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在半岛基金，一个投资决议只有在基金经理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总经理才能作出决定。虽然一定程度上制衡了总经理的权力，但余维佳仍坚定推行。“投资决策是应该建立在1个人的脑袋上，还是建立在10个人、100个人的脑袋上？从民主到集中，出错的概率会小很多。”他说。
投资策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制度先行的前提下，半岛基金投资业绩不俗成为必然。
1993年，半岛基金以1亿元资本金起步，即从每单位净资产1元做起，到1996年达到1.63元，此后拾级而上，1997年为1.79元，1998年1.86元，直到1999年突破2元达到2.03元。
截至1999年年末基金运作的6个完整经营年度，半岛基金连续4年向受益人派发现金红利，累计现金分红1.2亿元。加上基金尚有未分配收益1亿元，累计实现净收益达2.2亿元，平均年收益率达36.67％。
按半岛基金的披露，1994年至1997年，每年每基金单位分红0.30元（含税）。虽然在1998年、1999年半岛基金规范的过程中，并未进行分红，但这也主要是为了“加速清理，使半岛基金在规范后具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我们的分红政策并没有学国外，90%分掉，当时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不过，按照面值1元算，0.3元有30%，已经比较高了。”余维佳说。
6年年均收益率近37%，其中4年分红4个30%，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投资神话。名不见经传的半岛基金，是如何做到的？
时间回到1994年至1999年这6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过热狂躁—宏观调控—危机冲击—冷却恢复”过山车式的回旋。
半岛基金投资收益的走势与大环境吻合，基金净收益从1996年的4956万元升至1997年的5187万元的高点，此后一路下行至1998年的4053万元和1999年的1662万元。
资产配置策略上，半岛基金年报显示，投资组合包括货币基金、有价证券、房地产、股权投资（1996年后清理）。1996年至1999年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有价证券与货币资金占基金投资组合的比重呈现“一升一降”格局。有价证券投资比重由1996年的56.84%升至1999年的86.10%（1997年、1998年分别为81.22%、78.46%）；同期，货币资金比重由23.63%降至0.63%（1997年、1998年分别为4.93%、5.47%）。
撑起半岛基金投资业绩的，正是证券投资收益。“我们心态特别好，对大势的判断基本没错过，节奏也踏得好。”余维佳认为，股市操盘如航海掌舵，方向的把握并不在乎买了哪只股票，买了哪个行业，关键是整体策略。
就算是现在看来，半岛基金的两大投资策略也依旧值得推崇。
一是仓量控制，波段操作。“市场老是涨涨跌跌，你就不能在涨的时候满仓，跌的时候空仓。必须通过仓量的调整来规避市场风险，再利用波幅来赚钱。”杨百千说。
1994年至1995年法人股疯狂下的“隐忍”，是半岛基金仓量控制、后来发力的一个经典案例。
“我们当时做了一些法人股，但守住了底线（当时半岛基金内部对证券投资和股权投资有上限规定），并没有像其他机构那样投机炒。所以，保留了资产的流动性，股市好的时候，正好手里有钱。”杨百千回忆，这样一来，1996年的那波牛市就被半岛基金抓住了，“同时期成立的其他几家基金公司，之前都去热炒法人股，最后行情来的时候没钱了，只能眼睁睁地踏空。”
第二是立足长线，集中持股。建立研究部后，半岛基金要求“研究在先”，开始注重选行业、选公司。
行业上，选市场规模较大的。半岛基金投资销售、百货业类股票较早，“不管经济发生什么波动，消费是刚性的，而且当时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速是对消费利好的。”杨百千说，绝不投规模小、领域窄的行业，那样波动太大。
选公司上，半岛基金较早实行基金经理调研制。基金经理看中哪只股票，建仓前必须实地调研不说，余维佳还进一步要求，应与公司总经理甚至董事长面谈。
“我们做得很早，那时国内基金公司多数没这么做，很多（被调研的）公司也还没有这种概念。其实我们投公司，除了是投这个行业外，投的就是人。所以，余总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找董事长。见不到那说明工作还没做透。”杨百千说。
实地调研后，只要发现了好公司，半岛基金就会重金购入。“有时候我们会接近上限购买。只有集中持股，好股票才会为组合贡献好的投资回报。”余维佳说。
不过，半岛基金也不是没有失误的时候，虽然这并未影响整体业绩。
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所有证券市场参与者都经历过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国债期货。
当时，半岛基金也投资了国债期货。“感觉是莫名其妙地在赚钱，钱来得太容易了，更没有道理。一天好几个滚，上去又下来。”当时余维佳就预计到，如此疯狂的市场，政府监控不了，管不住了，很可能会关掉。
对此，半岛基金采取限定投资额度，随时准备撤离的策略。到“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国债期货市场关闭时，半岛基金斩仓后此项投资亏损约1万元，其他风险已全部对冲。
