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记忆
命运是什么？是捉不着，摸不到，却时时刻刻能颠覆你人生的东西。当夕阳扫过落叶，当苍海打过彼岸，轻轻捏来一片树叶，无耻地认为，亦可掌握树叶之命运，夕阳会嘲弄，苍海会宣泄。他们说自古以来，弱肉强食，这个世间没有公平可言。乍听时或许觉得有理，但细细品味，才发现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成为强者，所要付出的代价绝对能用“凄烈”二字来形容，他们挣扎于尘世，挑战于自我，跌跌撞撞中摘取胜利的喜悦。花儿会为他们微笑，鸟儿会为他们歌唱。而那时弱者又在做什么？他们一劳永逸，贪图享乐，慵懒中被时代所淘汰，这不是强者的错，不是命运的不公平，而是你自身的悲哀。没有人会同情弱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在这繁复尘世间，谁最终又能帮得了谁呢？
回到上海时，张爱玲已经长发披肩，穿着自己设计的艳丽衣裳，飘逸而美丽。她并没有回到父亲的家，而是住进了爱丁顿公寓，与姑姑张茂渊生活在了一起。每天清晨，被咖啡店的面包香唤醒，伸个懒腰，没心没肺地微笑。夜晚枕着电车回家的声音睡觉，空气里荡漾着熟悉亲切的味道。
张爱玲刚回来不久，弟弟子静就来看她，问她将来有什么打算？张爱玲默然，其实港大毕业本来可以免费进入牛津大学深造的，但因战事，难以实现，她便想转入圣约翰大学，将未完成的学业完成，好歹也有个毕业文凭。但是，现实的问题再一次摆到了眼前，张爱玲真的是没钱！她轻轻叹息着望向了窗外，天已经渐渐黑了，雾气团团围绕，带着清凉的迷茫，恣意钻进了房间里，丝丝绕绕，好生烦扰。
被父亲暴虐而逃开家的时候，姑姑张茂渊曾取笑过张爱玲，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身俗骨，她的父母纵然有缺点，但都不俗，不把钱当回事。张爱玲表面没说什么，但心里却很不平，他们当然都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毕竟继承了庞大的遗产，衣食无忧，随心所欲。张爱玲有什么呢？抛去一身俗骨和傲骨，掀开皮囊，仔细翻找，最终只能悲哀地发现竟然一无所有！
其实，当时张茂渊分到的财产也比较丰厚，在上海做了一些投资，结果逢着时局不稳，币值贬跌，她的投资大都有去无回，慢慢地，无法再依靠遗产生活，便在英商怡和洋行谋了一份职业。沪战爆发后，怡和业绩很受影响，张茂渊和一千多个华人员工都被裁掉，只能到电台做了广播播音，等张爱玲从香港回来，她又到大光明戏院做翻译工作，已经成为完全独立谋生的职业女性。她的收入维持一个人的开销还宽裕，但要担负张爱玲的学业和生活费用就艰难了。所以张茂渊跟张爱玲说过，转学到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应该由她父亲张廷重支付，因为当年她父母协议离婚的时候，他曾承诺担负她以后的教育费用，但是港大三年的学习费用都是由她母亲黄逸梵担负的，现在只剩下半年，理当由他出。
下雨了，丝丝的凉意，张爱玲收起了双腿，像虾子一样卷缩成团。她对这个提议很是踌躇，从1938年在父亲家里逃出，已经四年没有联系了，甚至连只言片语都不曾有过，他们的父女情分基本算是断了。何况只要想到要管父亲要钱，张爱玲的心就牵扯地痛，感觉自尊又要被无情地践踏侮辱。一直以来张爱玲并不恨父亲，但也不见得是爱，他们父女之间纠结太多，太深。他仿佛就是她心底最深处的疤，被墨绿的苔藓覆盖，沉淀太久，潮意加深，一丝一缕，都牵动着感伤，张爱玲便不想再去掀起，深究了。
但子静赞成张茂渊的意见，并自告奋勇地提出替张爱玲带话，望着子静诚恳的面容，张爱玲不忍打击他，便轻轻地点了头，但是在张爱玲心里并没抱有什么希望。
此时的张家已经搬出了别墅，住进了一栋小洋房，光景一年不如一年。这种情况是清王朝倾覆后名门世家所普遍经历的命运，地里的租钱收不上来，做生意是外行，走政治路更是不行，成了投降资本，败坏家声，终日只能赖以吃喝嫖赌度日。
其实在张爱玲还未离家之前，张廷重曾经与两个银行同事合资，开过一家钱庄，具体业务由其中一位叶先生负责，钱庄主要是搞投资，股票，证劵，黄金，美钞，银元，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刚开业的时候，张廷重倒有三分钟热情，每星期去几次，过问一下，但过了不久，就不去了，只偶尔打电话问问，到后来他更是经常在钱庄内透支，窟窿越来越大，最终把当初的股本透支光了，成了空投股东，这个钱庄不久就以散伙告终了。而张廷重成为靠着遗产度日的遗少亦是必然的。
子静回家后避开继母跟父亲张廷重婉转地说起了张爱玲回到上海的近况和要转学的意思，张廷重倒也没有拒绝，沉吟了一下，便叫子静去传话，叫她过来吧！
过几天，张爱玲登门了，一直不太喜欢她的继母孙用蕃提前知道她要来，便躲到楼上没有下来，张爱玲亦不想见她，在楼下的客厅里，她面对着父亲，清晰地感觉到父亲更加苍老了，鬓角白发苍苍。额头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四年了。这是父女反目后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见面。他们之间变得更加陌生，面对面站着，却感觉冰冷的凉气从脚底涌来，将骨子里的血液都冰结了一般。张爱玲神情冷淡，一点笑容都没有，只简单地提出了想在圣约翰大学续读的计划和学费问题。张廷重听完了，也没多说什么，但已经显得相当的宽容，他叫张爱玲先回去，学费会叫子静送过去的。
