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会组织复杂，矛盾冲突时有出现的情况下，罗亦农在工人群众中做了大量的调解、说服工作，反复对工会干部和工人讲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以及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历史使命等道理，使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保证了省港大罢工的顺利发展。沙基惨案发生后，香港工人大批地回到广州，几天之内，人数就达到二十多万。为了解决回到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的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罗亦农带着几个人，赶到西壕口一排尚未启用的新楼房里，找到合伙盖这排楼房的几个商人，对他们晓以大义，陈明利害，征用了这排房屋，解决了部分罢工工人的住宿问题。此外，他还多次组织团员、学生和青年积极分子到罢工工人中去做工作，办工人子弟学校，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广州期间，罗亦农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坚决斗争。1925年8月20日上午，国民党右派分子为了打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破坏国共合作，精心策划、制造了刺杀中国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反革命案件。刺廖案发生后，群情激奋。
为了揭露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相勾结，共同策划暗杀廖仲恺先生的罪恶阴谋，罗亦农撰写了《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府》一文，分析了廖仲恺遇刺的原因，痛斥了国民党右派，国民党中的反动军阀、失意政客和香港的帝国主义政府。文章特别强调肃清反革命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对于推动左派力量和广大工人群众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25年10月，罗亦农代表粤区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后，中央决定将他留在北京主持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的工作。这期党校前后办了近三个月，为党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得力干部。罗亦农高深的理论水平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5年12月，中共中央调罗亦农到上海，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当时，上海地区群众性的反帝斗争遭到残酷镇压，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被封闭，白色恐怖严重地笼罩着上海。罗亦农到上海后，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这不过是整个革命运动高潮中的暂时迂回，是暴风雨到来前的瞬刻沉静。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他提出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主张从组织群众开展经济罢工入手，发动群众开展斗争，进而准备工人武装起义的方针。为此，他积极在各行业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恢复各种产业工会，组织和训练工人纠察队，还加强了党对军队的工作，为举行武装起义打下了基础。1926年10月至1927年2月，为了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罗亦农和赵世炎等，先后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足和国民党右派的阴谋破坏，起义失败了。但他们并不气馁，进一步发动群众，准备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前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委书记周恩来来到上海。为了胜利地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与罗亦农、赵世炎等一起，认真总结了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罗亦农深刻指出：前两次起义失败并不证明武装起义不可能，要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必须有上海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必须有广大市民群众的参加。因此，今后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必须以组织总同盟罢工为中心，同时加强工人的武装准备。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对第三次武装起义作了周密的准备，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发动了各阶层的群众，召开了各种会议，制定了作战计划。3月21日凌晨，在北伐军先头部队接近上海市区的情况下，中共江浙区委召开紧急会议，罗亦农代表区委在会上发布命令："今天正午十二点，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同时举行武装起义！"在周恩来和罗亦农、赵世炎等人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上海八十万工人于3月21日十二时开始总同盟罢工，同时，各路工人武装开始对敌警署和兵营进行猛烈袭击，经过两天一夜三十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解除了敌人的全部武装，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和伟大力量。
腥风血雨见英雄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蓬勃高涨，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不断制造反共暴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即到上海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策划反革命政变。他一方面口口声声支持工人武装，敲锣打鼓地给上海市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锦旗，高喊"共同奋斗"，一方面却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收买了一大批流氓打手，与工会对抗，向工人纠察队挑衅。4月11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江浙区委领导成员之一的汪寿华，被蒋介石的帮凶、流氓头子杜月笙诱杀。4月12日，蒋介石利用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雇佣大批流氓，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队部。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随即借口调解"工人内讧"，强行将纠察队缴械，致使工人纠察队死百余人，伤二百余人。
面对这一连串反革命事变，罗亦农无比愤怒。
他立即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商量对策，决定再次发动总同盟罢工，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暴行。同时，为了应付突然恶化的局势，作好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提出将共产党的机关转入地下。4月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十余万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至闸北宝山路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开枪屠杀，当场死百余人，伤无数。接着，蒋介石又下令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三天内，就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黄埔江畔洒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政策所吓倒。4月14日，罗亦农等召开了上海各区委、各支部负责人紧急会议。在会上，他代表中共江浙区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部署当时的工作。罗亦农指出，黑暗是暂时的，八十万上海工人是杀不完的，总有一天，人民要向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讨还血债。他鼓励同志们要树立信心，坚持战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准备长期斗争，罗亦农和中共江浙区委还将一部分已经暴露，目标太大的同志派遣到农村工作。