清盘与分流
2000年3月22日收市后，半岛基金以一纸摘牌告示结束了其7年的运作，隐退江湖。此后更名而成的“基金裕泽”移交至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
整个过程历时不过一个半月。公开资料显示，摘牌次日，半岛基金实施了10送10的分配方案，基金总规模调整到2亿份；24日，原1个半岛基金单位转换为1个单位的裕泽证券投资基金；5月17日，基金裕泽在深交所重新挂牌交易。
如日中天的半岛基金，几乎快要走到发展顶峰时，戛然而止。清盘摘牌前的数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基金业清理规范的信号最早出现在1997年。业内期盼已久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正式颁布，此后业界多以它的颁布为界划分新老基金。它最核心的是对基金投资运作与监督管理作出明确规定，提出不得将基金资产用于抵押、担保、资金拆借或者贷款，不得投资房地产等。
在截至1998年年初的“老基金”时期，整个行业“摸着石头过河”，不仅专业性基金管理公司少（不足10家），基金总规模小，运作也不规范，投资了包括实业资产、房地产、未上市公司股权等各种难以随时变现的资产。
两年后，一场遍及全国的老基金清理规范风暴，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原有投资基金清理规范方案的通知》（国办发［1999］28号）的发布拉开序幕。
按当时监管层的思路，老基金一律先对资产组合和存续期进行清理规范，通过合并、资产重组，将不良资产置换为流通性较强的上市公司股票、国债或现金资产，达到要求后交由证监会批设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符合条件的可以重新挂牌交易。
半岛基金资产组合中不合规的主要包括房产、非上市公司法人股、高尔夫球证等。经过清理和变现处置，到1999年年末，其净资产达2.03亿元，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达到了92.20％，货币性资产占总资产的86.74％，均达到监管部门的要求。到2000年2月16日，半岛基金资产全部调整为现金、上市公司流通股票、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
回头来看，这场整肃风暴对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健康发展功不可没，但就半岛基金自身发展历程，这一历史性过渡还是来得太早太快。
当时，半岛基金对大规模发展踌躇满志。“第一步我们已经做到了管好基金，第二步，就是怎么找更多资金来管，当时已经有一个愿景了。”余维佳回忆，由于无法扩募，公司尝试通过“专户理财”方式受托长线投资，不承诺投资收益率，当时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介绍着做了一单，收益率还不错，“我们已经开始向这方面走了，只不过时间太短，如果再成熟一些，将来会逐渐培养起基金的销售能力。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基金公司的雏形”。
当时，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对半岛基金的发展也十分重视，评价其为“管理最好、业绩最好”的一家公司，计划重点发展。
不过，现实并没有留给招商局和半岛基金实现这一梦想的时间。由于清理规范后的基金须交由证监会批设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此前中国人民银行批设的包括半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四五十家基金公司，集体成了“黑户”。
半岛基金遭遇成立以来最暗淡的一段日子。
“首先要有任职资格。半岛基金十多名从业人员，在这个行业前期摸爬滚打了六七年，好不容易看到曙光了，从个人的职业发展来讲，都非常希望得到这个机会，继续从事基金管理。”余维佳说。
但深圳老四家基金公司的高管任职资格申请都未获批。“我们与监管部门沟通过数次，没有从业和任职资格，重新成立新的基金管理公司就无从谈起。”余维佳回忆。
自建基金管理公司的路被堵死，半岛基金何去何从？
按当时的规定，只有证券公司、信托公司才可以做基金的发起人。余维佳曾找过马明哲，希望中国平安能成立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承接半岛基金（中国平安当时已有信托牌照）。但当时中国平安正引入汇丰，并筹备重组上市，未有此方面的打算，双方擦肩而过。
在招商局的协调下，半岛基金最终以“基金裕泽”之名，转至招商局间接参股的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按证监会2000年4月的批复，基金裕泽为契约型封闭式基金，规模2亿份，存续期10年（1996年5月31日至2006年5月31日），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基金在上市后由2亿份扩募到5亿份，存续期限延长5年（至2011年5月31日）。
截至2000年2月29日，半岛基金单位净资产为2.67元，实现净收益28499177.93元，加上此前年度未分配利润，减去是年已提取的业绩报酬，可供基金受益人分配的收益为117052281.55元。
深圳本地四大老基金规范重组情况
