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答欧阳勋》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生资质比较愚钝，不能够凭借自身而求得振作、进步，而总是要借助外力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因而始终对友谊比较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认为，如果自己心胸狭窄，就不能博取天下之美德，因而也不敢强求别人。对于别人身上的一些长处、善行，只要对我有益，我都会广泛吸取；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我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进行讨论，其中大多观点都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之地步，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唯言的默契。
离别之后，唯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日，我总是不断勉励自己，并且也比较相信自己，原因也就在于此。”
待人真诚，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做事先要做人，首先就应学会尊重人、善待人，要用真心换真心，以真诚缔造真诚。
当一个人用真诚待人时，是用真心去看待每一件事物，即便做得不好，他人也会了解其中真正的用意。一个人用真心待人时，美丽的内在就会浮现在外表上，如果一个人以诚待人，他就会觉得人间处处都有爱，社会也将会变得更加和谐，未来会变得更加美好。
以诚待人，成就辉煌人生生
“诚之所感，触处皆通”，意思就是说，以诚心待人，就会使人感动，因而触及到任何地方都会把事情办成。待人真诚，就是要将不经包装的你呈现在众人面前，既不逢迎献媚，也不吹嘘卖弄。
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平生的交道，吴竹如对曾国藩说：
“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都怀着恐惧的心理。”这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自己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就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1860年，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曾国藩到达祁门以后，就奏请咸丰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的徽州。到徽州没几天，李世贤就将其攻克，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元度并没有逃亡祁门大营，而是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明显就是李元度倾向王有龄。一直到回到祁门大营，李元度不仅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意思，反而还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让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定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
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极为反对，还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却说：“我自属稿。”李鸿章又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李鸿章一听，便负气离开了祁门，后来，他又想要归至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正是因为曾国藩真诚待人，才能够有李鸿章这样的诤友，这也是他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人处事，如果能够真正做到真诚待人，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改正自己的过错，并且从不苛求于人，就能够将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别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从而使自己获得成功。而那些不能以诚待人的人，往往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最终成为漂流孤岛之上的“鲁滨逊”，事业的发展将会失去许多良机，成就伟业就会成为妄想。从这一点来看，曾国藩“待人以诚，天下归心”的关系绝学无疑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7.倔强之心，男儿本色
曾国藩一生刚强，他认为，自古豪杰都是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曾这样说：“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他也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
倔强之心——成大事之础基础
当初，李秀成击破江南大营之后，由于八旗兵已经不能用，曾国藩又有机会出山了。同时，曾国藩、胡林翼对清政府关于东南的人事布局作了一番揣测。胡林翼说：“江、浙为仓庚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近十日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则不可去也。设涤帅去后，秋冬之间，贼必有三四十万大股并力西犯。”
