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1902-1928)，湖南湘潭人。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同年10月，任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校长。12月，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与赵世炎、周恩来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赴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出席了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任中共长江局书记。1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不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年底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8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于上海龙华。
走上革命道路
1902年5月18日，罗亦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雷公塘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他的父亲罗子厚为人精明，当过团总，管过公堂，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官吏。后来，他在易俗河镇开了一家叫"石昌发"的碾行，做谷米生意，还与他人合开了一家杂货铺，由于他经营有方，收入颇为丰厚。罗亦农的母亲是位纯朴善良的农家妇女。她不像丈夫那样贪财好利，而是勤劳为生，耕田纺织，家里家外，样样都干，并且乐善好施，经常周济别人，和邻里乡亲们关系处得极为融洽。
罗亦农从小跟着母亲在乡间生活，时时处处受到母亲高尚品德的薰陶，养成了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良好品格。
罗亦农七岁时入私塾发蒙。他不喜欢当时死记硬背的读书方式，而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听故事和看小说上。他十分仰慕故事中那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大义凛然，铁骨铮铮的英雄人物，决心以他们为榜样，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汉。有一次，他听完一个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后，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在一本魏碑字帖上写下了"铲除恶势力"五个大字。十一岁时，罗亦农到湘潭下摄司向家塘郭月钦先生门下读书。
郭先生知识渊博，思想开明，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罗亦农对郭先生十分敬仰，学习自然很用功。几年间，他学到了不少关于历史、地理和时局方面的新知识，也懂得了一些社会变革的道理。于是，罗亦农首先在家里开始造反了。他看到父亲惟利是图，与人锱铢必较，心里十分厌恶，便写了一幅对联贴在自家门上，对父亲进行讽谏。对联写道：
存得天良，蒙庆受福；
放开眼界，创业成家。
1916年，罗亦农十四岁时，考入湘潭益智学校。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以讲授英文和神学为主。罗亦农入校后感到十分压抑。他实在听不进去那些荒诞的神学课，也不愿做"礼拜"，更厌恶教会对学生活动的限制。他非常向往校门外那火热的现实生活。他多次不顾校方的禁令、警告和训斥，冲出校门，参加反日游行示威；参加在怡和码头捣毁、焚烧日货的斗争；参加迎接讨袁军进入湘潭的宣传活动。由于益智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与罗亦农的思想、志趣格格不入，他实在无法在这里继续呆下去。为了摆脱教会学校的思想桎梏和种种禁令，罗亦农于1917年毅然退学，离开了益智学校。
退学之后，罗亦农曾数次前往省城长沙，希望投考一所具有新思想和新学风的新式学校，但都不能如愿。于是，他向家里提出，要到上海那样的通都大邑去求学。思想守旧的父亲看到儿子越来越不安分守己，一味追赶革新潮流，心中很是不安，现在他又要远走高飞，更是不得了了。
父亲怀着焦虑的心情，一方面请来乡邻长老对儿子进行劝阻，一方面忙着为儿子完婚，他想用小家庭来拖住儿子的后腿。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罗亦农追求知识，追求光明的坚定决心。在婚后三个多月的一个夜晚，罗亦农只穿着随身的衣服，悄悄地离开了家庭，奔向向往已久的上海。
罗亦农跑到上海后，先在一所中学读书。后来由于父亲不肯寄钱接济，生活来源断绝，不得不辍学自寻生路，到一家小报馆去当校对工人。
报馆里有不少报刊杂志，这为罗亦农的自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寻找书刊阅读，先后学到了不少有关政治、经济、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通过《新青年》、《劳动界》等杂志，阅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这使罗亦农的眼界大为开阔，精神为之一振。当时，陈独秀是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主将。
罗亦农阅读了陈独秀所写的文章之后，对他十分佩服，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他就多方打听陈独秀的住址，渴望当面聆听这位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教诲。经过多方努力，罗亦农终于打听到陈独秀住在老渔阳里二号，便多次登门求教。陈独秀也非常喜欢罗亦农这位热情好学的青年，高兴地介绍他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为将来的革命斗争奠定基础，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选送一批青年到苏俄学习。为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组织准备赴苏的青年学习俄语和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知识。罗亦农参加了"外国语学社"，积极为赴苏学习作准备。1920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罗亦农积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刘少奇等成为第一批团员。在此前后，由各地选送的赴苏俄学习的二十余名青年先后来到上海，其中有任弼时、萧劲光等。和这些有志青年在一起，罗亦农感到十分高兴，无论是学俄文、学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参加社会活动，还是刻铜板，印传单，搞联络等等，他都十分勤奋，十分积极，成为这批青年中的活跃分子。
1921年春节前夕，罗亦农从上海赶回老家湘潭，筹措去莫斯科的路费。当时，他的父亲在经营上遇到了困难，家境经济拮据。但是一听说他要出国"留洋"，学习知识，家里人还是千方百计地为他筹措路费。父亲在几频破产的情况下，破天荒地给了儿子一百块银元；岳父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为他凑够了五十块银元；有个叫罗海凡的远房叔叔，甚至把自己当长工积攒的四石谷子拿出来为罗亦农换钱。到长沙后，罗亦农又得到了好友姜治方的父亲姜济环的资助。这样，你一点，他一点，亲友们共为罗亦农凑集了四百块银元。
不久，罗亦农等二十几个热血青年，怀着探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从上海启程奔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避开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监视和破坏。他们分别化装成裁缝、理发匠等手工劳动者，乘坐日本轮船，由上海经过长崎去海参崴。一路上，他们冲破重重阻力，越过道道关卡，终于到达由苏俄红军控制的伯力。
