数的分配上，必须依照高校总纲法保证教授们在所有决策机构中享有绝对多数的表决权。高校的最高负责人是“专职校长”，任期至少4年；也可以由选举产生的“领导小组”来负责，但小组中必须有一名“专职人员”。这意味着高校领导体制放弃了传统式的校长制，实行了“职业化的校长制”。校长不必像在传统中那样必须是本校教授，也可以是校外教授。在高校领导人的产生上，国家也享有参与决定的权利，如州主管部就可以否决候选人或选出的校长。在上述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决策体制下，德国的高校充分发挥了政府与学校、行政领导与专家教授等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学科研统一原则一直是德国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这不仅因为该原则揭示了近代教育的发展规律，正确反映了大学的双重任务，而且也因为该原则对德国大学乃至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具有重要意义。战后50年代是科技迅速发展的年代，相继出现了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等技术革命的尖端产品。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开发之间的距离缩短，使科学研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为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增设与之平行的研究所来作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就成为50年代高校教育的突出特点。因为这类研究所享有与系相同的人事、财政和研究权利，也有雄厚的人力和设备资源，因而它既是一种专门的科研群体，又接受和指导大学生和研究生从事科研，其研究人员还是大学内相应学科的兼职教师，因而该类研究所一身而兼二职，同时担负了教学与科研的双重职能。
德国之所以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与它崇尚思想自由、尊重学术和人才的教育传统是分不开的。几百年来，德国大学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着一批批具有公民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人才，这也许是德国真正的强国之本。
（第三节） 大学之父与洪堡传统
柏林大学是德意志现代文明的摇篮。它颠覆了传统大学模式，倡导“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它树立了现代大学的完美典范，人们尊称它为“现代大学之父”。当年，普鲁士教育部长洪堡受命创建柏林大学，成为现代大学制度诞生的标志。他所倡导的学术和教学自由，以及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的原则，也即着名的“洪堡传统”，对欧洲和北美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