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作指示，等于已作指示，我完全能领会。”陈长捷站起来说道，“这是要我下定决心，一切向傅作义负责。执行坚守天津的命令，不嫌兵单，持阵固守，坚持下去，不能突围。”
陈长捷内心是复杂的。多年的战争经验，他完全知道，从来孤守要塞，几乎没有不最后陷落的，但是，他已经向官兵们说过：“天津有坚强的工事，弹药器材充足，比起傅作义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多少倍。涿州能守3个月，创造战史上的奇迹，我们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怎么不能固守，坚持到胜利！”
这时，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传来傅作义“坚守就有办法”的指示。
陈长捷十分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和谈是为的拖延对方进攻。军队、武器、地盘是本钱，能顽强坚守，才能讨价还价，才有自己的地位。”
参谋人员慌张得上气不接下气，突然进来打断了陈长捷的思考，也使秋宗鼎感到吃惊。参谋人员呈给陈长捷一封信，说：“解放军的通讯员，在火线上等着我们的答复。”
陈长捷打开信，脸色煞白，沉默了好久，才向秋宗鼎说：“快找林伟俦、刘云瀚和杜建时来，商量一下。”
5个人都坐下，又立起；立起，又坐下。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3人的信：“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百万大军已进关，劝告你们放下武器，不得破坏工商企业……”
5个人谁也不肯说出心里话，更不肯带头作出具体主张。
陈长捷是福建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学生，和傅作义是同期同学。他在1948年6月间到天津，一到就向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说：“傅总司令派我来津，我是准备打仗的。”他决心守天津，对他指挥下的军长们说：“如防守天津部队撤退，将置北平于死地。一切行动应为傅作义负责。如果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
市长杜建时和蒋介石关系很密切，他是美国军事学院留学生，曾在美国获得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他在抗战时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及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是蒋介石和美国高级将领的联络人。蒋介石派他任天津市长，自然也想利用美军力量，协助傅作义固守天津。没有蒋介石的指令，他不敢发言。
刘云瀚是蒋的嫡系，他对战争忧虑，深知自己这一军作战软弱，不好作声。林伟俦和秋宗鼎都是蒋侍从室参谋派任的，慑于特务监视，欲言又止，吞吞吐吐。
5个人没有一个人直说：应该谈判，可以放下武器。但他们纷纷提出问题，好像在水的表面上抛石头，听听有什么回音。
“如果天津首先放下武器，是否会影响傅先生对整个华北问题的处理呢？”
“我们如果先放下武器，共军会怎样对待我们呢？信中没有具体办法，我们几个首要分子，是否会被处死呢？”
“长江是天堑，将来时局，不知如何演变？”
“信复不复呢？解放军等着呢！”参谋人员提醒说。
“复。复他一封信吧。”最后，还是陈长捷作了决定。于是，他口述，秋宗鼎执笔，口述一句，写一句。信中有这样的内容：
“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复信写好，陈长捷首先签名，接着林伟俦、刘云瀚签了名。
杜建时找了天津参议会的两个回教议员出城送信。
“投书问路。”杜建时叫这两个送信人，从南开区出城联络，观察情况，应付解放军。
刘亚楼“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担任了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员。他一方面很兴奋，因为这是党对自己无限信任，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这也是自己为党为人民立功的大好机会；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万一久攻不克，伤亡很大，或在攻城之时，蒋军空降增援，或派出海军运兵到塘沽，袭击自己的后背，那将如何处理呢？
几天来，他的笑容收敛，眉头紧皱，沉默寡言，平日喜欢说笑的人，现在却宛若两人了。
“必须迷惑敌人，让他不知我主攻方向。”刘亚楼苦思冥想，自言自语。
