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项对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的任务(转折)，各有其特定的内容。在当时，往往令人不解的是，改革不仅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特别是按苏联模式)一些原则的否定，也是对经典作家一些结论的重要修正。同时，也是对刚刚成为历史的一些经验传统的扬弃。一般来说，这两个任务之间的时间间隔越长，社会主义经济越发展，旧体制的弊病暴露得越明显，改革所涉及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较容易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反之，则很难。我们可以希望这个间隔尽可能短一些，但却不能要求取消这个间隔。这正如不应要求一个没有初等数学基础的人去理解高等数学，一个没有接触过经典力学的人去领悟量子力学一样。而在1956年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刚刚诞生，社会主义经济、政治还很不发展，苏联模式的弊病暴露得并不突出，所造成的矛盾也远不及东欧等国家那样尖锐。这也就是说，当时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程度，虽然已经可以提出一些初步的改革思想，但却还不足以深刻地理解苏联、东欧等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肯定"和"否定"并举，建立与改革"平行"，这不仅使我们难于把握各自的分寸，也使我们难于理解别国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这种情况给我们的认识带来了一系列特殊困难。试想，让那些刚刚建立起统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人们去认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局限性，以及市场经济一定的积极作用；让那些刚刚依靠国家力量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人们，去深刻理解全民所有制不能等同于国家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让那些刚刚完成对私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去重视一定数量个体经济对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作用；让那些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阶段，只是从书本上得到一些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知识的人们，去深刻认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意义；让一个因一系列巨大胜利而享有崇高威望的无产阶级政党，去清醒地认识党不能包办一切、必须实行党政分工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要求是很难实现的。即使当时有少数富于远见卓识的人(如陈云同志等)能提出这些问题，也难于被人们深刻理解和普遍接受。而这样一些本身已经很复杂的重要转折，又都出现在1956年至1957年之间，出现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发生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反共高潮以及我国的反右等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多事之秋"，这更使我们难以冷静地理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大规模展开的改革运动。从原有模式，一些已经过时的结论，战争时代的经验，以及1955年下半年后萌发起来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模式出发，很容易把改革看作是一种倒退。例如，把商品经济的发展误认为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把重视物质利益和经济杠杆的作用等同于追逐利润、金钱挂帅，甚至是忽视无产阶级政治；把重视个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作用视为恢复单干；把对外开放说成是对帝国主义妥协；把强调党政分工混同于否认党的领导，如此等等。这里，已经潜伏着以后把改革当成"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初始原因。
1957年以后，我们逐渐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旧模式，更不同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更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这一步迈得太大了，以至于想要回到旧的模式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走上改革之路了；这一步走得太远了，以至于使我们更难于理解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更容易对它们产生抵触情绪。6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阶级斗争问题上失误的发展，这种抵触带上了越来越多的阶级斗争色彩。
1957年以后，特别是1963年以来，改革与阶级斗争上的"左"的错误之间的"不解之缘"，在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这种复杂交织，是一个尚未把改革提到首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剧烈变动的改革浪潮的冲击下，所发生的一种曲折。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改革的反动，也是中国亟待改革的标志。
把改革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相联系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又形成一种新的机制，这一机制是1963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加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和突出特点。这一机制表现为，一方面，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和理论去衡量、理解国外的改革。例如，用阶级斗争观点去解释波匈事件，站在闭关自守的立场去批判别国的开放政策，以唯意志论、精神万能否定别人的"物质刺激"，以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断定别人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以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轻视去批判别人的"利润挂帅"，等等。另一方面，基于这种认识而产生的对别国的误解，以及从中抽象出来的"新规律"，又被反回来分析和认识国内的事情，使之带上了一层特殊的严重色彩，加速了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例如，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毛泽东在谈到国内干部作风问题时，曾多次谈到"死官僚主义者"这样一个概念。1963年9月，《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三评》)中提出了"官僚资产阶级"。
1964年7月《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提出了"特权阶层"等概念。当这些概念和方法再次被用于国内情况的分析时，1965年1月通过的《二十三条》中演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70年，在两报一刊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直至1975年，终于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判断，经过国内国外几次往返循环，不断升级，越来越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和普遍的意义。
又例如，1963年9月，《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即《一评》)发表的同一个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农村社教、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国内反修打下基础，明确地把国际反修与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联系起来。稍后，通过社教运动"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等提法开始见诸于党内文件。1964年5月至6月，在标志着论战高潮的《九评》发表的前一个月，在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可能产生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个省委要顶住。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会议强调搞好"五反"、社教是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保证。此时，国内国外的斗争已经浑然一体，难解难分了。以《九评》为主要内容的论战文章，不仅是对国际共运中一系列重要事件的概括，也是对国内不断发展起来的扩大化错误的一种"再认识"。确切地说，它是当时国内外各种事件互相交织、影响以至融合的理论表现。与第一节中所说到的那几种加速、放大机制不同的是，这一机制不仅具有更大的作用范围，而且具有更高的理论层次。它使"左"的理论和实践得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加速循环、发展，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和更大的"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机制还决定了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将随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发展而发展。
在1963年以后"左"的错误加速发展过程中，这一机制的作用，往往是其他许多因素所不及的。《九评》中曾说："仅仅有南斯拉夫的教训，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人们会说，这也许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吧"。"(可是在苏联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以后)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起了警钟。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这个思路是错误的，但却曾是真实的。
1967年5月18日发表的、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解决。列宁看到了问题，但没来得及解决。斯大林实际上解决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理论上不承认阶级斗争。毛泽东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这段文字最明确地说明了国际反修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在"文化大革命"产生原因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国际范围内的这种影响，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就不会有那种速度和规模的发展。
1963年以后，国际反修斗争的升级和一系列反修防修理论的提出，在不长的时间里，深刻地影响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变色、变修的阴影深深地打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他们的眼界豁然开朗，自然而然地把当时正在进行的社教、文艺整风等运动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去认识；修正主义上台、劳动人民受"二茬罪"的"先例"，毋庸置疑地证明了我们一系列阶级斗争运动的及时性、正确性、迫切性；国内外修正主义的现实威胁所造成的紧张空气，使人们容忍了运动中无数极端、过火的行为，接受了许多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口号，这样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氛围，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准备了必要的精神条件。它也是"文化大革命"能那样迅速发动、并持续十年之久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
到1965年至1966年，随着苏共领导操纵导演的反华活动愈演愈烈，随着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深入、改革高潮的兴起，随着"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内心对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日益加重。1966年7月8日，他在一封信中，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写道："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相信马列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①但是，这种在他看来十分严重的局势并没有使他退缩。他一生艰苦卓绝革命生涯所培养出来的斗争勇气和"反潮流"精神，使他充满着一种战斗的激情。他要向全世界一切修正主义宣战，要在中国寻找一条反修防修的道路，进行一场巨大的反修实验和演习。他不仅要揭露党内的修正主义，而且要通过这场斗争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他以更加严厉的目光注视着国内、党内。他越发感觉到以往的措施不足以解决这样严重的问题，他在酝酿着新的、更彻底的反修方案。"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思索的结果，尽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机缘和形式暂时还在他的视野之外。
本文开头有关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对比，可能会使人感到沉重。但是，在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了。1976年结束"文化大革命"至今的十年中，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胜利地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之后，又迅速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大道。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在改革中所迈出的步伐，所取得的成就，所积累的经验，在不少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一些已经搞了20多年改革的国家。如果我们再列一个从1976年至1986年各社会①毛泽东致江青信。
主义国家改革的对照表，那将使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鼓舞。因为他们会看到一种伟大的历史进步，一个巨大的历史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