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章主要展现2000年以来，招商局在公募基金管理和PE/PreIPOPE，即私募股权投资；PreIPO，是指对有上市预期且上市条件成熟的企业进行的投资，帮助企业进行上市。——编者注投资方面的运作。
基金业起航
募集与改制
招商局百年金融业的历史长河中，一颗流星曾经划过。虽然它不为人所熟悉和铭记，更无法同那些仍在发光的恒星媲美，但在义无反顾划过天空的那一刻，它璀璨的长尾曾让万物为之黯然。
它就是深圳市半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家让无数个创新传奇载入招商局史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1992年下半年，内地证券市场白浪滔天，乌云压顶，一场大的动荡迫近。时代变迁下的压抑与躁动，铺垫出招商局内地证券投资基金业趟路故事的前言。
这一年的5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放开了仅有的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上证指数一天之内上涨105%，成交量达到创纪录的36000万元人民币。
此后，上证指数由年初的293点跃至5月下旬的1429点顶峰，半年不到翻了4倍。于是，深圳“高位”趁热打铁，于8月7日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短短数日，百万人争购抽签表，场面失控，发展成了震惊全国的“8·10”事件。
现在看来，“8·10”事件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两个月后，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证券委）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的诞生。
而对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来说，这一大事件背景下的无心插柳之举，直接孕育了半岛基金的发起设立。
“8·10”事件后，按新规定，处级以上干部、党政干部不允许炒股。而此前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机关以及下属公司有不少干部、职工也参与了申购新股。民众对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已如涓涓细流汇集而成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炒股，电话下单难，更谈不上电脑下单，电视直播股市行情也才刚起步，小股民只能骑着单车跑去证券营业部看盘下单。A股交易时间在八小时工作时段内，职工离岗跑营业厅，显然会影响工作。
是明令“禁止炒股”一竿子打死，还是另辟蹊径绕道而行？这是一个难题。
经过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1993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工业区干部职工的投资资金全部汇集起来，成立一只基金专门炒股票。
这便是此后招商局旗下的证券投资基金——深圳半岛投资基金。
“招商局发起设立半岛基金的初衷，并不是想着去涉入基金业，而是那个年代解决职工干部炒股实际问题的一个产物，属于自发和务实的一种行为。最早由集团领导提出。‘不堵’是因为看到了合理需求不可抑制，那就先给大家一个渠道疏导，然后再规定上班时间不允许炒股。”原半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余维佳回忆。
拟设立半岛基金的消息甫一传出，就得到了工业区内部的热烈响应。
招商局的想法是以自愿为原则先做起来，于是按每份面值1元，认购起点为5000份，由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工会牵头募集。汇集完成后，最初由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运作。这家公司是中国平安的前身，当时专门负责管理蛇口工业区员工社会保险。
敢为天下先的招商局，再一次走到了时代的前沿。那个年代，国内多数投资者不知“基金”为何物；我国甚至还未出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的法律法规，设立投资基金，完全无法可依。
不过现在看来，这一处政策留白，反而客观上为半岛基金的募集和投资操作创造了施展空间。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高层认为，既然先一步把员工投资基金汇集和运作起来了，就应该搞搞清楚，通过什么模式才能运作得好。于是，工业区又组织了一批人来研究。工业区发展研究室担当起了研究基金政策和规划的任务。时任发展研究室研究员的余维佳和杨百千，受命出马。二人此后分别担任半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首先需要和监管部门沟通。
按国务院当时的规定，证券委是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管理的主管机构，证监会是证券委的执行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证券经营机构的审批和归口管理。
余维佳和杨百千于是频繁登门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大家反反复复沟通——稍微‘左’一点，半岛基金就被当成非法基金清掉了；往‘右’靠，作为一种试点也未尝不可。”杨百千回忆。
