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用蕃也是多年的老烟枪，练得一手烧烟泡的好手艺，这一刻的温柔已经抵过了万般泼辣，万般不是。何况，她对张廷重吃喝玩乐上，表现得相当慷慨。女儿买新衣服的钱没有，可旧车换新车的钱刚刚好，张廷重相当满意，他四处悠哉乱逛的时候，绝对不会看到，风雨中张爱玲孤零单薄的身影。
在很多时候，中国人相当习惯把男人的种种不对，推说成粗心，一种很宽容的解释，而很多时候我也必须承认，男人是不拘小节。但最起码，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家庭里应该叫人感觉到他的责任，他的爱。这些在张廷重身上都没有！就算他偶尔会拿着张爱玲办的副刊给亲戚们看，也只是他小小的虚荣心在作怪，他帮张爱玲的《摩登红楼梦》填写回目，不过是一时兴起。他的心在长期鸦片的熏制下，长满墨绿的毒草，一点一点腐蚀身边纯净善良的生命，不见别人哭，只愿自己笑。如果没有那赖以生存的遗产，他又能算什么呢？
一个毫无责任心的父亲，一个刻薄阴骜的继母。张爱玲的生活不能不变差，她只能捡继母剩下的衣服穿，她不能忘记的是一件暗红色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的穿，“就像浑身都生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一次在舅母家，舅母拿一些表姐穿过的旧衣服给她，张爱玲的眼泪滚下来，曾几时起，轮到李鸿章遗脉被周济了，不知道那老爷子地下有灵会有何感想？
起风了，树叶纷纷，张爱玲走在贵族化的教会学校里，周边的女孩子打扮得艳丽时尚，像花园里纷飞的蝴蝶，任性地享受着温暖，她们的笑一声声落在张爱玲的心里，慢慢磨成茧，结成疤。张爱玲只能昂头望天，把那无地自容的自卑感和疯狂蔓延的水雾，一起硬生生地吞进肚子里。她告诉自己，这一切不值得换取她珍贵的眼泪。
后来，孙用蕃开始觉得现在的洋房太狭小，没有气派，主张搬家，正好张爱玲二伯名下的一栋别墅空了出来，位于麦德赫司脱路，本来是李鸿章给女儿的陪嫁，不止父亲，姑姑，连张爱玲和子静都是在这个沉郁的大宅院里出生的，它就代表着张家的年谱。
张爱玲很不喜欢这个别墅。但是她的情绪在那个家庭里根本不重要，不管房租多昂贵，不管多奢华宽阔，孙用蕃坚持要搬，因为她嫁的是李鸿章的后代，自然要住进李鸿章的物业里去。还有一点就是以前那个地方有太多黄逸梵的影子，是她无法接受的。
孙用蕃很喜欢跟黄逸梵相比，时常说：“她喜欢油画，认识蒋碧薇，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同陆小曼还是朋友呢！”从此客厅一直挂着陆小曼的油画瓶花。
人都是自私而虚荣的，缺少什么就用尽全力找来可以填充的东西，殊不知这样幼稚的行动在聪慧人眼中，相当可笑可悲。她是换了画，换了房子，但是她始终换不了的是她身为填房的身份与两个子女的爱。
张爱玲和子静不爱她。幸亏张爱玲已经上了圣玛利亚女校，只有周末回来，可子静不行，他只能一直在那房子生活，长大，苟且偷生。在孙用蕃的管押下，益发柔弱多病，腼腆苍白，并荒废学业，游手好闲。他在终日被鸦片烟雾弥漫的家里所发生的性格变化和心里畸形，更叫张爱玲感到阵阵的冷。
有一天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张廷重打了子静一个嘴巴，动作熟练而轻快，子静身子猛然一僵，原本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接着泛起一丝红晕，然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低着头继续扒饭。坐在一旁的张爱玲却大大地震动了，只觉那巴掌打在了自己的心上，连呼吸的能力都一并收去。她手指冰凉，头脑嗡嗡作响，拿着饭碗挡着脸，泪，一线滚落，孙用蕃不以为然地讪笑着：“又不是说你，哭什么？”
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长满了屈辱的刺。张爱玲再也忍受不了，丢开饭碗，冲进隔壁的浴室里，锁上门，无声地抽噎着。父亲的凉薄；子静的孱弱与麻木；孙用蕃的无耻卑劣；母亲的一去不归；自己的无能为力，都像交织的丝网，彻头彻尾地笼罩着张爱玲。她只能恨，恨这所有的不公平，也恨不公平下两个颤颤爬行的生命，谁该对他们负责，谁该给他们温暖和关爱？那时候张爱玲真想痛骂老天爷，他眼睛瞎了吗？看不到一切的悲哀吗？
