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和“周”代的青铜器，在本质上分别代表了两种艺术倾向。商近于?“浪漫”，而周近于?“古典”。“商”风格中充满了神秘的幻想，大胆而热烈，那些厚重华丽的饕餮，仿佛透过久远的年代，仍然能够传达给我们那巫的文化中迷狂暴烈的血质性格。“周”风格简朴端庄，传达的是理性人文精神的均衡、安定，平复了商的巫术之美中过分繁丽激情的部分。
青铜器的起源
《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这是经常被引用的有关铜器制作的文字。夏的铜器至今仍然存疑，“夏禹铸九鼎”的故事也依然停留在传说阶段。人类对岩石，动物的角、骨、齿的利用，都仅停留在外部造型的观察上。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利用石头制成斧、刀，利用树枝来架构或编结，都只是对物质形状的改变而已。在这个阶段，人类的视觉直接和形状接触，并且，在手的工作过程中，视觉也可以从头到尾观察形状在手的动作下一步一步地改变。从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到新石器时代的磨润，170万年中，人类的视觉和手共同经验了石头形状的改变，也建立起人类造型美术的第一章。新石器时代晚期所发生的巨大的美术革命，是人类开始经验另一种新的物质──泥土。作为造型美术的新主角，泥土，它的造型变化不像岩石那样单纯。从“岩石”到“石器”，只是形状改变；从“泥土”到“陶器”，形状塑造的过程中引进了新的媒体──水与火。人类在塑造陶器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更复杂的对物质特性的记忆，诸如：水和泥土掺和的比例，火的大小或时间长短的控制等等。这些因素参加到陶的完成中，使人类美术史的第二章越趋复杂，也证明了借助美的形式的传达，人类的思维能力在突飞猛进地往前进展。铜器的出现，和石器与陶器都有关系。在石器时代，人类找到一块矿石，把它当成普通的石块来打砸，企图造成所要的器具；但是，这块矿石并没有像一般的石块那样在击打下碎裂或破损，却是逐渐凹陷下去。这种特殊的性质被人发现、利用了，就形成了最初完全经由打击而完成的原始红铜器。这种铜器，不经由提炼，纯粹把制作石器的方式应用在铜器制作上，是铜的利用的第一步。到了陶器时代，在烧陶的过程中，提高了对于火温的控制，附着于陶器上的铜熔解了。经过冷却，模印了陶器的形状或上面刻画的纹饰，于是，铜的另一种性质被发现了。这种性质的被发现才使铜真正发挥了它积极的效用，展开了灿烂的铜器时代。而早期的铜器，也因为附着于陶，用陶范来铸模，模仿陶器的造型与纹饰，还和陶器发生了亲密的关系。真正的青铜时代因此和陶窑的广泛使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铜器的起源，从《左传》上记录的文字来印证考古上的发现，时间相差并不远。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一件“爵”，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铜器。河南偃师二里头是发掘夏文化的重点遗址。这件爵的出土证明了《左传》所录“夏禹铸九鼎”的夏代与青铜起源的特殊意义。这件爵通体无纹饰，非常素朴。造型上显得简洁大方。平底、三足，向两端近于水平张开的流口和口沿造成了流利的线条，向下收束的器腹也十分细致轻盈，在造型上给人准确成熟的印象，应不是铜器刚刚发生时的粗拙之作。
