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周瘦鹃请张爱玲进来，只是给黄岳渊面子，但接触后，张爱玲身上自然流露的那种清贵之气，举止谈吐中展露的细致敏捷，与小说不俗的名字，都让他感觉到这是个难得的天才。如果说张爱玲是千里马，周瘦鹃便成了伯乐，风轻云淡中体味了缘分的雅致。
其实，张爱玲的《沉香屑》都是极现代的小说，但她用了传统的气息，唯妙地包裹了它。奇美诡谲的文字，既有《红楼梦》的典籍蕴藏，又有了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 （毛姆）的风趣诙谐。周瘦鹃虽然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却也精通英文，翻译过西洋小说，文艺鉴赏力过人。在他的推荐下，《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沉香屑 第二炉香》很快出现在《紫罗兰》的复刊号（该杂志创办于1922年，中间因故停刊，1943年5月正式复刊）和第2期上，均占显著位置。周瘦鹃在“编辑例言”中向读者介绍了张爱玲前来拜访的情景，并且说：“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面对于当年所谓上等华人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作为资深编辑，明显表达了其郑重推荐的意思。
《沉香屑 第一炉香》讲述的是一个战前香港的故事。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来到香港姑母家，她是南英中学的学生，希望在姑母梁太太那里讨得一点学费。没想，不由自主地一头栽进梁太太充满“清朝末年的淫逸空气”的小天地里，陷入那肮脏，不可理喻的现实，最后等于把自己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她自己的未来呢？就只能是无边地荒凉，无边的恐怖，不能有任何天长地久的计划；
车过了湾仔，花炮啪啦啪啦炸裂的爆响渐渐低下去了，街头的红绿灯一个赶一个，在车前的玻璃里一溜就黯然灭去，汽车驶入一个黑沉沉的街巷，乔琪没有朝她看，就是看也看不见，可是他知道她一定是哭了，他把自由的那只手摸出香烟夹子和打火机来，烟卷儿衔在嘴里，点上火，火光一亮，在那凌冽的寒夜里，他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
张爱玲笔下的文字清冷奇丽，《沉香屑》还未连载完，她的才华很快就被文艺圈里的人注意到了，《万象》主编柯灵即是其中之一。
柯灵原名高季琳，是鲁迅的同乡，浙江绍兴人，是以编剧本和写杂文成名的新文学家作家，亦是鲁迅先生的追随者之一。他做过长期的编辑工作，先后编过《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大美晚报》副刊《浅草》、《正言报》副刊《草原》等。上海沦陷期间，他逢中共地下组织安排，接编了《万象》杂志，并对它进行了改造，想用这份商业性杂志为沦陷区衰竭的文艺阵地增添一点亮色。
《万象》原来的主编陈蝶衣和老板平襟亚都是鸳鸯蝴蝶派人物，这份杂志在柯灵接手以前走的也是风花雪月的路子。柯灵接手后《万象》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师陀、王元化、郑振铎、傅雷等文坛宿旧都被邀请为之写稿，显示出越来越浓的进步色彩，同时柯灵亦在为刊物的发展留意新起的作家。正是在此期间，柯灵因偶尔翻阅《紫罗兰》，奇迹似的发现了《沉香屑》，大为惊奇，想托周瘦鹃介绍认识，又觉得冒昧，不想天遂人愿，张爱玲登门主动拜访了他。
一袭色泽淡雅的碎花旗袍，像一缕清凉的风，吹过七月的暑气，他们的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当张爱玲把《心经》手稿及亲绘的插图交到他手里的时候，柯灵诚恳地邀请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在1943年8月的《万象》杂志上，柯灵刊出了张爱玲的《心经》。接着从这一期开始直到1944年元月，《万象》几乎每一期都刊有张爱玲的小说《琉璃瓦》，《连环套》。作为上海滩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杂志，《万象》把张爱玲迅速推向了更大范围的文艺圈，而张爱玲本人也迅速走到了创作的巅峰。
那一年张爱玲23岁，几乎一夜成名，与苏青、潘柳黛、关露等一并成为上海滩最红最紫的女作家。她的横空出世，是很多人都始料未及的，就像当时蛰居在上海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傅雷先生所说：“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在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
张爱玲红了。1943、1944两年上海文坛堪称“张爱玲年”。她就那么恣意带着雾气的迷香与清丽，演绎着生命的传奇。
新中国成立前期的出版物一般有商界性刊物，同仁刊物，党派刊物之分。商业性刊物主要是追求销数，以大众市民口味为旨归；同仁刊物则是一批在思想上，学术上气味相近的人联合办的出版物；党派刊物则有政治背景。张爱玲投稿的《杂志》就属于第三类，它不但附属日本人为后台的《新中国报》，而且还直接以多种形式给日伪文化活动撑场面，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杂志》则坚持与一般商业性刊物很不同的“严肃”态度，特别宣称自己走的纯文艺路线。在当时的上海也算首屈一指的文艺杂志，其名气、影响与财力事实上皆非《紫罗兰》、《万象》所能及。而《杂志》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不惜血本，为张爱玲迅速出版了作品集，召开多种形式的张爱玲作品座谈会，纳凉会，使张爱玲青云直上，红遍上海滩。
