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政权更替招致的战乱，使民户雕耗、迁徙繁多，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在农业方面，东晋时，由于相对稳定，再加上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随大量侨民而迁入，经济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经济已初具规模。《宋书·孔季恭传》史臣论曰：“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雕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义熙十一年（415年）司马休之外奔，至元嘉末（453年）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即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民迁流，迄于太元之世（376～396年），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风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残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457～464年）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旷野丰，民勤本业。一岁之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酃、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长。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当时江南的富庶与发达。
一、农业风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时间处于战乱之中，农业人口大量减少，耕地大面积荒废，除坞壁庄园因受战乱影响较小、仍保持精耕细作的习俗并有所发展外，地广人稀之处大多采取粗放的耕作方法，广种薄收；有些地区还改粮为牧，据《晋书·束晰传》记载，束曾上书朝廷，要求改北土旷野良田为牧场，所谓“恶徙诸牧，使马牛猪羊，吃草于空虚之田”。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乱不止，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各代总有一些重视农业的统治者，只要社会稍微安定，就会奖励农耕，发展生产。而此时的南方，则因相对安定，北方移民大量植入，农业生产得以前所未有的发展，大量荒地得到逐渐的开垦，火耕水耨的耕作习俗被精耕细作所逐步替代，为隋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风俗，从总体上看，还是在秦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颜氏家训·治家篇》曰：“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颇能说明当时农业风俗的特点。
1.耕作方式趋向精细
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农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经验；南方由于北方流民的迁入，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艺，农业迅速发展，但由于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作物品种的不同，耕作习俗各有特点，对此《齐民要术》有所介绍。
北方气候干燥，降雨量小，有“春多风旱”、“四月亢旱”、“六月中天不霖望连雨”等气候特点《齐民要术·耕田第一》。耕作的主要是旱地，重视保墒，故在耕作上有“耕-耙-耱”之俗（图35）。
“耕-耙-耱”习俗要求耕地时，要注意土壤湿度，如雨水失调，则有耕燥不耕湿的习俗，因为干燥时翻耕，只要遇雨，泥块就会碎开；而湿时翻耕，土壤就会板结，数年不散，故有农谚曰：“湿耕泽除，不如归去！”如果不得已湿耕了，则要设法补救，即等泥块稍干了时，马上用尖齿耙（当时称为楱）耙松。为了保墒，讲究耕后即摩，即春仄后，随即用耢格地表摩平；秋耕则等地面稍干再摩。因为春天干燥多风，耕后不摩，土块间留有空隙，水分容易蒸发；而秋天多雨，土壤潮湿，湿时摩，容易板结。当时农谚曰：“耕翻不摩，不如闯祸！”此外，还有秋耕要深，春耕要浅，生地要深，熟地要浅等讲究，其旨也在保墒。
北方春天气候干燥，降雨量小，许多地区在耕地和摩地之间还要耙地，即土地耕翻后，先用铁齿楱将大土块耙小，再用耢将小土块摩细，这样就形成了耕-耙-耱的耕作程序，这是魏晋南北朝在耕作方法上的一项改进，这样能更好地起保墒防旱的作用，以保证春播的出苗率。
南方江南一带，自三国的吴国以来，农业生产就逐步得以发展。孙权父子曾于黄武五年（226年）亲自倡导农耕《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西晋咸宁三年（277年），曾“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土庶，使及春耕”《晋书·食货志》。由于封建国家一再提倡牛耕，所以铁犁牛耕这一时期在南方得以较广泛地推广，尤其是地主庄园资财雄厚，牛耕应用更为普遍。晋室南渡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大量植入，南方水田也开始精耕细作，出现了适合水田耕作“耕-耖”习俗。1963年在广东连县一座西晋墓葬中出土了犁田、耖田模型。在广西梧州倒水乡南朝墓出土的耖田模型，其耖与连县出土的相同。另据《太平寰宇记·岭南道》记载，南齐时广东雷州半岛已使用“铁耙具”。这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时，南方水田用耖耖田已较为普遍。由于耖有较长的铁齿，不仅可以破碎土块，而且能使泥浆混和软熟，适应水田插秧的需要。
