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谁也不想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但是，在求取功名利禄的过程中，要少一点欲望，多一点超脱，到了你出名的那一刻，你才会成功。
功名是激发人生进取的动力
客观地说，求名并非坏事。一个人有名誉感就有了进取的动力；有名誉感的人也有羞耻感，他们不会去玷污自己的名声。
战国时期，主张变法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商鞅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论断。人的一生，就是追逐名利的一生。他还认为，人好利的本性，并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人好利的本性又是不可改变的，“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由于人的一生是在计较名利，追逐权势，因而礼义、法度对于人的行为不起任何约束作用。他举例说，盗贼抢窃，上触犯国法，下失臣民的礼义，名声可耻，生命危险，然而他还要干，为的是什么? “利也”。又如，古代有些士人，过着“衣不暖肤，食不满肠”的生活，经常在“苦其意志，劳其四肢”，甚至“伤其五脏”，然而他们却胸怀广阔，怡然自得。这不是人之常情，可是他们竟这样做，为的是什么? “名也”。在商鞅看来，“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因此，商鞅认为，礼义法度约束限制不了人的好利本性，也改变不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
商鞅认为，人们有这样的欲望并非坏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有拼搏进取的不竭动力。
有这样一位小男孩，他的父亲是位马术师，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东奔西跑，一个马厩接着一个马厩，一个农场接着一个农场地去训练马匹。由于经常四处奔波，男孩的求学过程并不顺利。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那就是要拥有一个全国最大的牧马农场。
初中时，有一次，老师叫全班同学写报告，那晚他用心地写了7张纸，描述他的这个宏大志愿，并且仔细画了一张200亩农场的设计图，上面标有马厩、跑道等的位置，然后在这一大片农场中央，还要建造一栋占地372平方米的巨宅。
他花了好大心血把报告完成，第二天交给了老师。两天后他拿回了报告，第一页上打了一个又红又大的F，旁边还写了一行字：下课后来见我。脑中充满幻想的他下课后带着报告去找老师：“为什么给我不及格?”
老师回答道：“你年纪轻轻，不要老做白日梦。你没钱，没家庭背景，什么都没有。盖座农场可是个花钱的大工程；你要花钱买地、花钱买纯种马匹、花钱照顾它们。你别太好高鹜远了。”老师接着又说：“你如果肯重写一个比较不离谱的报告，我会重打你的分数。”
这男孩回家后反复思量了好几次，然后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只是告诉他：“儿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你必须拿定主意。”
再三考虑好几天后，他决定原稿交回，一个字都不改。他告诉老师：“即使拿个大红字，我也不愿放弃我的梦想。”
20多年以后，这位老师带领他的30个学生来到那个曾被他指责的男孩的农场露营一星期。离开之前，他对如今已是农场主的男孩说：“说来有些惭愧。你读初中时，我曾给你泼过冷水。不过，还好，如今你已经功成名就了。”
淡泊名利，把功名让给别人
第一次登陆月球的宇航员其实有两位，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阿姆斯特朗外，还有一位是奥尔德林。当时阿姆斯特朗所说的一句话：“我个人的一小步，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早已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言。
在庆祝登陆月球成功的记者会上，有位记者突然问奥尔德林一个很特别的问题：“由阿姆斯特朗先下去，成为登陆月球的第一个人，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
在全场有些尴尬的气氛下，奥尔德林很有风度地回答：“各位，千万别忘了，回到地球时，我可是最先出太空舱的。”他环顾四周笑着说，“所以我是由别的星球来到地球的第一个人。”
大家在笑声中，给予了他最热烈的掌声——因为他对名利的豁达。
也让我们给予奥尔德林以同样热烈的掌声，只为他的淡泊名利。当一件事，你能做，别人也能做的时候，你应该让给别人做；当一份荣誉，你能得，别人也能得的时候，你应该让给别人得；当一个职位，你能坐，别人也能坐的时候，你应该让给别人坐。
居里夫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一次，一位朋友来到居里夫人家里做客，他忽然发现居里夫人小女儿手里正在玩弄的是英国皇家学会最近授予居里夫人的一枚金质奖章。他不禁大吃一惊，忙问：“居里夫人，能够得到一枚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奖章，那是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让孩子随便拿着玩呢?”
