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修好的契机。因此，11月5日，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应邀赴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就在11月7日晚间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贺龙同苏联元帅崔可夫等谈话时，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竟然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回了对方的恶意煽动，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向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提出质问，随后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此后，中苏关系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为紧张。
这件事对毛泽东的触动有多大，当然是无从作出准确考证的。但是，在共产国际时期，苏联可以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手段，改变别国党的领导人。共产国际解散后，在斯大林时代以及以后的若干时间，苏联惯于从别的国家党内找到内应并施加影响和压力，从内部进行颠覆，以改变不按其指挥棒转的别国党的领导人，这早已不是秘密。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毛泽东，自然深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他不可能不加以防范。由此，他把目光越来越多地放在洞察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问题上，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不幸的是，他把主观臆想和对某些迹象有成见的观察，当作客观事实；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或路线斗争的表现，捕风捉影地硬在党的领导层中揭露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消除他最担忧的隐患。
最善于揣测毛泽东心态的林彪，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声疾呼："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看来，这些话说到毛泽东心里去了。林彪能在三个月后就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这番话可能是他为自己迁升搭设的一级重要台阶。
毛泽东不仅把"修正主义"看得很危险，而且把"修正主义"的势力看得很强大。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信中还说，中国的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对形势作出如此严重的估计，显然是属于主观臆断。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觉得必须挺身而出，坚持"反潮流"，从"修正主义"的狂涛中，拯救马列主义，拯救中国的革命事业。为此，即使自己被"打得粉碎"也在所不惜。面对他所估量的中国"修正主义"势力已经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局势，在他看来，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在全国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把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扫除，才有胜利的可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晚年的一些谈话中还可以看出，对于接班人考验和锻炼，也是他发动"文革"的一种考虑。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是一个重要原因。自1962年以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刘少奇不是可靠的接班人选，需要重新考虑。1966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出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他一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而中国已长期处于和平环境，怎样使接班人得到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呢？通过"文革"兴风作浪，从中培养和挑选接班人，在毛泽东看来似乎是一条出路。"文革"被说成是一次认真的反修防修大演习，从考验接班人的角度，也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种考虑。
毛泽东发动"文革"包含着"破"和"立"的双重意向。而在他的哲学思想中，破和立的关系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等，总是把"破"放在先头的。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却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家的性格特征。"大跃进"失败后，他把党内的分歧看得越来越严重，把党内和社会上的"黑暗面"看得越来越大，从而产生了危机感。在他的目光中，这个党不行了，要打烂重建；在中国大地上"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在大破中建立起一个纯洁的、完美的理想社会，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树立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是什么？他所追求的"天下大治"的蓝图是什么样？这在"文革"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并未提及。《五？一六通知》讲的完全是"破"，而要建立什么，并没有说。《十六条》提出要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但怎么个新法，谁也没有说得出来，仅仅是一堆抽象的口号。因此，探索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追求的社会目标，只能从别的史料中去找佐证。
就在"文革"刚开始时，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勾画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廓。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转述了"五七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从"五七指示"引申出这样的论断，看来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大家都一样的大学校建成了，三大差别似乎就自然消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大家都务工、务农，商品交换就不再需要了。这些似乎就是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对于如何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条件，以及发展科学文化，使全体人民都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无论是"五七指示"还是《人民日报》社论，却一句话也没有说。看来，"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的社会构想，绝不是他一时兴之所至，而是具有深远的思想基础的，这至少可以追溯到1958年。那时，他在许多谈话中表达了他的社会理想，其基本构思是同"五七指示"一致的。
毛泽东在设计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时，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才刚刚起步，自己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借鉴。苏共二十大后，更多地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不足为法。因此，毛泽东只能借助于战争年代的经验和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大同世界"的各种设想，以及并非完全准确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某些预测。在这种历史局限性面前，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是能够在社会舞台上随意驰骋的。想象力越丰富，魄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出大错。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没有最终形成体系，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那些设想。在他看来，一步一步地实现那些设想，就是不断革命。不赞同他的想法的人，都是不愿搞革命，想搞"修正主义"。毛泽东在去世前还愤慨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由此，他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惊人判断。可见，打倒"走资派"，清除在中国建设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种主观愿望。
国内外都有"文革"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权力斗争的说法，甚至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等等。这种说法至少可以说是肤浅。
不可否认，"文革"一开始就指明了要夺权，而且，林彪、江青一类野心家也是想乘机抓权。但是，就毛泽东本人来说，如果他想达到的目的只是排除中央领导层中的某些同志，根据他当时在国内的地位和威望，并不需要兴师动众地发动"文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不是开几个小会就"搞下去"了吗？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不是在一张旧报纸上用铅笔写上203个字(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搞下去"了吗？而且，刘少奇、邓小平被"搞下去"之后，"文革"还进行了10年之久，这又怎么解释呢？对于操有"最后决定之权"的毛泽东，要撤换几个中央领导人，总是能够找到理由按"法定的"手续去实现的，并不需要搞"文革"。显然，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破除的，是他以"左"的眼光看到的弥漫中国大地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所以他主张像"文革"这样的群众性斗争，"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况且，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如日中天，再加上个人崇拜日益盛行，没有一个具有正常头脑的人，敢于做"彼可取而代之"的梦。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和产生领导人的程序，不可能使某个人得以违反众意，夺取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有的人引用毛泽东1970年会见斯诺的谈话中所说："那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以此证明毛泽东"大权旁落"了，他发动"文革"，就是要夺回失去的权。对于毛泽东的这段话，确有议论的余地，因为话是讲得明明白白的。但要考虑，这些话是对外国记者说的，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要搞个人崇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这两个问题的确是很难作出别的解释的。只要对"文革"前那段历史稍作考察，就不难了解事实真象并非如此。还可以反问一句：如果真是毛泽东大权旁落了，他能够力排众议，把"文革"发动起来吗？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变，起因绝不是单一的，更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由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萌发和制约的。但是，当社会历史条件赋予个人以高度权力时，个人虽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却能加速或迟滞历史发展的进程，甚至在某一历史事变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迟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①这段话对研究"文革"的起因很有指导意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