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则有竞渡之俗。1951年长沙伍家岭出土的西汉木船，船前部两侧舷板各有棹八支，后部设舱房三个，船尾有舵，显然是竞渡用船。《中华文明史》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南方五月五日竞渡纪念之神有屈原、伍子胥、曹娥等说，屈原和伍子胥系先秦时人，而曹娥则是东汉时人。《后汉书·列女传》曰：“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圩，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於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曹娥的孝行正与当时的风尚相吻合，受到旌表，加入了列女的行列。后世会稽一带竞渡时，龙盘上即塑有曹娥之像。
端五节纪念的还有一位陈临。据《初学记·岁时部》引《后汉书》曰：陈临任苍梧太守，治理苍梧移风化俗，很有政绩，后来调迁之时，郡人在五月五日送至东门。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政绩卓著的地方官，每年端五“令小童洁服舞之”，以资纪念。
端午节饮食风俗主要是吃粽子。粽子又叫角黍，用菰叶裹粘米，以淳浓灰汁煮熟，于端午节时吃，俗谓纪念屈原。对此俗的记载，虽然汉籍缺失，但从晋人周处《风土记》、王嘉《拾遗记》、南北朝人宗懔《荆楚岁时记》、吴均《续齐谐记》等有关角黍、米筒和五色纱囊盛食等的记载分析，汉时已有端午吃角黍之俗是可信的。如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人哀之。以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为蛟龙所窃。今若所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采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汩罗之遗风也。”
2.夏至祭祖
秦汉时期，夏至是个祭祀祖先的节日。汉崔寔《四民月令》载曰：“夏至之日，荐麦、鱼于祖祢，祠。”祠，是指家祭，即在家庙中举行祭祀。夏至一般都在五月，而五月又被视为恶月，古俗相传桃有驱鬼辟邪的作用，故汉时夏至日有以桃印饰门，以镇恶却邪的习俗。《后汉书·礼仪志》载曰：“（夏至日）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三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
三、秋时节日
1.七夕风俗形成
七夕节也是到了汉代才完成了其孕育期，演变为一个具有独特内涵和习俗事象的节日。
七夕乞巧风俗，皆因牛郎、织女故事而来。牛郎，古谓牵牛。牵牛和织女，都是星名。在《诗经·小雅·大东》中，牵牛和织女便被放在一起描写：“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跂彼牵牛，不以服箱。”到西汉时，以牵牛和织女相配的艺术造型已经出现。班固《西都赋》曰：“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张衡《西京赋》曰：“乃有昆明灵沼，……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昆明池为汉武帝时所作，池畔已有牵牛织女的像了。而且昆明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的石刻成为当时美术家精心雕绘其动人心弦形象的摹本。如1957年在河南洛阳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在前室顶背上绘有牵牛（河鼓之星）、织女星。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像图》，《考古》1965年2期。另外，汉代《古诗十九首》中有诗云：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日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根据这些材料推测，以牛郎、织女为主角的爱情故事，在西汉时可能已经形成。银河的“盈盈一水”阻隔了他们的爱情，“泣涕零如雨”的命运自然引起汉代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关注。及至东汉，牛郎、织女故事中以出现了七月七日鹊桥相会的情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曰：“织女七夕渡河，使鹊为桥。”汉末曹植《洛神赋》曰：“叹匏瓜之无匹矣，咏牵牛之独处”；《九咏注》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在东汉画像石中，牛郎、织女的形象更被作为常用的题材。如河南南阳一块画像石上，右上方刻画河鼓之星，其下刻画着叉腿而立牛郎，右手持鞭上举，左手握缰牵牛，形象栩栩如生；画面左下方，有四颗星联接成不规则的梭形，是二十八宿中的女宿，其中有一挽着高髻作跽状的妇女，当是织女形象。周到：《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几幅星像图》，《考古》1975年1期。再如山东肥城孝堂山离开氏祠三角形石梁底面，有日月星象石刻，在以金鸟作标志的日象内侧，刻着联成人形的织女星，其下刻画着坐在机杼前操机织锦的织女。罗哲文：《孝堂山离开氏墓石祠》，《文物》1960年4、5期合刊。
据以上史料和考古资料分析，至迟在东汉时期，七夕节风俗已经形成。在七夕之夜，妇女们不仅争出家门观赏赏“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的“鹊桥之会”，而且还要祭拜牛郎织女星，乞愿乞巧。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如地河之波，辉辉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乞愿，三年乃得。”《西京杂记》也载曰：“汉彩女常于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可见，七夕节的主要习俗观牛女鹊桥相会、女子拜星乞愿及穿针乞巧等活动，已发育得非常成熟、完备。
2.重阳节发育成熟
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的习俗起源非常古老。从战国时楚人屈原《远游》诗中有“集重阳八帝宫兮”句推断，早在战国时代已有重阳之名称。而东汉末年曹丕《九日与钟繇书》所曰：“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虽重在述说重阳名称之由来，但也可证最迟在汉代，九月九日已发育成一个固定的节日：重阳节。
