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看看台下，到会的干部们一动也不动。他头左右摇摆了一下，好像搜索什么人。果然他大声问道：“钢铁第一营营长来了没有？”
“到！”钢铁第一营营长报告。
“你钢铁第一营，打仗坚决勇敢，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你们是钢、是铁，这很好，值得全军学习。在易水血战中，你们立了大功！可是你们骄傲、急躁，犯了群众纪律，这会成为废铁、锈钢。功劳你背得动吗？你们的机炮连打死了向导，不管当时的情况多么紧急，也是完全错误的。因此，给你们记大过！团当然有责任，但营是直接领导。”
全场气氛立刻紧张、肃静下来。
“对于贾振武的处理，我们接受群众的要求，不枪毙，改为撤销连长职务，留党察看一年，以观后效，给他机会戴罪立功！”罗瑞卿接着宣布：
中央指示我们，我区敌人进攻，无论傅作义、李宗仁，均已达到顶点，其后备已经用尽。我们方面，一城一地的得失，无关大局，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我们现在抽出1个月时间进行整顿，检查总结我们的各项工作。
在部队整顿训练之前，刘少奇同志已经了解到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于1947年6月3日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此间野战军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伤兵、俘虏及若干供给，均各自办理。缴获资财，也各送自己的后方。野战军司令部与军区司令部合并后，既不去前方，又不在后方，野战军还带着联合作战的形式，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未建立，现在正着手改变这种情况，但一时尚难搞好，不能求急效。为了将野战军组成为一个统一的集团，建议在青（县）沧（县）战役后，允许野战军休整1个月，责成罗（瑞卿）、杨（得志）在朱（德）聂（荣臻）帮助下，完成一切必要的改组。
朱德总司令也在1947年6月1日向中央报告中提出具体建议：组建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兼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统帅野战军3个纵队。他还报告中央说，罗、杨、杨3位同志，是此间优秀干部，能担负此任务。平时训练，战时指挥，能胜任愉快。
中央收到刘少奇、朱德的报告后，立即同意。于是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改组。
1946年6月28日，中央令晋察冀军区成立野战军，9月野战军组成，12月撤销，其领导机关与军区合并，作战时由军区临时组织前方指挥所。1947年新组建的野战军领导班子是理想的。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确定的几位领导人，彼此也满意。他们都是老红军，长期革命战争中，一起生活，并肩作战，互相了解，友谊深厚。罗瑞卿是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由他兼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对于调动军队和地方的力量，从根本上粉碎敌军在晋察冀的防御体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十分有利。
他身材高大，体格魁梧，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罗长子”。中学时代，他喜欢打篮球，由于体力过人，又好打抱：不平，因此受欺辱的同学常受他保护。他讲话条理分明，富有鼓动性。他有极好的辩才，能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复杂问题迅速剖析，理出要害，找出最关键性的问题，提纲挈领，中肯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当他对情况不甚了解时，他对自己，对部下，总是好问个究竟。他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使他每每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杨得志是红一方面军一团团长，指挥强渡大渡河的英雄。杨成武是红四团政委（耿飚曾任团长，后调师任参谋长），是指挥夺取金沙江铁索桥的英雄。他能文能武，既能指挥作战，又善做政治工作。
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举世闻名的长征，抵达陕北，直罗镇一战，奠定了陕甘宁边区的基础。战斗之后，在宜川重新组建了红一师。陈赓任师长，杨成武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师长，耿飚任参谋长。经过半年整训，红一师、红二师、红四师组成抗日先遣支队，由毛泽东亲自指挥，东渡黄河，进行了东征。
耿飚是出色的参谋长，1928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长征中，他曾任过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他工人出身，努力学习，记忆力惊人，爱帮助别人，第四军军长和政委不识字，他每天教他们5个字，很快提高了文化程度。
