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报人与报刊
1．詹大悲的办报倾向
詹大悲（1887—1927），湖北蕲春人。原名培瀚，一名瀚，字质存。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考入黄州府中学。次年到武汉，任《商务报》总主笔，宣传革命。1911年（宣统三年）与蒋翊武等在武昌组织文学社，被推为文书部部长，章程皆出其手。同年7月26日，因在其接办的《大江报》上发表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而被捕入狱。武昌起义后出狱，主持汉口军政分府。1913年参加讨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后自日本返国，在上海被捕，投租界狱中，袁世凯死后释出。旋被选为湖北省议会议长。为鄂督王占元所忌，未到会任职。1924年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政府参事，拥护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1926年随北伐军到武汉，任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次年春任湖北财政厅长，旋被桂系军阀胡宗铎部杀害。
詹大悲生前与革命同志创办《商务报》。《商务报》原为一家普通的商业报纸，1909年10月发刊，社址在汉口英租界。开办不久因资金困乏，陷于停业状态。时革命党人宛思演、詹大悲、蒋翊武、刘复基等共议筹办一报，以作革命鼓吹机关，乃由宛思演卖祖传田产百数十亩，得款六百多元，于1909年12月沿用该报名称开办，宛思演、邢伯谦分任正副经理，主笔是詹大悲。
1910年4月，《商务报》因大力谴责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而被迫停刊。1910年12月，詹大悲设法筹得资金三千元接办《大江白话报》，并更名《大江报》，自任经理。次年7月26日，发表署名奇谈撰写的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其中说道：“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
《大江报》发表反对清政府和平改革的言论，令鄂督瑞激惊恐不安，即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饬令江汉关道率兵查封大江报馆，“求禁发行”，并逮捕詹大悲、何海鸣二入。
事件发生后，“汉口各界以《大江报》平日敢畜，一旦被官场摧残。殊为惋惜，拟即代为辩护，将一切情形陈请湖北咨议局提议、以昭平反。故汉口各界，舆论哗然，连日该馆门口，安慰之纸条、哭吊之短文甚多。”鄂督瑞激原想以“乱党”罪名，将詹、何二人处以死刑。但慑于舆情激愤，只好草革收场，改判刑事处分，判詹大悲监禁一年，何海鸣监禁一年。
《大江报》虽然被扼杀了，但它那惊世骇俗的文字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憾，使革命群众的热情达到沸点。它被封后不到三个月，武昌起义就爆发了。它对武昌起义是起了一份推动作用的。
时人有诗赞日：“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汉口光复后。詹大悲出狱，组织军政分府，指示曾承印过《大江报》的大成汉记印刷公司的老板胡石庵（胡也是革命党人）创办报纸，专为义军寅传。
胡石庵遂将《大江报》改为《大汉报》，并表示“誓以十万毛瑟输军府”，为革命擂鼓助威。
《大汉报》一创刊，就刊出胡石庵以“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名义撰写的《布告国人书》，猛烈声讨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号召全国速起响应，共同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
该报专事于社撰出来的假新闻、假文告。但也反映了民众期待革命成功的急迫心愿，因此无不信以为真。时“汉阳失守，清军隔江炮轰武昌，黎元洪一走。城内一片混乱，人心动摇。《大汉报》坚守岗位，照常出版，一天内连发六次号外，伪作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假新闻，因而致使“人心转安，士气复振”。就连海外华侨及欧美通讯社也纷纷转载这些假稿件。时人有诗称誉《大汉报》：“开天国庆无双日，革命文章第一篇。佳期恰在重阳后，首义争传一纸先。”由上可知，詹大悲是作为政治家的身份来办报的，也即是主张制造革命舆论的。如他在审判法庭上，慷慨陈词“国民党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警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
2．史量才与《申报》
史量才，原名家修，祖籍江苏南京，生于上海青浦县一个商人的家庭。1899年考入松江府娄县县学为附生，但不久受新思潮影响。放弃仕途，于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在上海从事教育，先后在育才学堂、务本女学、南洋中学等学校任教。1904年创办女子蚕桑学校，致力于发展实业教育，并积极投身上海及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1912年，当《申报》以采访国内外大事和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对时政不时发出批评时，为了扩大销路，史量才招罗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为他主持副刊“自由谈”，连载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小说。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申报》销路大增，史量才在报界的威望也不断提高。1927年，他又收买了《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他凭借在报界的实力。向其他产业发展。1921年，参加创办中南银行，还发起设立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他实力日增，在哈同路（今铜仁路）购买了豪宅，有花园假山、珍奇异玩，美奂美轮。
