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公元1902年6月17日。
［创刊地点］天津法租界。
［创办背景］
《大公报》由英敛之创办。英虽是满人，但其思想上属于改良立宪派。他将报馆设在法国租界，并借天主教徒的身份和法国领事的支持，获得了比其他报馆相对安全一些的有利条件。他在创办《大公报》时，就打算像梁启超那样“著论求为百世师”，加之有外国传教士和法国领事“支持”，乃使该报以“敢言”著称。成为中国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作为改良立宪派报纸，它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但也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英敛之对办报失去了兴趣。1916年，他将《大公报》出售给曾是该报的主要集资人——皖系财阀王郅隆。在王主持期间，《大公报》成为亲日报纸，因经营不善，1925年停刊。
1901年1月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宣布“更法令、破旧习、求振作、议更张”，由此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所谓“新政”时期。
随着国内肃杀的政治空气渐渐松动，维新派人士重新抬头，被压抑了三年之久的戊戌思潮再度涌动、倡言改革的报纸在各地纷纷出版，其规模和声势很快超过了戊戌时期。与此同时，报人们的办报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西方新闻学说的影响下，他们认识到报纸的主要职能不是替朝廷“宣德达情”。而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成为中国的“第四等级”，为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天津《大公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刊的。
［作者英敛之小传］
英敛之（1867～1926），笔名英华敛之，满洲正红旗人，“家世寒微，生长陋巷”，22岁时入天主教，接触到一些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知道那里“民权充盛，民智开通”，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取法泰西，走向富强。戊戌年间，他曾撰文对康有为的维新主张表示赞佩。变法失败后，他“感痛郁结，情不能巳”，在1899年10月著文说：“去岁政治维新，痛革旧习，精神为之一新，风气为之一变，海内归心，邻国耸听，莫不翘首企踵，快睹中兴之始。乃不幸风波陡起，地覆天翻，……今已一年，丛脞日甚，变乱日深，平心细问，果强盛于前乎？抑败坏于前乎？……今朝廷苟犹有自强之意、自保之心，必须幡然改辙，新政重兴。”1901年春，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等人欲集股办报，邀英敛之主持共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英敛之自任总经理、撰述、编辑诸职，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存世有《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
［创刊词译文］
我们同人们早就打算于1902年5月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了。大家推选由英敛之来经营大公报。
大公报的办报宗旨在于提倡良好社会风气，提高民众意识。利用西欧的学术弥补我们的不足。对于我们的浅陋既担心又惭愧，这就是命名“大公报”的原因。
在中国徒有其名、毫无其实的事情比比皆是。今天这份报不会出现自我标榜、夜郎自大、假公济私的情况，它是秉乘是是非非、原原本本公正的。也许我们创报初期也可能会像人小的时候一样，幼稚，缺少历练，遗漏许多东西，但久而久之或许能取长补短、推陈出新、自然折衷。
现今大公报首次问世了，自以为有必要为此作个序言：什么叫大公？忘掉自己就是大我，没有私心就是为公。
本报不会以自我为中心，刚愎自用；也不会流于世俗，颠倒是非。报道那些有益于国民有助于学术的东西，其他偏激歪谬的言论不是我们所选择的，猥邪琐屑的事是我们所鄙弃的。希望海内外的有识之士能够加以教诲，以发扬我报宗旨，开启民智，简化陋俗。我的同仁们应当奋起自我鞭挞，坚持与人为善共同扩大大公无我的志向，这是顾名思义不至辜负所学的。但愿能移风易俗，国富民安，没有天灾人祸，百姓安康，这样我们也就如愿以偿，如此，我们的心也能得到宽慰了。
［焦点评析］
从《大公报》的创刊词中，我们可以读到当时有志之士对开民智之急切心情。庚子国变，激起八国联军侵华的直接原因就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愚昧无知，对近代国际外交规则一窍不通。清政府公然派兵攻打列国驻华使馆，这在国际法上无异于向全世界宣战。开明之士鉴于中国民智未开，急切地想开风气、启民智。所以我们今天再读这篇创刊词时。感觉犹如在读一段政治宣言。