青铜器的分期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的铜器可以作为目前中国铜器的第一个阶段；虽然出土形制种类还很少，但是，的确把青铜历史往前提到了夏代。二里头除了上述的爵之外，还发现了镞、凿、刀、锥、铃、鱼钩等小件青铜工具和制造青铜器用的坩埚片以及铜渣。一般被称为“郑州文化期”的青铜器时代指的是商代前期，盘庚迁殷以前的风格。这一类型的青铜器以郑州二里岗为主，包括河南辉县、长江中游湖北黄陂盘龙城等遗址，都有铸铜遗迹发现。郑州期的铜器一般说来仍不脱离素朴的原则。大多只在器腹的中央偏上的部位有一带“兽面纹”。兽面纹已可看到以后“饕餮”的前身；但是，在表现上，郑州期的兽面纹除了眼部较为浮凸外，大部分的纹饰是以阴纹或阳纹细线构成，比较接近于浅浮雕的效果。一件湖北黄陂县盘龙城出土的鼎是郑州期铜器的典型。这件鼎以三块陶范铸成，器腹上留有明显接模的痕迹。鼎耳在鼎唇上，与后期鼎耳移至器腹上不同。而值得注意的是鼎足的形制仍然保留早期的尖锥状，是陶器时代炊器的遗留形状。同一个时期的.形器出土很多，一带兽面纹的浮雕效果都与上件鼎形器类似。这一时期的许多铜器，在器形上都还保留陶器的痕迹。鼎的尖锥足在龙山文化的黑陶鼎中可以见到，.的中空裆袋足是陶鬲的演变，至于爵形器特别夸张的流口与口沿，是不是牛角为杯的造型衍变，是值得再发掘的问题。接续郑州期之后，是目前被广泛讨论的安阳期青铜时代。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把铜器分为四期：一、滥觞期，二、勃古期，三、开放期，四、新式期。他所说的“滥觞期”相当于二里头、郑州期的铜器。而所谓“勃古期”，以他的说法为“殷商后期至周成康昭穆之世”，也正当目前一般分期上的“安阳期”。安阳期的铜器一直是铜器史上最受人瞩目的青铜器物，诚如郭老所说的：“为向来嗜古者所宝重。其器多鼎……形制率厚重，其有纹缋者，刻镂率深沉，多于全身雷纹之中，施以饕餮纹、夔纹、夔龙、象纹次之……” 安阳期的青铜器以造型的华丽丰缛闻名于世，许多器型逐步脱离前期实用功能的素朴风格，开始在造型上附丽了更多的宗教神秘色彩和宗族图腾崇拜的观念，成就了典型的商代铜器的艺术之美。以鼎来做例子，从郑州期的尖锥足过渡为圆柱足，又逐渐向兽蹄足发展，都明显地是从实用功能往美的要求过渡的结果。爵形器由平底变为圜底，柱向中央移动；.形器的裆袋足变为圈足；觚由矮胖变为瘦长，都说明着造型美的被重视。在纹饰上更明显地有了变化，原来郑州期的细线被强调夸张成立体雕塑的效果。作为容器、酒器的实用部分常常被遗忘了，而作为装饰的纹塑部分被强烈夸张。一件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是安阳期的典型器。作为纹饰部分的四个羊头，完全独立于作为“尊”的器形之外，这种缛丽华美的风格，大胆强烈的造型观念至今仍使人眩惑；而在欣赏美的同时，我们大概也不能遗忘隐含在其中的商代特有的巫的文化特质。郭沫若所分的“开放期”、“新式期”相当于西周中期以后到战国时代的铜器风格。他说这一时期的铜器“形制率较前期简便”，“饕餮失其权威，多缩小而降低于附庸地位”。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如毛公鼎，的确失去了商代的华丽风格，而代之以端庄素朴的面貌出现。但是，我们并不同意这类青铜器“较前期简便”的说法。在艺术风格上，周代所标榜的理性人文精神和商代充满神秘符号的特质十分不同。周代在它自己的文化基础上自然应当有其特殊的美学，而不能一概以缛丽为美。西周中晚期的一件青铜壶，以蟠龙环带构造成壮大充实的美学风格，脱离了殷商卜辞尚鬼时代的神秘迷狂的精神状态。西周文质彬彬的艺术风格的确说明着人文精神的初露曙光。春秋以后，中央王权的崩溃，宗法制度的解体，导致了工艺技术的大解放。各种新观念、新技术毫无拘束地自由发展，失去了西周统一性的端庄风格，却形成多元性的地方色彩；也由于社会权力的分散，铜器逐渐丧失了它作为“国之重器”的价值。楚庄王的“问鼎轻重”不但是对王权的一种挑战，也说明了青铜器从典礼祭祀宠物逐渐下降为装饰珍品的过程；工艺的巧思达于极致，而青铜器的华丽性与庄重性也一并消失了。
青铜器的成分
