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建议国际会计标准制定机构阐明包括金融产品的减值标准在内的、公允的价值会计标准并保持适用的一致性。 G-20伦敦峰会领导人要求国际会计标准制定机构改进金融工具估价的标准并减少金融产品会计的复杂性。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承接了一个项目，将制定出新的财务计量标准，这个财务计量标准将取代国际会计准则（IAS）39——金融产品：确认和计量，这是一个隶属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公允价值计量标准并减少会计标准的复杂性。 此外，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提供了公允价值计量的补充性指导方针。该标准制定机构也评价由金融危机咨询小组（FCAG）提供的这些建议，该金融危机咨询小组是一个由该标准制定机构于2008年12月成立的高级别咨询小组。为了响应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最近修改其债务证券的减值标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经承诺改进其作为全面的金融工具项目的一部分的减值要求。此外，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还承诺将与国际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一起努力，推进减值办法的全球一致性，这也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全面的金融工具项目的一部分。
（2）在财务报表的透明度不会受到损害的前提下，美国建议会计标准制定机构改进呆账准备金的会计标准，使这一会计标准更具前瞻性。 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其2009年4月关于应对金融系统周期性的报告中指出，更早期的金融公司贷款损失的确认可以减少当前危机的减记周期性影响。金融稳定理事会建议会计标准制定机构发表一项声明，对当期发生的相当于呆账准备金的损失，允许银行使用比目前更多的判断。 金融稳定理事会还建议会计标准制定机构考虑呆账准备金的替代概念办法，如公允价值模型、预期损失模型和动态的准备金提留。 依据金融稳定理事会和G-20伦敦峰会领导人的要求，国际会计标准制定机构继续评估呆账准备金的问题，包括研发一套预期损失模型，最终取代当期发生损失模型。
（3）美国建议国际会计标准制定机构就研发单一的一套高质量全球会计准则取得实质性进展。
G-20伦敦峰会领导人一致认为会计标准制定机构应当于2009年底就研发单一的一套高质量全球会计准则取得实质性进展。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已进行了广泛的努力，汇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和美国会计通则（GAAP），以尽量减少或消除这两套会计标准间的差异。2008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重申了他们于2010年底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会计通则达成广泛一致的目标，依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的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路线图，这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考虑其提出的路线图建议，最终引导全美的证券发行商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11.严格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
美国敦促各国当局加强管理制度，以便有效地监督信用评级机构（CRAs），并同国际标准与G-20伦敦峰会领导人的倡议保持一致。 美国认为信用评级机构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其对抵押担保证券和其它资产担保证券的评级，给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G-20伦敦峰会领导人承诺要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活动采取更有效的监督。具体来说，2009年底各国当局要对那些评级结果用于监管目的信用评级机构实行登记和监督，并且要监督信用评级机构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对他们制定的《操守准则的基本原则》。
此外，美国敦促各国政府遵守自己的监督制度，促进信用评级机构之间利益冲突管理的适当做法和程序并保持信用评级过程的透明度和质量。G-20伦敦峰会领导人还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区分结构性金融产品的信用评级等级，并对业绩计量和评级方法提供充分的披露。美国认为他们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制度与国际证监会组织对信用评级机构制定的《操守准则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此外，为了与G-20伦敦峰会的建议一致，美国财政部提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应继续努力，加强与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相关的一些领域，包括业绩计量和方法的公开披露以及更好地区分结构化信用产品与其它信用产品。 鉴于信用评级机构在美国的金融市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美国表示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促进美国国内司法管辖范围内监管制度的一致性以及与各国当局进行适当的信息共享。
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身也暴露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没有跟上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步伐。危机爆发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在深刻反省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并陆续提出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与协调的方案。