后来，曾国藩听说忠王李秀成攻占了苏州和常州，惊呼道：“苏常失手，杭州亦岌岌可危，东南大局决裂如此，不知尚有何术可以挽回……现奉寄谕，饬国藩往援苏、常，盖不知苏、常已失也。鄙意楚军刻不能救援下游，且当竭三省全力，御贼匪秋间之大举，如能于秋间两路大捷，然后有余力兼谋下游，目前实有不逮。”同时，他也对自己的出路作了一番猜测。曾国藩、胡林翼迫切希望他们两人之中能够有一人出任两江总督，以此来扩大湘系地盘。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长期受压抑，现在总算熬出了头，得到了清政府的信任与重用，全军欢欣鼓舞；忧的是太平军占有苏南，天京与苏、常连成一片，声势重振，力量倍增，杭州、皖南形势极其危险，东南大局“糜烂”，此时，朝廷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这无疑是让他火中取栗。
一个人若想要成就大事，内心就绝对不能缺少一股倔强的精神，这一点极其重要。没有这种倔强的精神，人生就无法挺立起来。在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中，“挺”非常重要，代表了他敢于突破自我的信心。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没有这种“挺立”的精神，是绝对不行的，挺立即倔强。曾国藩说得好：“挺立特立，做第一等人物。”一直以来，过人的毅力和倔强之气都是曾国藩最突出的品格。他的“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打脱牙和血吞”，以及他的咬牙立志、不甘失败，他的历尽千辛万苦而不改其志，都是超乎一般人的。在家书中，他也道出了这种复杂心情。在理学思想的指导之下，“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是他的人生信条。他明明知道政治败坏，民不聊生，却依然要一拼到底。
从出山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志向：“一不要钱，二不怕死。”不要钱，就戒除了死心；不怕死，就断绝了后路。曾国藩认为，若能够做到这两点，一个人就会英气勃发。气吞山河，壮志凌云。
纵观古今，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自立自强闯出来的？哪一个成功人士不是在磨难面前不屈服，不退缩，最终有志者事竟成的呢？所以说，倔强之心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基础。
人一口气气
曾国藩原本就有一股倔强之心，这在他最早出来带兵的时候表现更突出。当时，他既没有地盘，也没有粮饷，总是依赖别人。偏偏他又是固执之人，常常与地方官员发生冲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养成了一种不肯服输的精神。他曾经这样说：“李申夫曾经说我与人怄气从来不说出，而是特别能忍耐，一步步寻求自强之道，因而引用俗话说：好汉打掉了牙，和血吞下去。这正是我咬牙立志的诀窍。我曾经被京城中的权贵所唾骂，被长沙官场所唾骂，被江西官场所唾骂，也经历过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被打掉牙的时候多了，没有一次不是连血一块吞下去的。”他又说：“我办理湘军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士们都愿意离开水师而做陆军。但我咬紧牙关将局面维持了下来，而后终于有了重振的机会。安庆没有合围的时候，祁门大营十分危急，黄德的局势也很危险，大家都建议我撤安庆之围，以支援祁门、黄德，但我咬紧牙关不撤，终于打下了安庆。至于南京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大城，易守难攻，我却以孤军将南京围了起来，大家都说恐怕要蹈前面清军的覆辙了，然而咬着牙坚持下来，最后竟然立了大功。”
后来，曾国藩还说自己要写一部“挺经”，决定将自己的体会教与后人。
从大范围来讲，做人一定要充满自信，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必须要挺直腰杆，誓不低头。曾国藩的做人之道就很好地体现了挺身之法，倘若一个人一辈子都挺不直身子，就一定无所作为。在曾国藩看来，“倔强”两字尤为重要，他认为，人活于世，当在争气，即所谓的“人争一口气”。生活中，有许多人都因缺乏志气而一事无成。“倔强之心”、“抗逆之气”乃男儿真本色。
8.敏于自省，蓄势待发
自省，也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检查，以此来弥补自己短处，纠正过失。通常而言，懂得上进的人都是敏于自省的。因为他们清楚地明白，自省是认识自己、改正错误、提高自我的有效途径，能够使人的人格不断趋于完善，让人逐步走向成熟。
洞察自己的短处处
事实上，一个人要真正认清自己是很难的，有些时候，可能会对自己估量过高，认为自己如何优秀，如何具有能力，至于为何没有取得成功，归结于没有显赫的背景、宝贵的机遇和发达的运程；也可能会对自己评价过低，自暴自弃，认为自己反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混到哪一站就算哪一站，从来都没有从灵魂深处洞悉自己的短处，明确自己查漏补缺的方向。
一个善于自省的人，最大的长处就是学习能力强，能够认清自我，扬长避短；最大的特点就是思想解放，与时俱进，能够不断适应新环境，主动迎接新挑战；最大的受益就是能够洞察先机，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开拓创新，创出一番事业。