《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 所谓“齐”是指铜锡的比例，锡多为“下齐”，锡少为“上齐”。商周青铜器在铜锡的比例上已经有相当精密的配置。以《考工记》的资料来看，依照不同的器物性质，铜锡的比例也是不同的，如“六分其金（铜），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8］。经由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商代早期和晚期青铜器的铜锡比例有所差异：“晚期对铜锡的比例，有了更好的把握，大体合于后世《考工记》所总结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所谓钟鼎之齐。”
经由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商代早期和晚期青铜器的铜锡比例有所差异：“晚期对铜锡的比例，有了更好的把握，大体合于后世《考工记》所总结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所谓钟鼎之齐。”
关于“饕餮”
《吕氏春秋》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这是铜器上的兽面纹被称为“饕餮”的来源。饕餮是正面的兽面纹，把兽面平展，左右对称，如果有身躯，也是左右各一个，很可能是在平面上表现立体的效果，把动物的身体以鼻为中心向两边展开；只是我们习惯了透视观念，把它们当做两个身体罢了。饕餮在形象上十分图案化，从中可以看到彩陶中对动物造型的几何性归纳在铜器上的沿用。谭旦.的《饕餮纹的构成》一文，把饕餮分成七个部分，即：一、冠饰与鼻纹，二、眉纹，三、目纹，四、角纹，五、身纹，六、口纹，七、足纹与身纹。
我们如果把饕餮看做是中国文字的性质，就可以了解这些动物几何性的各部位装饰纹，其实很像是部首，是文字构成的几何基本元素。只要具备这些元素，至于组合的方式倒很自由；所以常常依照不同的器物造型所给予的空间限制，使纹饰有千变万化的表现可能。然而，目纹常常是最被突出的，在繁复的纹饰中有统一视觉的效果。
五、从巫术之美到理性人文精神的建立
如果说商代的铜器风格与周代不同，并不是指历史朝代的断代；更确切地说，是两个文化阶段的不同，这两个文化阶段，并不等同于历史的朝代。商的典型期在盘庚迁殷以后，一直延续到西周初期；周的典型期在西周中期建立，到西周末已经式微。这两种典型，在本质上分别代表了两种艺术倾向，用西方艺术上的术语来比较，商近于“浪漫”，而周近于“古典”。商风格中充满了神秘的幻想，大胆而热烈，那些厚重华丽的饕餮，仿佛透过久远的年代，仍然能够传达给我们那巫的文化中迷狂暴烈的血质性格，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商颂》）的年代，是仍然未脱原始的野性的年代。它以狂暴的生命原始冲力创造着诡异而华丽的器物，纠结着繁复炫目的纹饰，纠结着神秘、恐惧、庄敬、奇想的热烈情绪，是对大自然的力量怀抱着崇拜与畏惧之情的初民，在如狂的祭礼中对一切未知因敬畏与好奇而发出的符咒似的颂歌。西周中期以后，典型的如陕西扶风出土的铜器，那种简朴端庄的造型，充实而壮大的环带纹，在简朴中传达的是理性人文精神的均衡、安定。好像《易·系辞传》用各种文明史理性的解释来批注卦爻的神秘一样，西周的人文主义，用那样均衡冷静的气质，平复了商的巫术之美中过分繁丽激情的部分。商的文明据说一直往南去，有人认为春秋以后楚的文化是商的衍脉。的确，我们在《楚辞》中，仍可以看见那热烈的激情，荡溢着神秘的浪漫精神。然而，西周的理性精神的确替代了伟大的商帝国，成为中国文明的基础，从这一条线传承下去，归结先秦的儒家哲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中国人建立了一套理性而均衡的文明，进退揖让都不失法度。然而，那潜藏着的商的血液，似乎还不时要出来，在理性得丧失了原始生命力量的时候，以外表看来十分狂烈的姿态复活了古老的中国。从巫的美，到理性的文明，从精神的激情，到知性的平衡，“浪漫的”与“古典的”，也构成了中国艺术风格交互不断的两个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