再也无力找任何话来说了，他们之间遥远得就像两个宇宙的星宿，就算硬拉拢到一起也不会撞击出火花，他无法谅解她曾经的叛逆，她无法原谅他留在自己身上的暴虐。时间流逝，一分一秒，一日一月，却都无法埋没以往的一幕，只会积压更沉，伤口随着岁月慢慢结上了丑陋的疤，谁都不想轻易掀起。
不管战争多么残忍，它依旧改变不了上海繁华的事实。从父亲家出来，漫步在黄浦江畔，张爱玲长长吐了一口气，清爽的风恣意吹起她的秀发，丝丝缕缕，飘逸美好。在张爱玲的世界里，没有孤单的立足之地，她是个充满灵性且思想充沛的人，她知道如何在孤单中找到自己的快乐，并且用快乐忽略掉一切的悲哀与黑暗！
有了父亲提供的学费，在当年秋天，张爱玲就转学进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而弟弟子静进入经济系一年级，姐弟俩终于达成了“同学”的愿望，可以在校园经常见面。
其中有个小插曲让人啼笑皆非，那就是张爱玲转学考试的国文成绩不及格，需要进补习班，这说起来实在是滑稽的事情，张爱玲的国文修养从小到大一直很好。或许因为在港大读书期间，她三年都不曾用中文写东西，给姑姑和母亲写信都是用英文写，以至于国文生疏，才造成这样的尴尬。
但开学后不久，张爱玲就从国文初级班跳到了高级班。炎樱也转学到了圣约翰大学，她的父亲那时在南京西路凯勒一家颇有名气的珠宝店，家境比较富裕，两人仍经常在一起逛街，买零食。她们依旧在穿的上面下足了功夫，走到哪里都能引起一片艳羡的议论。
风中蝶变
每个人都是以独立个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红尘繁复，有人随波逐流，亦有人桀骜不驯，非要在时光的长河中留下点什么。当轻盈的白雪静静扬撒，覆盖了峡谷的沉幽，封锁了河水的宣泄，晶莹的水珠沉浸在冰凝中，费力地呼吸、挣扎，寻找到稍稍薄弱的地方，用力冲击，用力拍打，终于化了冰，融了雪。探出骄傲的头颅，微笑地环视着世界。
张爱玲就是这晶莹傲然的水色，纵使风寒雪大，亦可感应到生活的乐趣。在空旷的天地间演绎她自己独特的美丽，正如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提到的：“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觉得最可爱的是她自己。”
这些性格特点，想来与张爱玲所出生成长的贵族家庭深有关系，大凡富贵子弟，生来即在锦绣丛中，周遭利益纠葛比较复杂，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张爱玲看得太多，感悟得太多，养成了纯粹个人的生活方式，冷漠异常，但她的冷是完全无害的，就像生长在贝壳中的寄居蟹，安静平稳。潮起潮落，星光点点，它在细细碎碎里，寻找自我生活的乐趣。她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她冷漠独立，对时代亦是抱着戏弄，嘲讽的态度，对于生命她又怀有深深的眷恋和哀伤，所以，她后来的创作总是融合着两种不相谐调却又参差对照的成分。乱世的苍凉，人世的悲苦，人性最底层隐含的诗意，在生活巨大年轮的辗压下，形成漫漫长河，散发幽静，黯淡的光。
望着上海熟悉的月光，张爱玲会想起年幼时的自己。在私塾先生的指导下背诵唐诗，与子静在后花园荡过秋千，追逐过白天鹅，也曾轻轻弹过钢琴，感受“优裕的忧伤”。如果不是命运恣意挑弄，或许她也成长为不识人间烦恼的大家闺秀，每日抱着诗书，惋叹花开花落，流年飞逝。
张爱玲没有抱怨过，因为抱怨也没有用，从她知道自己将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开始，她就追求一种完全的独立，经济上的，感情上的，她要依靠自己承担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是她一个人的。在即将到来的1943——1944年将会更加清楚地演绎出来，在繁花夺目的年代里，一个天才少女横空出世，用墨香演绎文坛的传奇，用奇装异服演绎时装界的奇葩。
在圣约翰大学她无疑是领军人物，不管是学业上，还是穿着上都值得用“惊叹”二字来形容，张爱玲和炎樱都是爱美的女子，像两个穿过繁花，落入人间的精灵，从中国传统和民俗中获取服装设计的灵感，设计自己与众不同的服装。
那时有许多女子用方格子绒线毯改制大衣，毯子质地厚重，又做得肥大，炎樱总戏称那简直就像一张床，请人躺上去，所以她坚持自己的风格，穿西式裙子和上衣，搭配一些中国古香古色的装饰。
张爱玲则穿鹅黄缎子旗袍，下摆挂着长达四五寸的流苏，那种打扮只有在舞台上才看得到，即使大学周六下午开舞会，也不会有人穿那种衣服，亮晶晶得耀眼。她们的奇装异服在圣约翰大学出尽风头，每每招摇地走过校园，在场女生都相互又好奇又有趣地看着，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她是谁？是新插班生吗？穿得好奇怪！”