某年6月23日，曾国藩肝病复发，眩晕反复，休息几天后，他突然接到朝廷谕旨：“若精神尚可支持，则赴天津办案。”次日，七国驻京公使到总理衙门，并调派了多国军舰抵达天津海口。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21日，他上奏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料，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国舆论随之到来。在奏折中，曾国藩澄清了那些谣言，并指出法方没有确切的过错，皆因教堂行事与本土习俗不同而生疑，积疑时间久了，就酿造出了一些事端。这一说法不仅令天津地方绅士难以接受，一时间，京师以及各省人民都斥为谬论，很快就使曾国藩名誉扫地。如果单单以本案“剜眼剖心入药”的即时调查为依据，称其谣传倒也并非谬错，但有两件事因尚未澄清而令国人不满痛恨：何以仁慈堂名为“育婴”凡却导致幼童成批死亡？非独天津，全国连年教案不断，官商士儒凡俗痛恨洋教者众，缘故多多，岂能以“积疑生愤”搪塞释说？回避此两件事情，则反将国人置于无理肇事之端。尽管有很多制约因素不容其深入复查，但曾国藩依旧深刻自省：“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曾国藩之所以这么优秀，不同于其他历史政坛大人物，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人非常注重人格修炼，通过毕生不断的自省来改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最终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
完人。28岁那年，曾国藩进了翰林院，当即就将自己的名号改为“涤生”，所谓“涤”，就是洗涤过去的污渍，“生”就是重新获得新生。“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涤生”表明了他要告别过去，追求未来的自省态度。
修业的同时，曾国藩也极为重视进德，一生之中，他始终都没有停止修身和自省，他曾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我以前总是自负得很，以为自己本领很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每看见的，总是人家的不是，后来才知道，自己实际上还有很多不足。”有了这样的自知之明后，曾国藩变得谦恭了，也有些圆滑了。以前，曾国藩十分厌恶官场之风，常常会和别人发生矛盾，致使自己腹背受敌。重新出山之后，曾国藩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对于乌烟瘴气的官场，他也能主动适应了。他的好友胡林翼看出了他的变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胡林翼不无调侃地说他重新出山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看后，微微一笑，他清楚地明白，倘若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要适应自己身处的现实环境，适应那种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官场文化。
吾日三省吾身身
在京做官时，曾国藩就狠下功夫。不管是友人、仆人，还是家人，每当出现问题，他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总是反省自己。到了统帅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时候，更是将反省精神推及治国平天下。对于处理湘军与地方的关系，曾国藩常常告诫部下：军队要主动。他曾经告诫蒋学凝说：“地方官挟嫌构衅，在所难免，然军营每至各县，其初须力禁骚扰，其继须奖借官民。若既不禁骚扰，又不能奖借，而反苛责之，怨詈之，则官民之责我骂我。百倍于军中之责彼骂彼。”其实，最能体现曾国藩敏于反省精神的，还是他处理江西巡抚与他争厘金的事。
一直以来，湘军都是自筹军饷，与太平天国作战。对此，曾国藩几次都有谈到，湘军筹兵并不难，难的是筹饷。曾国藩之所以客位虚悬，也主要是难在筹饷，就连他与地方的矛盾也都主要是因为筹饷引起的。咸丰十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很快解决了客位虚悬的问题，但由于长年战争，筹措军饷依然很困难。到同治元年围攻天京的时候，曾国藩所统帅的湘军已经达到了12万，每月食米需要5万多石，此时的米价也很昂贵，每石米的价格已经在白银3万两之外。当时，曾国藩十分焦急地筹措者军饷，不料，就在这时，发生了江西巡抚沈葆桢与他争厘金的事情。
同治元年十月，沈葆桢扣留了江西漕折银5万两，又截留了九江的关洋税。这时恰恰有一些湘军因无饷而溃逃。同治二年，沈葆桢再次截留了江西厘金，当时正是攻破金陵前两个月的关键时期，而“营中自有食弼度日者”，曾国藩担心因缺饷而功亏一篑，万不得已才在奏折中列举了沈葆桢截留江西厘金不当的理由。
其实，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厘金，完全错在沈葆桢，曾国藩并没有任何过错，但即便如此，曾国藩依然反省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急躁。在日记中，他描述自己的焦急心情后内省道：“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下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理，而鄙怀忿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通过自省，人能够很好地检讨过去，认清优劣，明白得失，这对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大有裨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给自己准确定位，正确认清自己所处的发展环境、所拥有的发展平台，主动顺应发展趋势，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哪些通过努力可以去获得，哪些是想都不该想的私心杂念。而要达到这一境界，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地自省，思前虑后，自己与自己反复较真，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健康、更有活力地投入到每天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