几个人打着白旗，从院里进来，他们穿着长袍，戴着大礼帽，是天津市参议会派出来的和谈代表。
刘亚楼一看，心中恼火，为什么没有一个军人？显然，陈长捷等人无谈判诚意，是前来探听虚实的，是缓兵之计！
“我们素来是先礼后兵的，天津守军如果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否则，城破之日，将加倍惩罚。限令陈长捷等在24小时内答复！”刘亚楼对从天津出来的和谈代表说。
和谈代表诺诺，频频点头，急欲返回天津城。
刘亚楼面对和谈代表，心情豁然开朗：迷惑敌人办法提出来了。让天津市和谈代表从市北面的解放军司令部和主要阵地回城。这叫做，你唱蒋干盗书，我给你个将计就计，用你的演员唱：蒋干中计。
果然，蒋干中计，和谈代表回城后，陈长捷把他的主力一五一师，从市中心调到市区北。这样就便于解放军从东、西两面拦腰斩断狭长的天津市，南面的一个纵队，则像飞箭一样，射向市区敌人。
在总攻天津前，对据守在外国人房子里的敌人，是否一律进攻的问题，刘亚楼提了3条意见，请示中央军委。他在报告中说：天津外国人均在自己门口插有外国旗，我们对这类问题提出如下几条建议，是否妥当，请速示：1．敌人已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头房屋，不管他是否过去租界，不管这个房屋是中国人的，或是外国人的，不管他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样加以进攻。2．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房屋里去，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3．敌人未加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人。但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毛泽东接报立即电复：刘亚楼所提3条是正确的。我们所顾虑的是工厂区。如果敌人占据工厂顽抗，我军必须歼灭该敌，即使工厂有所破坏也不要顾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区域之敌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的敌军而又有可能采用劝降方法解决，则应试图采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
随后，毛泽东又发一电报指示：攻击天津时，除注意工厂区外，还应注意学校。如果敌人占据学校顽抗非用战斗手段不能解决的，自应使用战斗手段，即使有所破坏亦在所不惜，但如果使用劝降方法亦能解决时，则应使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对于学校的破坏程度。
1月14日清晨，解放军总攻天津。
首先集中大炮轰击敌人防线，打开突破口。成千上万发炮弹，倾泻到敌人碉堡、暗堡和防御工事上。突破口上空烟尘弥漫，砖块瓦片和泥土，飞向半空。敌人埋设的“地雷网”，也“轰轰”连续爆炸。铁丝网节节断裂，被爆起的碎物埋掉。电网早已被击断了。
敌人的飞机，在天空飞来飞去，无法投弹、扫射，因为解放军已进入市区，敌我短兵相接，打了交手仗。
战士们用炸药、手榴弹，打得敌人无法招架，不知向哪里还击。敌第七十六师1个营坚守洋灰堡，被炸得晕头转向，从交通壕撤下来，互相践踏，死尸塞满战壕。残部溃退时，又遭团长指挥的督战队的机枪扫射，所剩无几，而这个团长，最后也重伤死去。
解放军的指挥员，都身临火线，直接掌握部队，冲锋陷阵。副军长曹里怀和师长贺东生，坐着坦克为步兵开路。他们开着坦克把一座楼房撞了个大窟窿，步兵们从那儿冲上去，消灭了敌人。
步兵不知道在坦克里的是副军长、师长，他们高兴地爬上坦克，欢呼胜利，要给坦克手请功。一位步兵说：
“同志，你们是那个连的？我们请求你们的指导员给你们记个大功。”
坦克没有停止进攻，又开往天津市内的金钢桥，掩护步兵冲锋，为步兵开路去了。
天津市3道防线都被突破了。陈长捷派出预备保安师，增援西门监狱附近阵地，指定六十七师师长李学正指挥，并命令保安师长住在六十七师师部，可是紧急的时候，兵都没了，作鸟兽散了。
陈长捷再次打电话，请示北平“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得到的指示是：“设法抽兵，恢复被突破的阵地。”解放军穿插攻进，分散追捕，席卷全城。15日拂晓，解放军攻占了敌最强军事要点海光寺。接着，打进天津敌警备司令部，经过激烈的拼杀，从院内打到屋里，冲进了地下室，抓住了10几个军官，陈长捷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时，敌警备司令部附近的广播电台，还在广播：“坚守就是胜利！”
战士们大步走进去，对广播员们说：“小姐，先生，可以休息了！”
刘亚楼看看表，计算一下，1月14、15两日，以29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