张爱玲那时坚持于着装的特别，只为自己美丽，而完全没想到，时到今日还有人研究她的风格，堪称中国服饰上的艺术。张爱玲是奇特的女人，像妖娆的雾气，迷离的生活在战火弥漫的时代里，她的美叫人惊叹，她的文字叫人震撼。
在圣约翰大学里，她的文章越写越好，不仅接连在《泰晤士报》上发了多篇剧评和影评，也写了些关于服装与时尚的稿件，最长一篇是发在《二十世纪》杂志上的Chineses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后译成中文在《古今》杂志上再发表时改名为《更衣记》）。
《二十世纪》的主编名叫克劳斯·梅涅特。是个德国人，柏林大学博士毕业，曾经在莫斯科做过记者，1937年到1941年间，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及夏威夷大学教授历史。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凭着新闻的自觉来到中国上海，因为当时“孤岛”上海是最后一个未被交战国任何一方完全控制的国际性大都会，敌对情绪也不那么严重，这种夹缝中的权力真空地带为新闻自由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机会。梅涅特于1941年10月自创《二十世纪》月刊，该刊主要是以客观分析式的时事报道为主另外兼及小品，风光旅游，电影评论之类，主要读者对象为居留上海的欧美人。
张爱玲出手不凡，1943年1月，投稿在《二十世纪》上的篇幅足有八页之多，还附了自己亲绘的十二幅关于发型和服装的插图。文章对中国人的服饰治革及生活习尚介绍得相当细腻清楚，插图亦简洁有趣，尤其在她自如地谈论中道诉了中国的文化与精神，放恣的，任性的，在不相干的事物上尽情地浪费着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的一贯态度。
在凡尘俗世里有太多这样悠闲的人，在他们每天奔波忙碌的身影中，找不到生命的具体意义，笑得不淋漓，哭得亦不尽情，反反复复中失去了笑看风云的雅致。
张爱玲在圣约翰大学只上了两个月便辍学了，原因无它，还是经济问题。学费的问题解决之后，生活费用很快又迫在眼下，在没去香港之前，她跟姑姑同住，那时母亲还在，房租等一切费用都由母亲来负担，而现在与姑姑同住，她需要出自己的那一半费用，压力很大，母亲黄逸梵久无音讯，父亲那里给了学费，她便不想像要饭似地去讨生活费，再加上张爱玲对教授的授课方法也颇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她不主张教授多讲，而主张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与自觉性，与其在学校里浪费时间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好书，回家自己读。
子静在炎樱那里听闻张爱玲退学的消息后，特意跑来询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曾天真地提议：“你可以找个教书的工作。”
张爱玲摇头，望着窗外奔流的人群，轻轻叹息了。教员的工作不止底子要好，而且还要善于表达，把见解与观点向学生完好地陈述出来，张爱玲自小就不喜欢见陌生人，敏感内向，时间久了便养成孤傲不群的个性。静下心来在墨香中，她能写出最动人的文字，但要用嘴，让她吐一个字都难，所以面对伟大的教员职位，她只能缴械投降。
子静便建议她去报馆找个编辑的工作，编辑只管坐在房间里编稿子，不要太多出门交际的，张爱玲还是摇头，其实她早就选好了自己的路，那些日子她替报馆写稿子也赚到些稿费，她想发展成自由的撰稿人。
张爱玲如此决定并非偶然，像在香港大学唯一一次投稿中所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就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天才梦》）。
每个人都是背着使命来到这个世间，凡尘繁复，雾气缭绕，每个人都会迷失方向，挣挣扎扎中寻找来时的方向，然而世俗滚动，有人为生活奔波，忘了哭与笑，最终被现实的尘埃埋没在时光流河中；有人纵是被命运压榨得血肉模糊，亦不曾丢失使命，成为极少的遗世独立的歌者，张爱玲便是如此。她是天才，除了发展她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那是1942年，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中，一个天才女子张爱玲作为职业作家的开端。她像朵妖娆的曼陀罗花，带着迷离的花香从容不迫地走进了文坛，恣意掀起仅仅属于她——张爱玲的独特狂浪，撰写生命的极致。
沉香醉人
张爱玲最开始是用英文写作，投稿对象还是为英文月刊《二十世纪》，梅涅特对张爱玲的作品异常喜欢，在“编者例言”中加以重点推荐，认为张爱玲有那种可以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能力，并誉她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