张爱玲立在镜子面前，看着苍白的脸，看着眼泪滔滔与眼底狂烈如火的仇恨，她要报仇！总有一天她会叫孙用蕃知道被侮辱的滋味。总有一天——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嘣到了玻璃上又弹了回去。子静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刚才的事，或者对于这一切他已经惯了。凉意从脚下升起，爬满了心，张爱玲僵硬着，泪慢慢地，慢慢地干了。当月光缓缓照射进来的时候，张爱玲只觉得寒冷的悲哀。她满心仇恨的火变成无力的水，一波一波，飘飘荡荡，她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欲哭无泪！
前途茫茫
1937年，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同时她母亲黄逸梵再次回国。张爱玲提出了去英国留学的要求，如她所料，父亲张廷重一口回绝了，不为别的，还是经济的原因，口吻可怜却面容炫耀地说着家道没落，前景凄凉。
张爱玲静静退出了被鸦片笼罩的房间，家里换汽车有钱，换宠物有钱，逛窑子有钱，但是付女儿的学费就该没钱了。张爱玲早就看透了，在这样的大家族中，血缘不重要，亲情不重要，金钱和权力才是生存的法宝，至关重要，不可丢失。可为什么张爱玲就不能阻止心如刀割呢？
“什么都可以‘忘了’，只别连我也‘忘了’。”这是她在校刊毕业生留言栏里留下的足迹，她忘不了，也回不去。
1937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场大的悲剧，对上海尤甚。“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闸北，国民党部队从上海连夜撤退，上海沦陷，成为了“孤岛”。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生命如草芥，每一秒都会有人死，每一秒都是一个灾难。有人在高喊抗日救国；有人在奔波逃命；有人缩头缩脑过自己的生活；亦有人在没枪声的租界里，花天酒地，奢华无度。
在这个繁复的世界里，人有千种万种，我们无力去责怪什么，只能呼唤人性中本存的那份良知的苏醒。张大眼睛，看清楚，什么是狗？什么是人？什么是亡国奴？清清楚楚选择好自己该走的路，走好，走远。在黑暗的灾难中，点起一点星星之火。
他们说爱国，但究竟什么是爱国呢？想来爱国应是一种行动，有效了叫爱国；无效，叫枉死。更残酷点或许还会被带上愚蠢的帽子，茶余饭后被人冷冷嬉笑一番。尽管如此，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还是有人坚持地冲上来，在黑暗中，艰难寻找光明的方向，直到血流干，泪流尽，跌倒在曙光初现的地平线上，祈祷还有人愿意选择这样艰难的路。
那一年张爱玲十七岁，宛如六月的鲜花，带着醉人的香，但是风雨无情，她的世界亦被灾难打碎，只是这一切不是战争带来的，而是家里，那么措手不及地割掉了她体内残留的最后一点亲情。
亲情是什么？人性又是什么？其实看着这两个沉重的话题，真的想报以嘲讽的微笑。亲情是爱，人性是自私。但张爱玲的世界里，亲情是冷漠，人性是扭曲。张廷重从来没关心过自己的女儿，他习惯女儿没有笑容的脸，在房间中荡来荡去。但是黄逸梵回来时，并想跟他谈谈女儿求学的事，张爱玲便会微笑了。他受不了，他实在不懂，就是养条狗也不会背叛得如此快速吧？他心里很是不平衡，孙用蕃更在旁边冷嘲热讽，对黄逸梵大加挖苦：“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也只能做姨太太了。”
这样的唇枪舌战，张爱玲只能望风而逃。她借口炮声终夜不断，睡不着，和张廷重商量去姑姑张茂渊那里住几天，张廷重明知所谓去姑姑处其实便是找黄逸梵去，但碍于面子，不想人说他小肚鸡肠，也没加阻止。
张爱玲走的时候跟张廷重说了，但忘了跟孙用蕃说一声，这让她很是恼怒，认为张爱玲眼里根本没自己，所以两个星期张爱玲回家后，孙用蕃劈头就问：“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刷地一个嘴巴就打过来。当时张爱玲已经十七岁了，表面沉静如水，但骨子里满是冰的尖锐，自尊心相当强，冷不丁地挨了一个嘴巴，本能地就要还手，却被两个赶上来的老妈子死死拉住，这下可不得了了，孙用蕃利落地转身奔上楼，刺耳地嚷道：“她打我，她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