1934年被蒋介石派戴笠秘密制裁。史量才与夫人、内侄女、儿子及儿子的同学、司机共6人乘自备汽车由杭州返沪途中遭国民党特务狙击，史量才和他儿子的同学、司机3人当场遇害，其子逃脱。
史量才不过是一个酷爱办报的文人。
真正的文人报业活动的显著特征是：在办报之初就“订了终身”；不会因为小风小浪轻言放弃：无特殊情况即终生为业。
自从张謇等立宪法人以12万元从席子佩手中购得《申报》不久，就被席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告上法庭。史量才等人被判赔银二十四万两。与史合股购买《申报》的股东纷纷脱离《申报》，惟有史量才爱报如命，艰难凑足银两，购下全股权，独家经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屡屡制造事端，为其全面侵华作准备。史量才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于是一改《申报》以往求稳的方针。大声疾呼国人起来反抗日本的侵略。同时，为了更好地贯彻报纸的爱国主义立场，史量才大胆地聘请了国内进步人士陶行知为顾问，黄炎培为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共同办报。陶行知因在南京领导了反内战的学生示威活动而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先后逃往日本，又潜回上海。史量才在与他接触后，对他十分钦佩，毅然请他参加了《申报》的工作。至此，《申报》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卢沟桥事变后，《申报》以特大字标题，强烈抗议日军的侵略，向全国人民披露事件的真相，并指责国民党当局“因循坐视，毫不自主”，“我一退再退，日人仍节节进逼，我其将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这一年的12月，北平、南京等地爱国学生在南京举行示威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发生了“珍珠桥惨案”。
史量才不顾当局的禁令，接二连三地在《申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号召全国人民，“对危害国脉者，我全国民众起而共弃之”。由此，《申报》的发行量日益扩大，影响也更加广泛。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再次挑起事端，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战争爆发。史量才亲自在《申报》上发表时评：“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我国至此，万难再忍。”陶行知又执笔接连发表评论，号召“全国军队团结起来，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恢复已失国土……”
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浴血奋战。由于国民党当局支持不力，军火及粮秣均十分匮乏。史量才毅然把存在汇丰银行中用于购买新闻纸的七万多美金提出，支持抗战之用，并在全市发起募捐运动。因十九路军的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运输不及，史量才又在《申报》上呼吁全市人民支援。不多久，上海所有的运输汽车、机器脚踏车都加入了为十九路军运输物资的行列。
随着战事的发展。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不得不实行撤退。史量才又在《申报》上进言国民党当局：“倘若今后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
1932年4月，中日双方举行了停战谈判。《申报》又发表时评要求政府不要“甘受城下之盟的奇耻之辱”，“绝无再忍让之余地”。但国民党当局仍与日本方面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这时，史量才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国民党当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
早在1931年11月间，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之际，宋庆龄就在悲愤中发表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团体》的宣言。当时，上海的各家报纸慑于国民党当局的淫威，没有一家敢发表。史量才在一次集会上公开发表议论说：“宋庆龄是国父的夫人。她的宣言，为什么不能发表？”并在12月20日的《申报》上全文发表了宋庆龄的宣言。
1932年3月，国民党在上海召开一次“国难会议”，邀请了不少知名人士参加，史量才也在被请之列。这次会议的主旨是：御侮、绥靖、救灾。当史量才得知后，已是再明白不过了。所谓“御侮”，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至于救灾，无非是让大家多掏点钱罢了；绥靖，这才是主旨，核心在于反共反人民绞杀民主也。于是，史量才在4月1日的《申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国难会议”不过为敷衍人民的手段，并提醒其他被征聘的代表三思，“是否甘为傀儡”，否则，应表示拒绝参加会议。结果，国民党大张旗鼓宣传的所谓“国难会议”，到会者不到三分之一，冷冷清清地收了场。
非但如此，史量才还在《申报》上连续发表评论，抨击会议的三项决议，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蒋介石的嫉恨。国民党右派系统的报纸纷纷攻击史量才是“思想左倾，为共党效力”。
