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
1950年,当南斯拉夫正式宣布实行工人自治时,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又一个伟大的时代---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王力等人一篇署名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早就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此之后苏联"也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个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极大的注意。"①王力等人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段文字,从反面说明了"文化大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不解之缘。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被公认为是社会主义唯一模式的苏联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
①《红旗》1966年第15期。
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把一场意义深远、内容深刻、任务艰巨的改革摆在人们面前。
从1950年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起,特别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这场改革。60年代中期,东欧各国的改革曾一度达到高潮。1968年苏军侵捷以后,改革浪潮一度低落。
70年代后,东欧、苏联等国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纯粹的形式直线发展的。30多年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仅有改革的高潮、低潮、成功、挫折,而且还有许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与改革相联系、影响和左右了改革的重大事件。例如,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世界范围内的反共高潮,苏联的霸权主义、国际共运中的大论战、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下台、苏军侵捷、波兰工人持续大规模骚动,最后,还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时,人们往往困惑于这些外在的、局部的、偶然的事件,而忽视了在这些事件之后正在缓慢而艰难地,然而也是不可逆转地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忘记了在这些复杂的多样性后面,隐藏着一种巨大而深刻的统一性---当代社会主义的改革。但是,无论道路多么艰难曲折,30多年来,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毕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的进展。改革已从黎明前寥落的晨星变成为喷薄万丈的朝阳,从涓涓细流汇成为奔腾汹涌的江河,从孤鸿的哀鸣变成雄伟的合唱。
1956年前后,当斯大林的盖子刚被揭开,社会主义改革刚刚兴起时,我们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相仿,基本上处于同一起点上。从当时党的八大所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可以发现,我党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在不少重要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1957年6月,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评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指出:"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在消极地贬斥过去。"1957年的风雨结束了这个良好的开端。从此,我们逐渐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下面一个概略的历史比较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
1957年2月,匈牙利党中央提出了改善经营管理的方针,强调了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同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决议,决定从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改组"。也是在同一个月里,毛泽东在中国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做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但是,几个月后,反右派运动发生了。
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及其决议中,提出了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各种经济杠杆以及加强经济核算为中心的改革方向。而在当时,我们正在酝酿通过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错误。
1962年9月,苏联《真理报》发表了经济学博士利别尔曼的著名文章《计划、利润、奖金》。此文对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富于远见的设想,在苏联、东欧等国党政机关和理论界引起极大反响。同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新论断。
1965年1月,捷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进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主要方针》的决议。同月,我党中央制定了《二十三条》,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
1965年9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同年10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决定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实行"新经济体制"。同年9月至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同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批判苏联经济改革的文章。
1966年5月,匈牙利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确定1966年至1967年先进行试点,1968年1月起全面推行改革的计划。同月,在我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罗、陆、杨的"反党错误",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开展"文化大革命"。
通过这样一个简略的对比,可以看到,在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最初年代里,我们落后了。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曾一度走上了一条与改革背道而驰的道路。而在这条路的尽头和顶端,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
1957年以后,我们虽然不满意苏联模式的弊病,但也没有走上历史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改革之路,反而在一些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这一点我们在大跃进中看得尤为明显。调整时期制订和实施的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虽然已经包含了不少改革的因素,但却由于缺乏理论方面的充分准备,特别是缺乏政治等方面的相应条件,而未能进一步发展,以至相继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加以讨伐。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僵化的模式和思想,借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力量,不断地发展着。
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的中苏论战,对于这些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论战前期,当争论焦点主要围绕着国际上的一些问题时,虽然我们也有一些明显的偏颇之处,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我们正确的方面居多。而在论战后期,从1963年以后,当论战从国际问题转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问题后,虽然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富于远见的思想,但总的来说,却发生了更多"左"的错误。例如,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对待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上,等等。这些"左"的观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批判南斯拉夫和苏联国内政策的第三评和第九评中。很明显,在1962年以后,在导致扩大化错误加速发展的诸因素中,来自国外的因素---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和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误解---的作用明显增加了。从此,我们在阶级斗争上的失误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成为对一种更深刻、更广泛、更持久的历史过程的歪曲反映。
为什么曾经向国际共运贡献过"井冈山道路"、统一战线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这样极富创造性理论和实践的中国共产党,竟会犯了这样的错误?为什么曾经杰出地论证过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毛泽东会对改革那样格格不入?首先,从5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着国际共运中提出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新问题,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站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立场上,要求别国别党服从它的战略需要,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我们党的反对。1958年"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等企图在军事上控制我国的要求,当即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严正拒绝。此后,苏联方面又挑起了一系列严重事件,赫鲁晓夫把两党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共领导种种背信弃义、突然袭击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在激烈的斗争中,我们难于冷静、深入地认识当代国际共运的另外一面---正在缓慢而艰难地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改革。
其次,刚刚从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中国党,已经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知人论事。而这一眼光对于改革这一新生事物来说,显然已陈旧了。这点我们将在第四节再进一步研究。
然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有待于发掘。社会主义的改革,一般是在社会主义自身有了一定发展之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已同原有模式发生严重冲突时应运而生的。这种冲突越尖锐,改革的要求越强烈,改革出现得越早。苏联的改革,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近40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近20年的时候出现的。东欧各国,特别是那些革命前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十月革命前苏联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感到苏联模式的束缚。50年代初期,矛盾更为突出。1957年2月,曾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的彼?雅罗谢维奇在一次报告中指出:"1955年至1956年期间,旧的和过时的管理制度所造成的恶果已经看得很明显,并且具有相当严重的程度了。这种恶果在某些生产部门内甚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对我们建立生产关系中的偏差和错误进行严厉和尖锐批评的表现之一,就是波兹南事件。
在10月和10月前后工人委员会的建立,是试图打破管理经济的旧方法和开辟走向新的管理方式的道路一种表现"①东欧国家改革的率先兴起,正是这种尖锐矛盾的反映。
而在当时的我国,情况就很不相同了。1956年至1957年间,我们党面临着两个重要任务(或者说转折):一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一是开始对苏联模式的改革。显然,前者是更为突出、急迫的任务。正当我们致力于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中心时,耳畔响起的却是一片改革的轰鸣。
在东欧、苏联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任务(或转折)都是有先有后地发生的。先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折,然后是改革任务的提出。两者之间的距离,多则20年,少则五六年。而在我国,这两个任务(转折)却是同时产生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一方面为我们实现某种历史性的跃进提供了机会,使我们有条件在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更多地摆脱苏①1957年2月在波党中央宣传员训练班上的讲话《当前工人委员会活动中的一些问题》。
联模式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认识带来了特殊的困难,隐伏了发生严重失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