事实上，2009年9月在美国匹茨堡召开的G-20金融峰会上，二十国集团已经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各国在提高银行资本标准、限制金融业薪酬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并承诺到2010年年底前指定银行资本标准，到2011年前采用巴塞尔新协议（BASEL Ⅱ）。尽管如此，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各国金融业发展程度不一致，给监管带来困难。资本是逐利的，只要存在利润空间，国际资本就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机会。由于各国金融业发展程度不一致，金融监管的理念和原则难免存有差异，可能给国际资本创造“监管漏洞”；第二，金融创新总是超前于金融监管。到目前为止，全球金融业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透明度等基本层面的要求都还未达成一致，在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管理也一直处于混沌状态。
全球金融创新的步伐不会因为危机而停止，这将是全球金融监管长期面对的挑战；第三，全球金融监管缺乏协调机制。由于涉及金融主权、法律规则甚至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各国在金融监管合作和协调上存在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的成立和运行已经证明，虽然这些国际协调机构在全球金融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无法担当全球金融监管的重任。金融市场是无形的战场，在战场上每一方都不可能亮出自己的底牌，这是全球金融监管在执行层面的最大障碍。要实现有效的监管，就必须尽可能地消除以上一系列分歧和障碍。毕竟，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正在形成，全球化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迫在眉睫。全球金融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2010年1月27日召开的达沃斯金融论坛，主题是“改善世界状况——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设”。后危机时代金融业何去何从，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1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宣布“重建”华尔街。奥巴马下定决心做到三点，一是用税收杜绝银行家从政府的援助中获得主要利益；二是赋予美联储超级监管者的权利，以免过去多头监管产生监管盲区或者让对冲、私募基金、金融衍生产品游离于监管之外；同时降低金融机构的杠杆，减少银行自营业务，任何银行或拥有银行的金融机构都不可以拥有、投资或担保任何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或者进行与服务其客户无关的自营交易，呼吁国会立法对商业银行的股本规模进行上限限制。虽然遭遇来自金融界强大的压力，奥巴马仍然作出义无反顾的选择：抑制金融业的无度扩张，重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就业率。1月25号，奥巴马宣布帮助中产阶级的一系列提案，奥巴马说：“创造好的、可持续的就业岗位是我们重塑中产阶级的惟一头等大事。”只有能够帮助实体经济才是好的金融，否则金融就是肿瘤。两天后，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对奥巴马的提议附议，表示支持美国政府提出的限制大型银行规模及其交易活动的计划，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限制银行规模及交易活动的计划“与我们自己的立场朝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确保银行业集中致力于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这说明，欧洲与美国的政界人士达到了共识。
在欧美民间，对于银行家的抨击已经持续三年。导致华尔街金融机构赢利之后不敢大方承认，并且在发放红利时刻意强调比往年大幅减少，金融机构用隐性的方式补贴员工。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向员工分发的股票数月之内就可以卖掉，禁售期远低于一般要求。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和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等其他银行巨头，则允许某些员工从本行获得优惠贷款来缓解个人的现金紧张。另外，英国一些银行曾考虑提高基本工资，亦即现金薪酬，因为该国税率高达50%的新奖金税不涉及这一部分。
为了缓解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压力，银行家提出了自我改革的建议。在达沃斯金融论坛正式召开前两周，由世界经济论坛牵头，花旗集团、知名保险企业MMC、瑞士再保险公司、苏黎世金融服务公司等金融巨头联合编制的《全球风险报告》出炉，报告提出应该警惕发生第二波金融危机，并指出美国及英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危机、广义资产价格崩溃，将是今年及未来数年全球稳定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报告同时称，各国领导人必须作出正确抉择，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以渐进的、可靠的方式退出经济刺激措施，以防止经济复苏势头发生逆转。表面上，银行家谦恭地表示要自省，但透过各种报告，银行家的潜台词是，资产价格高企或者崩溃是央行的货币问题，而不是银行家的道德问题。
不管银行家愿不愿意，新的金融游戏规则必须建立，奥巴马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长期以为对金融机构心怀强烈不满的社会大众。正如达沃斯论坛的创办者施瓦布教授所说，“达沃斯是从本次危机中学着改变的最后一个机会”，而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过去的金融管理模式，以免对未来发展构成隐患。
2010年，围绕金融监管和退出策略，给人们提供了一次“后危机时期”自我反省的机会，正如巴西外交部长阿莫林提醒世人思考的——“我们还需要经历多场危机，才能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还要承受多少金融灾难，才能决定去做最明确、最正确的事情？”关于这些问题的严肃思考对于构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将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