1932年4月，史量才在《申报》上公开提出了“结束一党专政”的主张，还发表了陶行知的文章《颠倒的逻辑》，指名道姓地批判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这一年中。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在江西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史量才又在《申报》发表了陶行知的《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文章，揭露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对杀人放火的日军“委曲求全，礼让谦和，请其撤退”，而对国内铤而走险的人民。则动员大军，大加挞伐……这组文章一出，在几十万读者中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也给了国民党当局猛烈的一击。
由于史量才一贯坚持争民主、反内战的立场。甚至敢于“犯上逆鳞”，屡屡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史量才的一位好友劝他说：“蒋先生靠反共起家，你却公然反对他的剿共政策。刺他的要害。怎么不引起他的仇视呢？他有几百万军队，可不能得罪啊。”史量才则回答说：“《申报》有几十万读者，我也不敢得罪他们。报纸产业虽属我个人，吾人宁为玉碎。苟且、巧取是可耻的事，我一向是厌恶的。”
由于史量才的“一意孤行”，不仅得罪了国民党当局，也惹恼了蒋介石。
1932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部突然下令，严禁《申报》邮递发行。此令一下，也就是说，《申报》只能局限于上海租界这一弹丸之地，所有投递到租界以外以至国民党统治的国内各省市区的报纸，都将被截或禁。这一来，《申报》的正义之声将被掐断。史量才不得不四处设法。
《申报》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秦墨哂与蒋介石的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有关系，史量才立即要秦去找杨疏通。杨介绍秦去找陈立夫，陈写了两封信，一封介绍他去庐山找蒋介石，一封要他去汉口见公安局长陈希曾。
秦上了庐山，适逢蒋介石已赴汉口，于是又赶往汉口。秦到汉口先见到蒋介石的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杨向秦出示了一份朱家骅写给蒋介石的报告。
只见信的上端有蒋介石用红笔亲批的六个大字：“申报禁止邮递”。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批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例如《申报》的《剿匪评论》，对于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记载和评议，《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登载的陶行知等的文章，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等，都是不利于党国的……
朱家骅和潘公展还把《申报》的文章一一剪下附在了后面。
秦墨晒在杨永泰的引见下，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表示，恢复邮递可以，但必须答应三个条件：一、《申报》必须改变态度；二、立即辞退陶行知、黄炎培等人；三、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申报》指导。秦立即返回向史量才作了汇报。史量才与报社同仁研究后，认为一、二两条好办。改变态度，只要发个书面文书就行了。至于今后怎样办报。则又是一回事了。陶行知等人本来就没在报社挂名，只是特约撰稿人。关键是第三条，史量才表示，派员指导，决不能接受，宁可停刊。
报社把意见反馈给蒋介石后，蒋看到史量才软硬不吃，又顾忌如将《申报》这样有影响的报纸禁了，反而会造成被动。于是就网开一面，下令取消了《申报》的禁邮。就这样，在1932年8月21日，禁邮了三十五天的《申报》，终于又送到了读者的手中。
《申报》开禁后，蒋介石看史量才并不容易就范，就又指示上海市政府当局，向史量才封官许愿，什么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上海战区复兴委员会委员等等，均被史量才拒绝。但真正直接导致蒋介石向史量才下手的，是这样几件事：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史量才积极给予支持。他以记者名义出席了一次大会，表示《申报》支持“同盟”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并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当局限制言论自由、侵犯出版权益的行为。
1933年3月，中共党员廖承志、罗登贤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史量才积极参与营救，在《申报》上发表了“同盟”聘请的律师为三名共产党员作辩护的声明，把国民党当局的阴谋昭示于天下；还发表声明抗议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非法逮捕并擅自枪杀镇江新闻记者刘煜生的卑劣行径。矛头直指蒋介石。
此外，史量才对《申报》再次进行了革新，他大胆聘请了进步作家黎烈文为“自由谈”的主编，并在以后一段时间里大量刊载了鲁迅、巴金、陶行知、胡愈之等人的文章。特别是鲁迅先生在报上发表了六十多篇杂文，猛烈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给蒋介石集团以沉重的打击。这时，《申报》的发行量突破了一百五十万份。
国民党当局对《申报》的举动惊恐万状，但又无可奈何。一份份关于《申报》的密件，通过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上海警备司令部纷纷送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及蒋介石手中。蒋介石怒不可遏，感到《申报》处处和自己唱对台戏，已经构成了对自己直接的威胁。如再不采取行动，势必后患无穷。于是，蒋介石向戴笠正式下达了对史量才“秘密制裁”的命令。
一代报业巨子终于殒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