然后在伯力军事部门的安排下，分批向莫斯科进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奔波，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罗亦农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全名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设在莫斯科市区的特维尔斯卡亚街(后改名为高尔基街)，是苏联为培养苏俄东方民族和亚洲各国革命干部而创办的一所新型的政治学校，斯大林亲任名誉校长。来校学习的，不仅有苏俄东部地区各民族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劳动公社和少数民族的劳动者，而且还有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印度支那、土耳其、阿富汗等国的学生。
1921年夏，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最早的一批中国学生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编成一个"中国班"。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西方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史，以及自然科学和俄文。
当时，俄国革命刚刚胜利不久，尚未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东方大学的学习和生活还比较艰苦。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冒着严寒到街上去站岗，星期天还要去做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渐渐动摇起来，有的甚至产生了退学的念头。罗亦农却始终充满着坚定的信念。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而且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式，做一些同学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努力学习。罗亦农的突出表现和优良的思想作风很快就博得了同学们的信任。不久，大家选举他为中国班的负责人。1921年冬天，罗亦农和刘少奇，彭述之等人先后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罗亦农还是刘少奇由团转党的介绍人之一。紧接着，中共旅莫支部建立了，罗亦农被选为支部委员。
1923年，东方大学中国语言组成立，罗亦农被留任语言组书记，负责一批又一批来俄学习的中国同志的组织工作，并兼任翻译和为中国班讲授唯物论。他除了抓好一般功课的学习之外，还经常组织学员就中国革命的形势、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组织大家定期到当地工厂参加工人活动。在生活上，他对学员关怀备至，经常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给大家用。由于长期紧张的学习和工作，罗亦农得了相当严重的胃病。但仍顽强地带病坚持工作。他的心里只有革命同志和革命工作，惟独没有他自己。
1924年夏，罗亦农带领中国班的学员到莫斯科郊外度暑假。在这里，他以旅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分，会见了前来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国际运输工人大会的中国海员代表林伟民，并在莫斯科介绍林伟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他成为广东海员中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外洋轮船海员中第一个入党的工人同志。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大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急需大批干部到革命第一线工作。1925年3月，罗亦农离开苏联回到祖国。中共中央派他到广州参加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之前，罗亦农对当地党、团员和工会负责人做了许多工作，为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大会期间，他同到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收集了解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各种情况和资料。为了及时报道大会情况，扩大和发展大会成果，罗亦农还接连写了《今年五一广州之两大盛举》、《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之始末》等几篇通讯，详细介绍了会议的盛况，高度评价了这次大会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伟大意义，谴责了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对工农运动的攻击，强调了工农联合的重要性。
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之后，罗亦农留在广州，任中共驻粤临时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在此期间，罗亦农针对当时的斗争实际，写了《今年五一之国际状况》、《五一纪念与农民》等许多文词犀利，战斗性强的文章。这些文章，论据准确，分析深刻，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工农运动。
在广州期间，罗亦农参与领导了平息杨、刘叛乱的斗争。1925年5月至6月，滇、桂军阀头子杨希闵、刘震寰暗中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背叛广州国民政府，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局势极为严重。陈延年和罗亦农等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斗争策略，作出了"动员民众，督促国民政府肃清杨、刘军阀"的决定。在这关键时刻，罗亦农适时地发表了《形势严重下之广州政府》一文，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杨、刘的反革命面目和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危害广州国民政府的罪行，批评了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汪精卫等对杨、刘的妥协政策，指出了战争不可避免和广东国民政府必定胜利的前途。为了组织青年工人、学生参加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并以武力对付杨、刘的叛乱，共青团广东区委成立了一个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在五月三十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罗亦农作了题为"当前政局形势及我们应采取的态度"的报告，建议共青团立即下一个全体动员令，使每个同志受一次实际的政治训练；可以用共青团名义组织大规模演讲活动；还可以用公开的群众团体的名义，发表宣言通电，造成浓厚的气氛，代表人民提出具体要求，等等。这些建议，都在会上获得通过，并被切实付诸实施，在平定杨、刘叛乱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由陈延年、周恩来、罗亦农等组成"临时委员会"，具体领导广东的反帝爱国斗争，声援和配合上海工人的革命运动。紧接着，又发动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在运动中，罗亦农一马当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6月2日的群众集会上，他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发表演说。省港大罢工发动起来之后，他亲自起草了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传单，揭露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残酷手段，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励他们的革命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