该宣言强调：“不会出现自我标榜、夜郎自大、假公济私的情况”，《大公报》只刊登新政时事和救国良策，不登那些无关国是、琐碎无聊的八卦新闻，只“报道那些有益于国民助于学术的东西”。并在该报附录书籍中刊登议论时政的文章和新译西方作品。如此宣言难道不像一篇匡扶国难，救亡图存的政治纲领吗？
报纸创刊后第五天，就发表题为《论归政之利》的论说，公开要《大公报》女记者吕碧城。英敛之时求慈禧撤帘归政，说只要“太后”期的《大公报》派女记者吕碧城到欧美采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访，开中国报业之先河。
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对于慈禧搞的所谓“变法”，《大公报》认为名不副实。“此次变法，虽日力祛偏私，实事求是；其实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态，毫无精神予其间。恐泄泄沓沓，仍沿从前之陋习。既未将旧日之熏染，～一痛加湔洗，又未将旧日之秕政，凡可以涣吾民心、阻我进步者，一一锄之务尽，成与维新。亦不过稍涉皮毛，欺饰耳目，藉以塞责。若是者，仅得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它要求清政府进行真正的改革，除了吏治、军事、实业、教育等方面，还必须改革政治体制，变封建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
1903年8月18日（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光绪皇帝寿辰时，《大公报》在报头旁边用大号字登载祝词：“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宪法早立，国祚绵长。”在当时国内的报纸中，《大公报》鼓吹立宪是最起劲的，影响也最大。1905年4月，该报出至一千号时，以“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为题悬赏征文。结果中头奖的三篇中有两篇皆以立宪为言。其中一篇写道：“居今日而欲振兴中国，采五大洲之良规，剔四千年之积弊，贫一变而为富，弱一变而为强，其必以君主之国而行立宪之法，最为当务之急。”英敛之对这次征文活动十分自豪，说“此举为中国日报绝无仅有者”。
《大公报》从创刊之日起，就对迷信活动展开批判。创刊词认为，像那些“歪谬的言论”、“猥邪琐屑的事”都“不是我们所选择的”。因此，《大公报》每隔数日，就发表一篇文章，以科学知识为武器，批判各种迷信邪说。对于统治阶层的迷信活动，《大公报》一直不断地进行揭露和指斥。1903年，慈禧蛊惑于所谓徐桐托梦，下令重修庚子事变中被拆毁的京师都城隍庙。当此事仅为传言时，《大公报》亦惊亦疑，斥慈禧“说梦话”。不料传言竟成事实：“某太监传云，皇太后日前夜间得一奇梦，梦见徐桐人入，奏明太后，新奉玉皇敕旨，作为都城隍；而任都城隍竟不能保护京师，以致联军入内，现已革职等语。太后梦醒，次日即传旨饬建城隍庙。刻下鸠工重建，另塑木偶矣。”《大公报》评论道：“本馆于此无关大局有误愚民之事，本不登录，唯此事经某太监所传，梦虽无据，而重建都城隍庙确有其事，姑妄记之，以见中国人信邪之心至死不悟。”所谓“信邪之心至死不悟”，明骂“中国人”，实则痛斥慈禧。
1903年，《大公报》向剪辫易服这一风俗改革的禁区发起冲击。它以征文的形式，在报上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认为“今当此二十世纪吾国眼帘初启光明一线之时代，吾遽欲为四万万同胞当头振一警钟，日：必剪尔辫、易尔服，举亚洲数千年圣王之制作、吾祖宗二百数十年之留遗，不惜芟剃之，毁除之，以尽从欧俗为快。”1904年，清政府练兵处准备仿照日本军服式样改换新军服制。由于发辫不适于洋军装，练兵处内部曾有准予改换军服的士兵剪辫的议论，但遭否决。而《大公报》再度就剪辫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发辫是野蛮的标志。
此外，《大公报》还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女学；主张改革婚嫁和过年风俗；反对赌博，倡导体育运动，等等，充分实践了它在创刊之初所宣布的“但愿能移风易俗”的宗旨。
《大公报》创办之日，正是清政府日趋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之时。《大公报》创刊词标明办报的动机与意义：“提高民众意识，利用西欧的学术弥补我们的不足。”
早期《大公报》的政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但却以“敢言”、“替劳苦大众说话”和报风严肃而受到读者欢迎，成为华北地区颇有影响的报纸。
《论归政之利》敢于在西太后头上动土，劝西太后改恶从善；并敢于揭露社会矛盾：“今天下疲困极矣，水旱连年，盗贼蜂起，暴敛横征，亘古未有，农不得耕，工不授器，商不获利，而士亦不能专一学业……”表现出作者英敛之对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情心与人文关爱。
而在《大公报》首发的《开发智法》的短文谈道：“要使吾邦富强，必先开吾邦之民智；要开民智，则必须设议院以伸民权，兴社会以倡民智。”作者英敛之借《大公报》的欧风美雨，提出了通过教化倡导文明、以文教发达社会的思想。这在当时不啻是大吕洪钟之声。而大公报百余年不衰，也当因其初衷底蕴根深蒂固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