多次交流与多方力促之下，199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开地方性监管机构之先河，颁布了《深圳市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暂行规定》，这成为当时唯一一部有关投资基金监管的地方性法规。
《暂行规定》将“投资信托基金”界定为，通过发行受益凭证，募集资金后，由专门的经营管理机构用于证券投资或其他投资的一种信托业务。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选定了包括半岛基金等四家基金做试点。半岛基金的合法地位被明确。
除半岛基金外，这四家还包括1991年发起的蓝天基金、南山基金，以及1992年发起的天骥基金。其中，南山基金由深圳南山区政府投资管理公司主要发起；天骥和蓝天基金中一部分资金来自深圳市政府，另一部分为社会募集。产生于同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深圳基金老四家”在此后近十年走出了类似的发展轨迹。
1993年半岛基金诞生之年，国内基金业进入扩张阶段。仅这一年1月至5月，中国人民银行广东、深圳经济特区、四川等分行就批准设立了12家基金，规模达18亿元人民币。
不过，发起设立之初的半岛基金，只是职工炒股资金的一个信托集合体，既无公司，又无法人，管理团队仅5人，投资和日常运作的费用直接从基金中开支，年终按各职工的出资比例分红。这显然不符合基金安全性、规范性的运作要求。
“刚接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也不是公司，就把钱放到一起，蛇口工业区说你们拿这个钱去投资吧。”余维佳回忆。
要规范运作，就必须成立基金公司。1994年，蛇口工业区引入4家机构作为发起人，将半岛基金改组规范为公司型封闭式基金——这也是多数公开资料记载着的半岛基金的成立时间。
是年3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深人银复字（1994）第035号文批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理财服务公司、平安保险、深圳安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5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公司型封闭式基金——深圳半岛投资基金公司获批。
所谓公司型基金，即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依据公司法组成以赢利为目的，投资于特定对象（如有价证券、货币）的股份制投资公司。
规范后的半岛基金注册资本金1亿元，经营范围包括，基金的发行、基金的投资与管理、证券与股权投资、办理受益凭证的认购、转让、购回，金融主管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半岛投资基金公司成立后，还聘请了招商局前任董事长袁庚任顾问。1994年在南海酒店一次年会上，袁庚发言时对半岛基金寄予厚望，杨百千回忆：“他说你们对外讲了什么，怎么讲的，就要按照这个去做。不要挂羊头卖狗肉，我们要取信于民。”
同期深圳其他几家基金也进行了类似改组。例如，1991年10月设立的南山基金，在次年11月改组成了有法人资格的公司型封闭式基金——深圳市南山风险投资基金公司。
不过，公司型基金的存在形式依旧困扰着基金管理人，最大的问题是无法获得税收优惠。
“当时我们每年都要交所得税，但投资都是免税的，为什么公司型基金要交所得税？我们觉得不合理。”余维佳说，一开始半岛基金费了很大的劲把税给免了，但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开始酝酿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将基金由公司型变成契约型。
所谓契约型基金，即基于一定信托契约而成立的基金，一般由基金管理公司（委托人）、基金托管机构（受托人）和投资者（受益人）三方通过信托投资契约而建立。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也认为，半岛基金既然要学习国外的基金管理模式，就要学得像。第一，要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将基金资产和基金管理人的资产分开；第二，使基金作为投资的契约，能够享受到一些税收、投资方面的优惠。
这一思路把握准了时代的脉搏。终于在1996年5月31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深人银复字（1996）第124号批复，半岛基金由公司型改制为契约型基金。同时，在半岛基金发起人基础上设立的深圳市半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也经深圳市工商局登记注册，成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
改制后，作为基金管理人的半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基金资产和基金管理人的资产隔离机制之下，不再分享基金投资收益，而是获取基金管理费及管理人业绩报酬。
这一重大历史时点在半岛基金为数不多的历史公开资料中也有记载。1996年9月20日上午，深圳蛇口招商局发展中心11层会议室，深圳半岛投资基金公司召开了首届管委会第六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便是听取深圳半岛投资基金由公司型转变为契约型基金的工作报告。
深圳半岛投资基金公司管委会会后公告称，深圳半岛投资基金转型后正式更名为“半岛基金”，并按受益人大会通过的《半岛基金信托契约》运作。