新任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潘自力，1923年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参加过陕西省渭（南）华（县）暴动，到苏联学习过。西安事变时，在周恩来领导下，做过出色的群众工作。他很有才能，忠实勤恳，待人厚道，忠于党的事业，抗战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宣传部长。他对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很熟悉，颇受人尊敬。
野战军领导机构组成后，各纵队的领导也进行了调整。第一纵队早已调走。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委胡耀邦；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政委王昭。炮兵旅长高崇信，政委李呈瑞。
在10月3日至11月9日的晋察冀土地会上，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作了土地改革的报告后，罗瑞卿就作战问题讲了话，他对大家说：
“同志们，仗是要打的，大仗也是要打的！”
罗瑞卿把他日夜思考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被他吸引住了。
罗瑞卿接着说：“有战机而不抓，怕流汗，怕艰苦，怕流血牺牲，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没有战机而和敌人硬拼，使战士的尸骨遍野，那是‘左倾’盲动主义。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我们要抓住时间，创造打仗的条件。晋察冀战场目前敌人兵力占优势，武器较好，交通方面，便于机械化作战，但广大农村是解放区，军民经过八年抗战，政治觉悟高，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有战胜敌人的客观和主观条件！”
到会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等待他的分析和结论。“同志们，你们问我，我的作战方针是什么？我说这就是运动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已经给我们明确的指示，就是调动敌人，指挥敌人，把敌人从深沟、碉堡、工事中调动出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目前我们常用的手法是‘围点打援’。我们围攻据点，敌人援兵不来，就消灭守敌；敌援兵一来，正中下怀。我们以少部分兵力，围困攻击据点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来援之敌。……战争不能单纯凭勇敢，靠硬拼，还要讲战略战术。我们晋察冀战场上，打掉许多敌人的地方武装、保安队、还乡团，不是重要胜利吗？不能小看这点，它包含着大胜利。把敌人的耳目，爪牙搞掉，不是可以得心应手地打大仗吗？……”
人们都期望野战军能打个大胜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又何尝不如此呢？作为野战军政治委员，罗瑞卿完全理解全区党、政、军、民这种心情，而他自己更为此而消瘦。
正太战役凯旋，野战军略事休整，就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配合东北作战，不使华北敌人增援东北，决定出击津浦路北段青（县）沧（县）一线，威胁天津，引敌南援，以便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将欲增援东北之敌，牵制在关内。为此，野战军参谋长耿飚率团以上各级副指挥员，骑自行车，冒夏天暑热和倾盆大雨，横越冀中平原，先期在青沧水网地带，进行实地侦察。青沧战役按计划结束，歼敌1．3万多人，解放了青县、沧县、永清3城，控制津浦路陈官屯车站以南160里，使冀中和渤海地区连成一片。敌十六军从察南刚到保定，又调到天津增防，敌九十二军一四二师等企图增援青县，解放军攻克沧县，敌不敢增援，也不敢离津出关援助东北。
今天，一场大战，正在酝酿策划之中。
这个策划中的大战，就是再次向保定以北地区出击，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围攻徐水城吸引南北两面敌人来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就是保北战役。晚间，聂荣臻、罗瑞卿和一些作战参谋人员，研究了这个方案。有人顾虑：
“敌人不上钩怎么办。
“援敌过大，吃不下怎么办？”
“要准备各种情况，我看围攻徐水，敌必增援。第一，他怕徐水失守，保定孤立；第二，怕我顺手攻保定，如果保定失守，则平津保三足鼎立之势就失去；第三，守保定的部队有蒋的嫡系，要守保定，必守徐水。”罗瑞卿说。接着，他指出：“1946年10月26日，中央军委给冀东和冀热辽军区电报就指示，你们的作战方针，应着重歼灭敌有生力量，然后敌占各据点自然容易为我收复，为实行此方针，应采取围城打援办法。围城之目的不在得城，而在打援。集中七八倍于敌之兵力，每次事前均应有充分准备，不乱打，打则必胜，打时须用包围迂回，以期尽歼，此点对干部应做深刻教育。”
聂荣臻同意他的意见，断然决定：“军委这个指示，完全正确，对我们今天作战，仍然适用。围攻徐水，敌必来增。如果不增援，那也好，我们吃下徐水敌人。开辟保北战场，对今后我军运动战十分有利。”
“要给敌人错觉，以为我兵力弱，不能和他决战。”罗瑞卿说。“当然，鱼饵不能过大，大了，鱼怎么吞下去。平津保三角地带是敌确保之地。我军猛攻徐水，敌必来援，这个看法大家一致。战役打法怎样，是否有3种可能：敌人从北面增援，那我歼敌于徐水以北地区；如保定之敌来援，则歼敌于徐水以南地区；万一敌人兵力过大，则给敌人以杀伤之后，我军向平汉路西侧转移到易县、满城、徐水山边地区，诱敌西来，逼敌分散，俟机歼敌。”聂荣臻说。大家一致赞同他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