此外，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战乱频仍，人们迁徒频繁，垦荒习俗十分流行，故在垦辟开荒方面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火耕之法。在山地或沼泽地开荒，一般在七月里把荒地里的草割掉，干后火烧，待翌年春草根枯时再开垦，可以省功；有林木处，则先把树干切去一圈皮，使之枯死，再放火烧掉，进行开垦，用这种方法，可以连树根一起除掉；开垦有茅草的荒地时，先赶牛羊在上面踩踏，使草根翻出地面，等草烂根枯时，再开垦种植，如此等等。
在南方开垦荒田，俗重选地。因为南方所种大多为水稻，选择稻田讲究靠近水源，并要在上游水清之处，因为水清处稻长得好；种稻前，要把田中水放干，十多天后再陆轴拖几遍，以消除杂草。
2.南稻北粟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作物的种植格局与秦汉时基本相同，南方以水稻为主，北方以粟谷为主。但麦类的种植逐渐普遍，在北方大有追赶粟类之势，在南方则随着北方移民的入迁，也有较多的种植。
至于作物的种类，据《齐民要术》记载，北方地区主要有谷粟、黍、穄、梁秫、大豆、小豆、麻子、大麦、小麦、水稻和旱稻等。每种作物又有不同品种，如粟以成熟的时间先后有早谷和晚谷，以谷粒的颜色有黄谷、青谷、白谷、黑谷等。南方则有水稻、麦类、豆类和粟类等。
除大田作物外，还有园艺作物，主要是蔬菜和瓜果。此外，还有染料作物红蓝花、栀子、蓝、紫草等；油料作物胡麻、荏等，胡麻即芝麻，是西汉时从西域传入的品种，北朝时在黄河流域各地已有普遍种植，其品种又有白胡麻、八棱胡麻之分，白胡麻油份多，还可当饭食用；饲料作物苜蓿、菁等；以及糖料作物甘蔗，纤维作物麻，绿肥作物苕草等等。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已十分重视作物品种的选种和良种培育，并已逐渐积累起一整套约定俗成的选育良种的经验和方法。《齐民要术·收种第二》中说的选种办法是：“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蘘草蔽窖”。这种办法，把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和精细管理、单种单收，防杂保纯结合在一起，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选种方法的推广和运用，促使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作物新品种，如晋时《广志》所载的粟的品种只有11个，水稻品种13个，而北朝时《齐民要术》所记的粟品种已有86个，水稻品种24个（内有糯稻品种11个），并各有名称。对所育成作物良种的命名，则有以培育者姓名命名、以品种形状及性能命名等习俗。《齐民要术·种谷第三》曰：“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氏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这种方法，直至今天，在民间仍有使用。
3.二年三熟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对作物与作物、作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轮作、间作、套作和混播等方式已被广泛使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代以前所普遍流行的一年一熟的种作制度，而使北方流行起二年三熟制，南方出现了一年二熟或一年三熟制。
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北方普遍流行的是二年三熟制。其轮作复种制主要有粮豆型，即绿豆（小豆、瓜、麻、黍、胡麻、芜菁或豆）-谷-黍穄（小豆或瓜）、大豆（或谷）-黍穄-谷（瓜或麦）或麦-大豆（小豆）-谷（黍穄）；粮麻型，即小豆-麻-谷；粮菜型，即小豆（晚谷或黍）-瓜-谷或蔓菁（大小麦）-蔓菁-谷这三种类型，一般都以豆类作物作为谷菜作物的前茬，以增加土壤肥力。
间混套作是充分利用地力和太阳光能的重要方法。我国间套混作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已相沿成俗，广泛流行于北方地区。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间混套作方式已有林粮间作，如桑苗下“种绿豆、小豆”，“绕树散芜菁子”等，和蔬菜间作，如“葱中亦种胡荽”等。同时，混播已用于饲料生产，“羊-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套作也有初步运用，“六月间，可于麻子地间散芜菁子而锄之，拟收其根”。从这些习俗中，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识到作物与作物、作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采取了正确的选配作物组合和田间配置方式。
绿肥已被作为主要的轮作作物被广泛种植，如苕、稻轮作；绿豆、小豆、胡麻与谷子轮作以及与蔬菜轮作等。