1927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由陈延年接任中共江浙区委的工作。罗亦农在此后不久，以中共江西省委代表的名义，到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五大"上，罗亦农被选为中央委员。
"五大"之后，罗亦农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他到南昌之后，认真地分析了江西的斗争形势，预见到反革命逆流很快就要冲击到江西。为此，他采取多方面的措施，领导江西省的党、团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对预防反动派袭击革命力量，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6月6日，驻江西北伐军第三军军长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撕下革命的面具，将共产党人、革命分子"礼送出境"，并以"参有不良分子"为由，派兵查抄总工会、农协会、学联等革命组织，砸封进步报刊，江西形势骤然紧张。对于这一事变，罗亦农和中共江西省委早有准备，事变发生后，又采取了十分冷静、沉着的态度，他一方面及时将情况向中央报告，另一方面召集党的各级负责人开会，号召全体党员正确估计形势，坚定信心。同时，迅速采取组织措施，把大批党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有的还调换了工作岗位。由于罗亦农和中共江西省委准备充分，措施得力，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大革命失败在江西造成的损失。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分共"的秘密会议，确定了密谋"分共"的计划，背叛了革命事业。这时，中共中央调罗亦农到武汉任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到武汉后，化名赵先生，在汉口一家民房内，以居民身分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他以惊人的魄力和非凡的睿智，在复杂的形势下，果断地处理各种事务，很快地落实了各级党组织的转移和整顿工作，并迅速地安排了地下交通员，建立起秘密联络点。他鼓励同志们，在大革命失败的危险形势下，决不能消极坐以待毙，而要团结起来，冲破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罗亦农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发表了正确的意见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赣、粤几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群众，举行秋收起义。会后，罗亦农根据会议精神，主持省委制定了"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并挑选了一批得力的干部，加以训练后派到农村去组织领导农民斗争，准备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罗亦农还从湖北各地革命运动的实际基础出发，着眼全局，提出暴动首先从鄂南打响的方案。他不仅亲自主持制订了详细的"鄂南暴动计划"，而且还于8月底和9月初两次赴赶鄂南，亲自策划和直接指挥暴动。这次暴动，席卷了整个鄂南地区，参加的农民群众总数达五万人以上。暴动虽然后来被反动派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它却第一次公开地向当地农民展示出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为以后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色割据奠定了基础。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开始迁往上海。为加强对长江中流各省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设立长江局，任命罗亦农为长江局书记，代行中央职权，指挥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工作。罗亦农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地接待好各地来武汉联系工作和在各地武装暴动中被冲散潜来武汉的同志，寻找他们的下落，保证他们的安全，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在此期间，罗亦农主持长江局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促进农村中土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坚决反对城市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的作法。10月下旬，罗亦农到湖南检查工作，回到汉口后，得知长江局有的领导人准备趁宁汉之战的机会，组织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便立即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他反诘道："难道我离开十几天，武汉的形势就发展到了足以夺取政权的程度了！？"在他的坚决制止下，否定了仓促举行暴动的动议，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罗亦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局主任。年底，罗亦农离开武汉前往上海。
罗亦农一到上海，就成了特务、暗探、叛徒、巡捕追踪的目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以万元巨款对他进行悬赏追捕。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罗亦农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他沉着机智地应付着各种复杂的情况，坚韧不拔地为党工作着。1928年2月，罗亦农受党中央派遣到两湖地区视察工作，重点是了解农民运动开展的情况。4月中旬，罗亦农回到上海，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4月15日，罗亦农来到地处英租界戈登路望志里的办公地点，准备接待山东来沪的同志，但他不知道这个办公地点已出了叛徒。这里以住家掩护办公地点的何家兴夫妇，是一对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在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时刻，他们见利忘义，妄图出卖革命的领导干部，捞取一笔巨额赏金，然后移居国外，寻欢作乐。这天，当罗亦农进屋后，何家兴便悄悄地写了一张便条，叫保姆火速送至英巡捕房。不一会，一群凶神恶煞的巡捕就冲进屋来。为首的与叛徒交谈了几句，便用手枪对准罗亦农，凶狠地叫道："你是罗亦农，我已经注意你两、三年了，跟我们走吧！"在凶狠的敌人面前，罗亦农毫不畏惧，他心里只惦记着山东来的同志。他明白，敌人是冲着自己来的，早一点离开这里，同东来的同志就少一分危险。想到这里，他便神态自若地向门外走去。
罗亦农被捕后，反动派欣喜若狂，扬言"首要已擒，共祸可熄"，妄图从他嘴里抠出中国共产党的机密。但是在真正的共产党人面前，严刑拷打，威胁利诱都难以奏效。敌人对罗亦农连续审问三次，都未能得到半点有用的东西。于是，敌人便准备杀害他。4月20日，蒋介石电令将罗亦农"就地处决"。21日下午，上海龙华刑场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如临大敌。罗亦农穿戴整齐，在敌警备司令派来的特务营一个排的押解下，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步入刑场，从容就义，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仅二十六岁的年轻生命。罗亦农至死不忘党的事业。就义前，他曾用暗语写了一封信，由狱中的同志传出后，交给了党组织。另外，他还给家属留了一份遗书，上面写着："学我之所学，以慰我"，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家人继续从事革命事业的殷切期望。
罗亦农被捕后，中共中央曾指示中央特科极力设法营救，但未能成功。他牺牲后，党组织派人安葬了他的遗体，并派陈赓等人严惩了叛徒。
为了深刻悼念罗亦农，中共中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悼罗亦农同志》的专文，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精神，指出："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文章写道："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