原基金摘牌日新基金重新挂牌日新基金管理人转换比例半岛基金2000.3.22基金裕泽2000.5.17博时基金1转1天骥基金2000.7.3基金融鑫2001.8.13中融基金1转0.75蓝天基金2000.7.3基金鸿飞2011.11.28宝盈基金1.896转1南山基金2000.7.11基金普华2011.8.28鹏华基金1转1
数据来源：各基金公告
交接完成后，年仅6岁的半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注销，半岛基金的历史就此搁笔，但与之相关的故事尚未完结。
包括余维佳、杨百千在内的14位工作人员，被分流到了招商局集团的不同公司，其中多数跟随余维佳来到原国通证券的资产管理部门和自营部门。此前这两个部门只有数千万的规模，年贡献利润不过千万元，半岛基金团队空降第一年，利润突破亿元。
余维佳于2010年7月由招商证券副总经理升任首席运营官，此后于2011年9月离开招商证券。老半岛基金团队也已成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部门和自营部门的元老。其中，柳星明现任招商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王小东为自营部门董事总经理；周立武和沈涛为证券投资部门副总经理；方正任证券投资部门交易主管。以余维佳的话来说，半岛基金培养出来的人都是相当有功底的。
梳理半岛基金的7年短暂历史，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无心插柳式创设，到摸索规范与上市，再到清理整顿退市，可以说偏居南隅的半岛基金每一次蜕变，都伴随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改革的阵痛与烙印。它破茧于时代需要，最终也在时代变迁中化蝶。它留给时代的，是一种奋发勃起、拓荒创新的精神。
在半岛基金发展过程中，招商局集团对其的支持和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余维佳认为，半岛基金在运作中未出现大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招商局制度化、规范化管理的要求。比如，每年开董事会，招商局的董事们都对半岛基金的规范建设提出要求，不以每年12月31日当天市值作为考核指标，而按国际经验看平均数和实际收益。类似的一整套综合要求，促进了半岛基金的规范经营。
设立招商基金
成保良下海
2001年6月，北京初夏，皓月当空，蝉鸣点点，入夜的凉风送走喧嚣与躁动，最惬意的时候来了。不过，深夜11点的北京希尔顿酒店，此时却是短兵相接，一场分秒必争的舌战正酣。
谈判桌的一边，是当时的国通证券（后更名招商证券）总裁牛冠兴和公司专门负责筹建招商基金的顾问成保良；另一边，是荷兰国际集团（ING）保险中国区首席代表杨丽君及其上司。
此时牛冠兴与成保良代表着卖方，而杨丽君则是客户。但谈判的天平并没有倒向后者。
40分钟秉烛夜谈后，作为招商基金的发起人代表，牛冠兴和成保良斩钉截铁地提出了三个条件，涉及的一是持股比例，二是经营权，三是审批时间，“三天以后，如果你们答应这些条件，我们再谈；如果这些条件满足不了，我们就不用见面了。”
在已历经数场类似谈判的成保良看来，这是底线，没有退让的余地。
三天后，杨丽君给成保良去电告知，ING可以接受当晚中方提出的三个条件。成保良深深缓了口气。这意味着，仅仅40分钟，招商证券与ING便敲定了异国姻缘。“希尔顿谈判”以双方的睿智与高效，在国内基金业传为佳话。
一年半后，也就是2002年12月27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招商基金正式成立，它也成了招商局集团资产管理业务版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是一拍即合的“异国闪婚”，但这一国内首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的诞生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寥寥数语，显然难以写照招商基金从筹备到引资与成立的艰辛历程。
时间回到2000年9月。
初秋，成保良离开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南下深圳来到当时的国通证券担任顾问。他被授予两项职责，一是筹备招商证券上市，二是筹备基金管理公司。
成保良，学者出身，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后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空降国通证券前，他曾在中国证监会任发行部副处长、处长、稽查局处长等职。研究型学者背景与“一行一会”的多重经历，使成保良理论实务兼备，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拿捏得当。
成保良下了海，由处长变身为组长——招商基金筹备组组长。此时距1998年3月国泰、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已两年有余。
截至2000年的三年间，有包括国泰、南方、华夏、华安、博时、鹏华、嘉实、长盛、大成、富国在内的10家规范化运作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其中，金融业体制创新的前沿阵地——深圳成为内地基金业的桥头堡，5家新基金公司均落户于此，此外上海4家，北京1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