居里夫人听了后，笑了笑说：“我只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是玩具，只能看看而已，决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我国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他谢绝所有新闻媒体的采访，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记者，曾千方百计想冲破钱先生的防线，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对全国观众宣告：钱钟书先生坚决不接受采访，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见。
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特邀钱钟书去讲学，每周只需钱钟书讲40分钟课，一共只讲12次，酬金16万美元，食宿全包，可带夫人同往。待遇如此丰厚，可是钱先生却拒绝了。
钱先生的著名小说《围城》发表以后，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在国外反响也很大。新闻和文学界有很多人想见见他，但都遭他的婉拒。有一位外国女读者拜读了钱先生的《围城》后，对钱先生仰慕不已。定要一睹钱先生的风采。而钱先生再三婉拒，她仍然执意要见。钱先生幽默风趣地对她说：“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一定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1991年11月，在钱钟书先生80岁寿诞的前夕，家中电话不断，亲朋好友、学者名人、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他开祝寿会、学术讨论会，钱先生一概坚辞。
俄国寓言大师克雷洛夫就曾对功名进行过这样精辟的阐述：“这样的人更值得尊敬，他默默无闻地躲在暗地里，在漫长的辛苦日子里无酬地劳动，得不到光荣，也得不到表扬；只有一种思想鼓舞着他的辛勤劳动，他的工作对大众是有益的。”当你不需要让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身上，反而让别人享有荣耀时，你的精神就会发生某种奇特的改变，享受到一种宁静的感觉。
无论是奥尔德林、居里夫人，还是我国学者钱钟书不都正是这样的伟人吗。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不要独占荣誉，要立即转送出去，让那些默默无闻地帮过你的朋友或部属也分享这份荣誉。要知道，你现在的成就并不完全是由你一人创造出来的，即使你不曾正视这个问题，但不可否认一定有人曾经帮助过你。当你能公开地对自己及他人承认，你并非独立达成这些成就，所以不能独享荣耀时，一种完美和谐的感觉会在你的内心和你的人际关系中逐渐浮现。如果你身边都是正直又有能力的人，而这些人又和你有相同的观念及类似的价值观，你会发觉慷慨地将功劳归于他人并不是件困难的事。
莫为名利遮望眼
自古以来胸怀大志者多把求名、求官、求利当作终生奋斗的三大目标。三者能得其一，对一般人来说已经终生无憾；若能尽遂人愿，更是幸运之至。然而，从辩证法角度看，有取必有舍，有进必有退，就是说有一得必有一失，任何获取都需要付出代价，追求名利亦然。一个人如果过分追求，又不能一时获取，求名心太切，有时就容易产生邪念，走歪门道。结果名誉没求来，反倒臭名远扬，遗臭万年。君子求善名，走善道，行善事。小人求虚名，弃君予之道，做小人勾当。古今中外，为求虚名不择手段，最终身败名裂的例子很多，确实发人深思。有的人已小有名气，还想名声大振，于是邪念膨胀，连原有的名气也遭人怀疑，更是可悲。
中世纪的意大利，有一位叫塔尔达利亚的数学家，在国内的数学擂台赛上享有“不可战胜者”的盛誉。他经过苦心钻研，找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这时，有位叫卡尔丹诺的人找到他，声称自己有千万项发明，只有三次方程式对他是不解之谜。善良的塔尔达利亚被哄骗了，把自己的新发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谁知，几天后，卡尔丹诺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三次方程的新解法，将成果据为己有。他的做法虽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欺瞒了人们，但真相最终还是大白于天下。现在，卡尔丹诺的名字在数学史上已经成了科学骗子的代名词。
唐朝诗人宋之问有一外甥叫刘希夷，很有才华，是年轻有为的诗人。一日，希夷写了一首诗，曰《代白头吟》，他到宋之问家中请舅舅指点。当希夷诵到“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宋情不自禁地连连称好，忙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希夷告诉他刚刚写完，还不曾与人看。宋遂道：“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让与我吧。”希夷言道：“此两句乃我诗中之眼，若去之，全诗无味。万万不可。”
晚上，宋之问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只是念这两句诗。心中暗想：此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一定要想法据为己有。于是起了歹意，命手下人将希夷害死。后来。宋之问获罪，先被流放到钦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称快!刘禹锡说：宋之问该死，这是天之报应。”
宋之问、卡尔丹诺等并非无能之辈，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很有建树的人。就宋之问来说，纵不夺刘希夷之诗，也已名扬天下。可悲的是，人心不足，欲无止境!俗话说，财迷心窍，岂不知名也能迷住心窍。一旦被迷，就会使原来还有一些才华的“聪明人”变得糊里糊涂。使原来还很清高的文化人变得既不“清”也不“高”，做起连普通人都不齿的肮脏事情，以致弄巧成拙，美名变成恶名。
求名并无过错，关键是不要死死盯住不放，盯花了眼。那样，必然要走上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路。苏轼有诗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名利固然使人欣羡，但如若强求不该属于自己的，一旦受之，便如同大山压身，累垮岂不是早晚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