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克萨斯州胡德堡，2009 年 11 月 5 日，下午 1 点刚过。
随军精神病学家尼达·哈桑少校走进士兵体检中心，数百名士兵正在等候体检。下午 1:20，身为穆斯林的哈桑低头轻声简短祷告。然后，他掏出了一把 FN Hertsal 5.7 半自动手枪（之所以选这把枪，是因为杂志上的大篇幅报道）和另一把手枪。
然后他开始开枪，手无寸铁的士兵们立刻躲藏。哈桑以一定节奏射击，士兵们听到了密集的枪声，然后停顿，随之继续是枪声。几个受伤士兵试图逃离，哈桑紧追其后。这时，34 岁的金伯莉·穆勒警官碰到了哈桑，他正追着一群成功逃出体检中心的受伤士兵。哈桑朝他们开枪，就像射击一群从高灌木丛中飞窜而出的鹌鹑。穆勒掏出枪，扣动扳机。哈桑转身朝她射击，打中穆勒的腿部和手腕，而她也朝他开了几枪，哈桑最终倒地。整个过程持续几分钟，13 人死亡，38 人受伤。
胡德堡事件之后，联邦调查局、得州巡逻队和美国名嘴阶层照常进行灾难取证，拼凑（或编造）哈桑枪案背后的隐情，发现哈桑行为中有“明显”预警信号，指向他即将犯罪的事实。其他士兵对他有系统地施虐之后，哈桑变得非常沉默寡言。他想离开部队，但没有成功。哈桑的一些上级早在枪案几年前就发现他是个“内部威胁” ，但向上报告之后，没有任何实质结果。最大的警讯应该出现在 2009 年夏天，当时，哈桑买了一些非常特殊、非标准用途的枪支。
军队有大量有关哈桑的数据，原本可以找出他犯罪意图的线索。但问题在于，军队每个人都有大量数据。单单胡德堡就驻扎了大约 65000 人。军队高层很快意识到，如果要审查所有士兵之间的邮件、短信或通信，寻找未来暴力的信号，需要牵涉 1495 万个人和大约 46.8 亿条潜在信息。有关未来内部威胁的有价值信号确实包含在这些信息中，军队系统和设备中都有记录。但是，数据实在太过庞大，任何团队都难以完成任务。
胡德堡事件发生不久，雇佣兵布拉德利·曼宁也因向维基解密网站提供机密文件而被逮捕，文件表明美国曾在伊拉克杀害平民。奥巴马总统对告密事件非常强硬，签署了 13587 号总统令，建立了内部威胁特遣部队（Insider Threat Task Force） ，并命令国安局和国防部分别建立各自的内部威胁程序。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发布了一个广泛的机构公告，表示其希望研究一种称之为“多层级异常检测” （AnomalyDetection at Multiple Scales, ADAMS）的技术。
这个程序的目标是“建立、修正和应用技术来解决大数据集的异常特征和检测问题……关注重点是外表‘友善’的恶意内部成员。ADAMS的具体目标是在异常行为出现之前或当时及时检测” ，训练电脑系统排查电邮和短信意图中的微妙信号，从而避免胡德堡灾难、布拉德利·曼宁向维基解密透露高度机密或爱德华·斯诺登向英国《卫报》泄密等事件
的发生。
关于军队“内部成员”的界定，不同机构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都同意内部成员是任何有权限接触到敏感信息、如不当泄露信息会威胁美国利益的人们。至于何谓敏感信息，也是一个说不尽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远不止官方标记“高度机密”的文件、报告或数据。例如，2013 年有关国安局“棱镜”系统的泄露表明，硅谷一些重要公司从“外国情报监听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FISA）法庭秘密被迫接受国安局指令。那样的话，内部人员就不仅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或政府承包商，比如爱德华·斯诺登，还包括了任何私有公司工作人员，比如谷歌、脸谱网或微软公司中知道 FISA 存在的人。
有关内部和外部信息的宽泛定义，对任何担心内部威胁程序滥用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算法的角度考虑，军队内部或者 TSA 预检系统内部或者脸谱网内部成员之间，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同样的异常检测手段可以运用于任何可观测领域。
我们都是内部人员。