重阳节的传统习俗主要有佩茱萸、饮菊花酒和登高。据史籍记载，这些习俗均定型于西汉。《西京杂记》曰：“汉武帝宫人贾佩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初学记》卷四引。茱萸乃落叶乔木，秋天结实，果实可入药，有安五脏、通九窍、强阴助阳之功效，人们佩戴茱萸，可辟邪却病。菊花气味芳香，早在战国时已被入馔，有屈原《离骚》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句为证，饮菊花酒，则可驱疫延年。至于登高，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所载的东汉桓景故事云，其习俗意义也在于避邪却祸。《续齐谐记》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坐山，夕还，见鸡犬一时暴死，长房曰：‘此可代之’。今世人登高是也。”《初学记》卷四引。桓景之故事虽然荒诞，但从中可见，汉时的重阳节活动，无论是佩茱萸、饮菊花酒，还是登高，都与驱疫辟邪的巫术禳厌有关，有着浓郁的神秘色彩，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重阳节习俗才逐渐向健身、娱乐的方向演化。
四、冬时节日
1.冬至尊老
冬季节日主要有冬至、腊日和除夕。至迟在东汉时，冬至已形成一个节日.东汉蔡邕《独断》曰：“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这一天，京师百官均放假休息。《后汉书》载曰：“冬至前后，君子要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皇帝在南部举行祭天之礼，次日，百官身着新朝服入宫朝贺。东汉以后，冬至节走出宫廷，走出上层社会，成为汉族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节日。在独尊儒术的汉代社会里，天地君亲师同为儒家所推重，表现在冬至节日中，这五者就成了民间敬贺的对象。崔寔《四民月令》曰：“冬至之间，荐黍羔，先荐玄冥于井，以及祖祢。……其进酒尊长，及修谒刺贺君、师、耆老、如正曰。”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冬至向尊长敬献袜履的习俗，以寓践新迎福之意。曹植《冬至献袜颂表》曰：“千载昌期，一阳嘉节；四方交泰，万物昭苏。并献纹履七緉，袜若干副。”可见，在汉时，冬至就是个尊老的节日。
2.腊日驱傩
腊日，是春秋战国时国家祭祀宗庙社稷的主要节日，原称为“腊”，汉荀爽《礼传》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到秦国时才改为腊，《史记·秦本纪》曰：秦惠王“十二年初腊”。汉代，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腊祭百神。”许慎：《说文解字》。
腊日，还要举行一种驱鬼除疫的仪式，名为“傩”。这种仪式源于原始巫舞，后成为民间的习俗，自西周至春秋战国，一直盛行不衰。到了汉代，进入宫庭，成为一种规模盛大、仪式隆重的驱鬼逐疫的祭仪。《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的汉代傩祭、傩舞，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当时状况：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郎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卫陛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侲，歹凶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道凶恶，赫女马驱，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肝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火炬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垒、苇索，毕，执事陛者毕，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
这种仪式在汉画像石中也有反映。1954年发掘的山东沂南像石墓中，前室北壁横额上有一幅大傩图，画面上刻划着十几位面目狰狞、身生毛羽的凶神，正在驱逐奇禽异兽，有的正在追杀，有的正在吞食，而奇禽异兽则作四散逃奔状。就是方相氏及十二神刘驱鬼逐疫的具体情形。
汉代腊日，朝廷要给博士分发一只羊，作为腊日的俸禄。据《后汉书·甄宇传》记载，由于当时羊只有肥瘦大小之别，难以均匀，当时有博士祭酒提杀羊后平均分肉，或投钩抓阄办法分。甄宇认为这样做有辱斯文，便取了其中最瘦小的回家。在甄宇的带动下，分羊时就不再有肥瘦大小之争。后甄便有了“瘦羊博士”的雅号。从这一史实可见，当时腊日有以羊祭灶、吃羊肉之俗。
同时，又有祀灶之俗。据《后汉书·阴兴传》记载，西汉宣帝时，阴子方于腊日早晨得见灶神，立即叩拜不止，并杀家中黄羊致祭。此后，家暴富，舆马妇仆，可敌邦君。于是人们纷效之，每逢腊日，就杀羊祭灶。这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至少说明，西汉时确实存在杀羊祀灶的风俗。至于所祀的灶神，许慎《五经异义》认为灶神叫苏吉利，其妻为王传颊，即后世所说的傩公傩婆。而《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则曰：“祝融吴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
3.除日门神初现
除夕之日，汉人虽无贴春联的习俗，却有了用桃作厌胜之具的风习，所制诸如桃人、桃印、桃梗、桃板、桃符等。当时这些制品并不仅见于除夕，比如桃印（以桃木刻印）便有用在仲夏的，《后汉书·礼仪志》曰：“仲夏之月，万物方胜，日存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后汉书·礼仪志》刘注引《山海经》佚文曰：“除殴毕，因立桃梗于门户上，画郁垒、苇索，以御凶鬼，画虎于门当食鬼也。”这说明厌胜之具更多地是用在除夕，《风俗通义·祀典》亦曰：“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
关于神荼、郁垒的成因，
郁垒画像石（拓本）《风俗通义·祀典》引《黄帝书》曰：上古之时，有神仙兄弟二人，一名神荼，一名郁垒，居住于风景秀丽的度朔山下，他们把祸害人间的恶鬼都用苇索捆缚起来，让老虎吃掉。这个传说当时广泛流传于民间。蔡邕《独断》也说，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枝叶茂盛，盘根错节，树冠蟠曲覆盖达三千余里，在树枝东北有鬼门，是世间万鬼出入的必经之门户，神荼、郁垒居其门，见到害人之鬼，就用苇索捆缚，令虎吃掉。因此汉代人每到除夕，便削桃木神荼、郁垒二人形象立于门上“以御凶”（图32）。同时在门上悬挂苇索，供神荼、郁垒两个门神作缚鬼喂虎之用，称之为“悬苇”。张衡在《东京赋》中就写道：“度朔作醒，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正是这一风俗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