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被毛泽东认为是从1956年探索以来，终于找到区别于苏联的"自己的路线"①。这条总路线与当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起，被誉为"三面红旗"。在这条路线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批评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指出我们的经验是要搞群众运动，要靠政治挂帅。从这个角度说，是与苏联相区别的。但究竟要建设成一个什么样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始终没有说出与斯大林有什么根本区别的内容。反倒是继续照着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有两种公有制形式，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行动的。这从为实现总路线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可以得到证明。"大跃进"运动，尽管搞群众运动、搞"小土群"、搞中央和地方"两本账"、搞体制下放，有自己的"特点"，但整①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个来说，仍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指标，并没有改变计划体制。而且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各级都是第一书记说了算，加上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集中领导的计划体制实际上更强化了(从中央集权的角度看，虽然也有分散的一面)。
"人民公社化运动"除了进一步消灭残余的个体私有制外，更是在苏联集体农庄的老路上越走越远。只是当年斯大林还停留在搞集体所有制，认为只有在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而中国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已经开始在搞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了。斯大林还说因为有"集体"和"全民"两种所有制存在，所以商品还有必要存在；而人民公社已经在试图取消商品、货币了。甚至被斯大林认为的从"无偿向居民分发面包"开始的共产主义①，人民公社也提前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所以说，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没有跳出被《再论》认为的苏联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框架。而且从理论到实践，显然是对八大前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后退。
①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四、对"左"的错误的纠正与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忧虑"三面红旗"种下的苦果，是1959年到1961年全中国经济生活出现的严重困难。严峻的现实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从1958年底开始，作出步步退却的选择(尽管中间有过反复)，这就是由停止搞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停止搞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到停止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压缩计划中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到把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后退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指公社的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到取消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恢复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等等。但是，毛泽东的退却是有限度的。人民公社退到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就是极限。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几年的问题只是具体工作中出了毛病，总的方向是对的。1960年春，他说："我们工作有缺点，总的是好的。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能动摇。"1961年秋，他再次肯定"总路线是正确的"。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的基本看法是已度过困难的低谷，形势开始一天天向上升了。
就在纠正错误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党中央高层内部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1962年1月，刘少奇在向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分析造成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时，借用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认为，"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但是，有些问题现在还看得不那么清楚，经过5年、10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明显给人以持有保留的态度。就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不久，1962年2月，刘少奇等处在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发现，经济形势还相当严峻，因而向全党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强调对经济工作还要作全面的、"伤筋动骨"的调整。刘少奇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还说过，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不久就出现过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只因经营管理的基本形式是个体而非集体，一直被认为是分田单干而受批判。经过"大跃进"的失误，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都认为包产到户是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又不违背集体经济原则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但在毛泽东看来，包产到户，不只是动摇了人民公社，而且动摇了原来的集体农庄式(统一经营，共同劳动，计工分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当一次田家英向他汇报到包产到户的主张时，毛泽东尖锐地向田提出：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对党中央高层存在的上述不同认识，毛泽东深感忧虑。早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赫鲁晓夫和西方世界就都说过很不恭的话。所以，当1959年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道，"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时，毛泽东就把党内的不同意见同西方帝国主义和所谓的修正主义联在一起了。他在当时的一个批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在1961年秋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到那次与彭德怀的斗争时又说，那时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相呼应，和国内右派相呼应向党进攻"。而刘少奇等第一线多数领导人的上述认识和主张，在毛泽东看来，已不止是"三面红旗"还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连他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也将要毁于一旦。于是，在1962年8、9月间中央召集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了"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他认为，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现在有困难，这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而单干只能造成两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他进而把包产到户的主张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发问道：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然后，他指出：全部闹单干，就是退到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这个问题要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是走赫鲁晓夫道路，还是走南斯拉夫道路，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五、对历史经验的错误总结与"文化大革命"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就在注意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应该承认，1956年发表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个题目是抓住了要害的。只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尤其是国际上种种复杂因素的干扰，使得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随后则逐步走偏了方向。
6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斗争，有反对其大国沙文主义，搞"老子党"的一面；就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言，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坚持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可以说是50年代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直接继续。就内容来说，更是50年代中期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进一步展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1963年9月发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二是1964年7月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今天，对铁托当年领导南共和人民所开辟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对赫鲁晓夫五六十年代在苏联所采取的若干政策措施如何评估，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这里要指出的是，把与苏联不同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式；在一定范围允许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不搞统一的计划经济，强调利润原则，鼓励竞争，重视运用市场的调节机制；对外不搞国家垄断贸易，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贸易开放政策；等等，统统当作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并断言这些国家已经或正在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苏共领导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等结论，则明显地是不正确的。《九评》还认为，斯大林的不足，不是将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凝固化，而是说他的社会主义搞得还不够干净，这就是他在世时就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使一些干部已经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有鉴于此，《九评》提出，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坚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坚持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发展方向，坚持逐步缩小"个人收入的差距"，绝不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等等。这实际上就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更加绝对化了，有的甚至还不如斯大林放得开。从主观上说，试图将原有的社会主义搞得更加"纯洁"，来杜绝资本主义的复辟。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毛泽东曾表示过，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是指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除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思想混乱外，也包含担心身后有人否定自己。所以，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①然而，如果当年还是担心身后有人反对的话，那么，到60年代，毛泽东就在考虑如何吸取斯大林在世时没有能识别和除掉赫鲁晓夫式人物的教训了。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应该说是与此有联系的。《九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展开。后来，在1967年5月18日发表的，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这个思想有了清楚的反映。该文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的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在1964年就向一些地方的负责人发出警告：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1965年1月14日，他在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时说，去年10月，我①《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在经过长时间的深思之后，毛泽东认为，为了防止苏联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在中国重演，一要吸取斯大林在世时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形成了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训，因而提出了要把全国办成一个亦工、亦农的共产主义大学校，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二要坚持阶级斗争，不断清除党内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又是建立"纯净"、"完美"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这样，一场以打倒所谓"中国赫鲁晓夫"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终于成为注定不可避免。
由此可见，毛泽东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原始动因是为了维护和实现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是为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和目标模式服务的。值得指出的是，最初照搬苏联模式，确有难以避免的历史原因。问题在于，在开始探索自己道路的时候，特别是在接受匈牙利事件教训的时候，没有能从过去那些被扭曲和误解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相反却站在捍卫斯大林的理论和模式的立场上，去反对其他兄弟党和国家对斯大林的理论和模式所作的改革尝试，结果使自己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就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