有中共背景的柯灵对于《杂志》的日伪背景相当清楚，他曾委婉地提醒张爱玲，时局不靖，谨慎与《杂志》的往来，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叫柯灵去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但张爱玲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对于一个文坛新秀来说，“趁热打铁”，先成了名才是抓得到的“真实”。这份“真实”代表着金钱上的独立与自由，可以任性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张爱玲早就梦想过，要一间中国风格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的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
张爱玲是现实而真实的，她行事作风像清晨的风一样，坦坦荡荡，清清楚楚。她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民族大义，没有什么政治风华，她只做她自己，只考虑自己的生活。而《杂志》的实际影响力是成就一切的风帆，她根本放不了手。
从发表《茉莉香片》起，《杂志》就为在文艺界快速推出张爱玲煞费苦心，它不但陆续发表了她此后的大部分作品，如小说《倾城之恋》（张爱玲真正的成名作）、《金锁记》、《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留情》、《创世纪》等，以及散文小说《论与作》、《说胡萝卜》、《姑姑语录》等等。而且，还为扩大她的影响进行了多次不遗余力地宣传。
《杂志》社的努力创造了奇迹。1944年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张爱玲在上海几乎是人人皆知，成了沦陷时期上海最为耀眼的文艺明星，甚至影响了一时风气，好多青年男女作者，倾心于张爱玲独特的风格和文采，专门模仿她的技巧笔法，形成过一个“张爱玲派”。
这个时期也成了张爱玲“奇装异服”的时代，她时常穿着前清或大胆另类的衣服出现在各种公众场所，像耀眼的红玫瑰，散发妖娆的香溢，尽情享受别人追随的目光。无可厚非，如此的“倾国倾城”让张爱玲很满足，这正是她从前所梦寐以求的。
一直以来，对张爱玲的争议就没有断过，有人说她虚荣、自私、小资的生活已经腐蚀了她的灵魂、她的心性，让她完全看不到中国身处的黑暗时刻。在雾气里迷茫的生活，醉生梦死，眼中根本没有前方的路。批判得如此淋漓尽致，细细想来他们口中那条该是爱国的路吧！
爱国？在张爱玲看来要有国才可以爱吧？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她脚下踩着的土地一直名字叫中国，但是偏偏可笑的被外国人压迫，管制。她不是鲁迅，更成不了刘胡兰。在香港度过了生死长河，在上海看清了战争的可笑，她只是个普通的女人，只想真实的过自己的日子，这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死罪。在黑暗的国度里，你有权点燃蜡烛，唤醒同路的谊友，奔赴前路。但你没权利，强制去摇醒睡梦中的人，留个眼神，你可以大步离开，不要过多的话，因为你没有权利。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张爱玲是自私的，亦是虚荣的。但试问人之本性中，谁没有这样的惯性呢？只是所有人都知道它们是丑陋的，都极力掩藏，然后站在历史丰碑面前，大声指责别人身上的黑点，却可以恣意叫自己身上爬满虱子。张爱玲不想付出耻笑，因为不值得。她就要这般真实的赤脚踏在红尘俗世间，就要恣意扬撒生命中飞扬的感觉，叫脚步清楚明了。
当然，张爱玲奇迹般的崛起也有其他客观原因的，最主要的就是“孤岛”沉没后，茅盾、沈从文等一批新文学作家陆续离开，使上海文坛一时出现真空状态，这不能不说是为新作家的崛起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柯灵曾经说，他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这个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流苏、顾曼桢、曹七巧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候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个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真的很难说。
张爱玲会觉得自己幸运还是不幸呢？记得她散文集《流言》里附有一张作者照片，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照片上有题词：“有一天外面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看来张爱玲早已看透了这一切浮华，别人的评论，名利的纷争，都不如秋季天空的一丝淡然。昂起头，静静地呼吸，秋叶在吟唱，燕儿在呢喃，风轻轻扫过雪白的窗帘，带着咖啡的沉香，那一刻才是生命中最真实美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