汉以前南方粮食作物种植单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麦、菽、粟的种植逐渐多了起来。《晋书·食货志》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旱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效，于以周济，所益甚大”。谢灵运的田庄中“兼有陵陆，麻、麦、菽、粟”《宋书·谢灵运传》。麦、菽、粟的种植，使旱地得以利用，改变了南方“饭稻羹鱼”的粮食单一情况，出现多熟种植习俗，如泉州产“再熟稻，春夏收讫其株，又苗生至秋薄熟”；《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泉州土产》。郴县县北有温泉“常溉田，十二月种，明年三月熟，可一岁三熟”。
4.播种宜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对作物与气候的关系有较科学的认识，十分重视适时播种。各种作物的播种时间，据《齐民要术》记载，主要根据节气和物候现象的早迟以及土壤肥瘠、墒情等综合情况确定，如“麦黄种麻，麻黄种麦”；“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良地非独宜晚，早亦无害；薄田宜早，晚必不成实也”等。习俗又把谷子、黍穄、大小麦、稻、豆类、胡麻、瓜等许多农作物的播种时间分为“上时”、“中时”和“下时”三种。如谷子的播期，“上时”是二月上旬麻菩杨生的时候，“中时”是三月上旬清明节桃树始花时，“下时”为四月上旬枣树生叶和桑花落时。假如不慎错过了作物的最佳播种时间，习俗又以“催芽”的方法来“补时”。
南方种稻，以三月播种为宜时。播种时，先把稻种用水淘净，除去浮种，以免秋天生成稗子。稻种泡五夜后，捞出放草篮中，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以催芽，芽长到二分长时开始播种。为了把握好播种季节，南方有以候鸟为物候的习俗，春耕生产全凭候鸟来安排，表现出典型的农业社会特点。《荆楚岁时记》载曰：“春分日，民并种戒火草于屋上。有鸟如乌，先鸡而鸣，架架格格。民候此鸟则入田，以为候。”同书又曰：“四月也，有鸟名获谷，其名自呼。农人候此鸟，则犁杷（耙）上岸。”获谷即布谷鸟，可见当时农业耕作以鸟为候。
5.俗勤管理
作物播种后，北方地区有中耕之俗。中耕的作用一是除草，二是保墒，三是熟化土壤，以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齐民要术·种谷第三》曰：“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锄的技术已完备精细，形成了以锄为主，结合应用耙、耢、锋、耩五种农具配套的中耕技术。各种农具在中耕作业中的使用，视幼苗生长的情况而定，苗幼小时一般用耙和耢；生长较大时用锋和耩。对中耕要求，各种作物一般都讲究“锄早”、“锄了”。“凡五谷，唯小锄为良”；“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谷子、粱、秫等要锄五至十遍，黍、穄四遍，小麦六遍等。锄也和耕一样，讲究土壤的干湿，春锄是为土地疏松，夏锄为除掉杂草，因此，春不可湿锄，而六月之后的夏天湿时也可锄。
南方稻田，播种三天之内，要人有看守，以免鸟雀啄食。稻秧长到七、八寸时，田里开始生出杂草，要行"耨田"，即用镰刀在水面下割掉杂草。稻子长大后要薅苗，薅完放水，让太阳把稻根晒硬，然后根据气候的干湿适当放水，名曰“曝根”，即现在的“烤田”。《齐民要术》曰：“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通过烤田，可促进稻根发达，茎秆粗壮，防止倒伏，而使稻穗大，子粒饱满。并有“鸟田”习俗，晋黄义仲《十三册记》曰：“上虞县有为民田，春拔野草根，秋啄除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有刑无赦。”即有意识地保护益鸟以防除杂草。
作物成熟时，又有适时收获之俗。晋杨泉《物理论》载曰：“稼欲熟，收欲速，此良农之务也”。《齐民要术》也载有谷子、黍穄、大豆、小豆、水稻、大麻等作物适时收获的标准，例如，谷子要“熟速刈”，不然“刈早则镰伤，刈晚则穗折，遇风是收减”；水稻宜“霜隆获之”，否则“早刈米青而不坚，晚刈则零落而损失”；大麻必须“勃（即花粉）灰便收”，因为“未勃者收，皮不成；放勃不收而即骊（即麻色黯黑不清白）”。
6.园圃习俗趋丰
魏晋南北朝时，蔬菜、瓜果的种植比前期大为发达，园圃习俗比较丰富，此时，北方黄河流域的蔬菜种类已多至30多种，其中包括叶菜类的葵、菘、芹、蓼、蜀芥、蔓菁、芸苔、莴苣、苜蓿等；瓜菜类的瓜、冬瓜、甜瓜、胡瓜、越瓜、茄子、瓠、等；块根、块茎类蔬菜的芋、芜菁、芦菔（萝卜）等；辛香调味的葱、姜、韭、蒜、蘘荷、胡荽、兰香等；还有水生蔬菜的藕、芡、凫茈、藻等。南方气候温暖湿润，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因此蔬菜、瓜果种类也很多，主要蔬菜种类有蓼、蕺、、荠、葑、菲、苏、姜、葵、薤、藿等。
蔬菜种植规模扩大，出现了上百亩的商品性瓜菜生产园子，据《齐民要术》记载，种蔓菁有“近市良田一顷”的；大的种瓜地的设计要求是“凡一顷地，中须开十字，通两乘车，运辇其瓜”。园艺技术也比前期更为成熟。《齐民要术》对当时的蔬菜栽培技术有详细记载。当时蔬菜种类多，播种期先后不同，加之生长期短，因此蔬菜生产一年种收次数较多，复种程度较高，土地利用率大大高于大田作物，如葵一年中“凡得三辈”，蔓菁“从春至秋得三辈”，即都是一年内连续种植三次。“葱中亦种胡荽”，这是蔬菜间作的例子。同时蔬菜也有参与大田轮作的。选地、整地、作畦已很考究，《齐民要术·蒜第十九》曰：“白软地，蒜甜美而科大；黑软次之；刚强之地，辛辣而瘦小也”。整地要求多耕、早耕、细耙、细耢，以达到地土精熟。尤其用于种瓜、葵、蒜、胡荽的地块，习俗要求“三遍熟耕”、“三转乃佳”、“频繁转之”、“每耕即耢……，使地极熟”。蔬菜需要灌溉，因此必须畦种，习俗以“畦长两步、广一步”为佳，畦大“则水难均”，畦过小“又不用人足入”；种韭菜，由于其“根性上跳，故须深也”。此外，在肥水管理上讲究粪大水勤，“薄即粪之，不宜妄种”；园圃三十亩左右要“穿井十口”。
除上述一般的种植习俗外，据《齐民要术》所载当时还流行着蔬菜瓜果种植中的一些特殊习俗，如“本母子瓜”法、大蒜“条中子”法、助苗出土法、炒谷伴葱法和“种莲子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