转型后，受益人权益不变。随着深圳半岛投资基金由公司型转为契约型，深圳半岛投资基金公司管委会也顺利地完成了其使命。
挂牌与创新
封闭式基金的两大特点是存续期确定和基金规模确定。前者使投资者无法在中途赎回，后者使基金在存续期间没有赎回的压力——这使基金管理人能制定较长远的投资规划，获取长期投资收益。
不过，硬币总有正反面。成立后不再接受任何申购或赎回，使基金持有人的交易成为难题。这正是成立不到三年的半岛基金遇到的问题。
当时，半岛基金已进入了封闭运行期。余维佳回忆，到1994年10月，半岛基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对投资资产比重进行清理规范后，规模达到1.56亿元。由于缺乏流动性，一方面前期参与投资的职工没有退出渠道，另一方面想参与的投资者又进不来。
转机出现在1995年。这一年的4月1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以深人银复字（1995）第046号文批复，半岛基金允许在深圳市部分交易网点上柜流通，基金代码为4005。
这意味着，半岛基金由“蛇口工业区内公募”走向“社会公募”。在基金无法扩募的存续期内，普通投资者可通过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转让基金。单位交易价以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受市场供求影响而波动。
“我们做柜台交易非常早。”杨百千说。确实，这离我国第一只柜台交易基金上市不足两年——1993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淄博基金在上交所上市，标志着全国性投资基金市场的诞生。
可以说，在半岛基金存在的不足8年时间里，它始终充当了证券投资基金业趟路人角色。因为，盲点与疑惑、困难与挑战总是不期而至。
深圳半岛投资基金公司成立前，1993年夏天，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打出“投资基金”旗号进行非法集资的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随即作出了制止不规范发行投资基金的规定，并在业内开展了一场整肃行动。
不过，在证券投资基金业基本大法未定的情况下，何为不规范，何为规范，谁也说不清。
“那时，我们刚把半岛基金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手里接回来，做过一些资产审计，并把权益性资产、债权性资产等重新归理。一开始，投资方向、投资政策、投资策略都不清楚，比如，二级市场和企业股权投资的比重是多少，都没有一个限制。”余维佳说。
基金业那时完全是个新事物。“我们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官员交流，说我们想做新的尝试，更符合国际上的规范运作。”杨百千说，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官员的认同。
1989年就获工学博士学位的余维佳，有一股子钻劲，于是他自己找资料，约人聊，研究了很多国际上的运作规则，特别是美、日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体制。借助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他还和杨百千主动拜访香港基金公会，讨教香港的基金投资管理规定、运作模式、风险防控方式等。
“当时审批我们的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的宫少林，他那时分管证券业务。”余维佳笑言，此后阴错阳差和自己成为同事的宫少林（宫少林于2001年起任招商证券董事长）还常常感慨，清理规范时，别的基金公司的老总一天到晚守着他，却总见不到半岛基金的人。“我没有找过他一次，但我们批下来是最快的。”余维佳说。
直到1997年11月5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才为国务院批准发布实施。现在看来，在当时法规缺失情况下，半岛基金之所以很快获得监管层认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相比追求短期投资收益率，基金管理人更关注管理上的自律与风险控制，并在摸索了一套可供复制的制度模板。
提到这一点，余维佳至今深感欣慰：“当时我们对国外的条例、法规及行业发展趋势理解得很到位，所以我们制定的内部制度尽管当时国内没什么先例可寻，但是现在看来都是很规范的。”
具体说来，首先是投资组合政策设定。比如基金资产投资债券、股票的比例，投资单个上市公司股票的比例等，明确投资纪律，越红线即不达标。
再者，成立之初就设立证券投资部、直接投资部、研究部等，较早地设置“防火墙”将研究和操盘分开，操盘与统计隔离。在风控部门成立前，每日要求专人统计盈亏情况，做日浮动盈亏平衡表，包括买入量、买入成本、市值等。
三是建立基金经理联席会议制度，这是中国基金业投资制度和投资程序上的一个重要创举。
这一制度现在已十分普遍，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基金业“行政决策”当道，投什么、投多少、怎么组合，必须领导说了算，基金经理负责执行。这显然是一次“行政决策机制”扁平化颠覆的放权冒险。
所谓联席会议制度，即每个基金经理负责不同的行业，通过联席会议集体作出投资决策。“从一开始决策买哪只股票不买哪只股票，到后来慢慢地变成了什么行业配多少，什么阶段配多少。再到后来，主要探讨投资策略，分配给每个基金经理相应的额度和授权。”杨百千说，“不是谁拍一下脑袋说，今天要买什么股票，明天买什么股票，没章可循那就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