什么是危险叛徒的警讯？军事专家的一些研究中，罗列了貌似明显的特征，比如 “在组织或国家中缺乏积极的身份” “奇特习惯” “行为变化” 和 “选择问题读物” ， 《无因的叛逆》 （Rebel Without a Cause）中描述美国青少年的几乎所有形容词。如果出现 “储存弹药” 和 “突然表现出对某个总部的兴趣” ，似乎价值更大，但是往往指示作用稍嫌滞后。而且，很显然这只代表特定类型的威胁。在网络滥用的时代，试图获取与工作范围无关的系统或信息渠道，往往被认为是“异常”行为。但是，你如何区别具有行动性的异常
行为和普通的好奇心？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或任何申请经费的学术团队成员都不希望与记者讨论他们的研究。而有关内部威胁预测的最有趣的研究，来自奥利弗·布迪兹卡及其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同事领导的研究团队。他们并没有试图找出谋逆性格特征，而是试图通过遥感试验，观察威胁的形成过程。这样的模拟在几年前也是成本极高的，而今，多亏了更多人在网络上
留下了更多数据，成本极大降低，执行难度也变小了。
布迪兹卡和他的同事观察了大型多玩家在线游戏《魔兽世界》 （World of Warcraft） ，玩家角色有不同性格，加入称为“公会”的团队，展开持续好几天的任务，这段时间玩家需要尽量避免卫生清洁工作或真实世界中与异性的接触。布迪兹卡阅读了有关人际动态、同事之间或同事和上级之间的沟通如何预测工作场所问题的描述。 《魔兽世界》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遥感监测环境，可以探索团队动态是如何将一名开心的员工转变成愿意损害或偷窃公会成员（队友的代名词）利益的玩家。研究人员让每个受试者填写一份 20 个问题的调研问卷，探索关键人格特征，比如外向性、协同性、正义感、冒险性、神经过敏性，同时，他们还会看看每个人的脸谱网主页（及其他社交网站资料） ，寻找类似个性描述的线索。接着，研究者将他们放到一片遍布半兽人和巨人的战场。
布迪兹卡及其团队对各个方面进行评估，包括哪些角色更多采取防御策略，特定玩家完成某个任务需要多长时间，他们领取了什么任务，是否给角色配备了宠物，受试者面临巨龙时是否可能把队友推到前面，从而赢得更多使用解药的机会。然后，他们通过情绪分析算法分析了角色之间的口头或信息联系，了解他们是如何沟通的。他们根据玩家游戏风格找出了
68 种行为特征。把这些分数与调查问卷、社交网站描述中的分数相结合，就能预测某个角色在 6 个月的实验期内“离开”游戏，从而对公会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有多大，准确率高达 89%。
《魔兽世界》是所有网络互动形式的代表，政府认为其有权获得其中所有数据。2012 年，FBI 构建了所谓的内部沟通支持中心，旨在建立进入网络和某些社交网站的后门，作为覆盖性的电子监控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在线信息收集设备，与物理传感器、摄像头相结合，共同呈现出有关赤裸裸的未来的更清晰的图景。
我们可以通过立法限制政府运用某些手段收集我们的信息，但是，随着监控基础设施的传播和技术（尤其是图像识别技术）提高，执法过程就可以避免使用最具挑衅意味、经常被质疑的手段，获得有关你当前和未来行动的可靠预测。警员们将 GPS 追踪器装在汽车底盘上追踪嫌疑人的行动，被告上法庭并败诉。而几年后，这一败诉被证明是不成立的。蓝牙、路灯和摄像头加起来，就可以追踪市内汽车牌号，定位效果与 GPS 芯片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在美国城市中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风险降低了，但是，受制于更强有力的法令和监控设备的风险却大为提升。这样的交换条件，很多人都不买账。如果我们未来相对于执法者的公民权利被削弱，因为看不到他们能做什么，因为他们可以调出大量有关我们的过往数据记录，很多人自然而然感到恐惧。剥夺了知情权就好像被抢夺了武器。如果当地警察或国家安全部门人员不仅拥有更好的武器，还比我们聪明得多，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就上升，系统改革的挑战就变大了。是否值得忧虑，取决于你与执法部门的关系如何。这些忧虑折射了现实，但并不是整个现实。
事实上，我们中有些人掌握好得多的信息渠道。物理世界相互紧密联结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是政府而是车库里工作的企业家。我们隐私的最大威胁不在于政府机构，而是我们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