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并非不知道自己不过是日本人的傀儡，但他只要拥有表面的权威就可以了。至于是否有实权，他现在也不是那么看重。但随后日本人炮制的“帝位继承法”和命令其弟弟溥杰与一个日本女人完婚的举动，令溥仪彻底放弃了恢复祖业的妄想，不再追求实际的和名誉的皇帝，只求保住性命就行。于是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溥仪唯日本人之命是从，签发大量出卖民族权益的政令、军令，到后来更是连自己的祖宗都不敢祭祀，把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于公元1940年请到长春，作为祖宗供奉起来。还得战战兢兢地听“准父亲”日本人吉冈安直对他的训斥，只有到这时，溥仪才会想起临来东北前身边的人所说的那句话：“不要忘了石敬瑭！”
溥仪傀儡皇帝的生涯直到公元1945年8月15日才算结束。这天，前苏联军队进入东北。抓获了准备乘飞机逃跑的溥仪，并作为重要战犯，送到前苏联关押。
秋鸿。不知何许人，满洲四年的光景，使他感到时下“新生报纸，诞生于小阳季节。和熙如春”，“时代巨轮。不时辗动，新兴国家，树立着伟大开发计划，自应有一轻便而易购读之刊物，逐日呈现于一般爱好文化，关怀艺术的崇高市民的眼睑之中。”
这个以新兴国家自羽，以傀儡新制为己任的作者认为：“我新兴满洲，崛起东亚，各新闻报道机关，为时代之趋，作匡时之工具，与所肩负之伟大责任，比这一般普通国度，尤为严重，而含有特殊之意义。”
作者秋鸿，其写创刊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证明“福祉”所在：“其利自溥f我们的利益出自于溥仪），而本身所受之使命，为推进教化，发扬政治，行行重行行……亦可谓至重且大者矣，国人曷共勉之哉！”——如今重新温读，虽有哑然失笑之感，但也确有令人慨叹之处。
《新蜀报》
［联合版时间］1939年5月6日。
［联合片地点］重庆。
［联合版背景］
1939年5月初，日军飞机两次轰炸重庆，破坏严重，许多报社房屋倒塌，水电断绝，损失惨重。当时各报一时难以单独恢复出版，于是10家大报——《中央日报》、《时事新报》、《扫荡报》、《大公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新民报》、《西南日报》等成立联合委员会（由各报社负责人组成），由《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任主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任编缉会主任，集中人力、物力，不分党派、立场，共同出版联合版。5月6日，重庆各报联合版创刊，一直出版到8月12日，共99号。联合版为对开半张两版，后出对开一张4版，在《时事新报》的防空洞中印刷，是为中国新闻史上有报纸联合版之始。此前的4月14日，《全民抗战》、《世界知识》、《妇女生活》、《战时教育》、《文艺阵地》、《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七大杂志也曾联合出版战时特刊《国民精神总动员》。
［作者王芸生小传］
王芸生，天津静海人，新纪《大公报》专栏作家，著名报人。1931年，受命为新纪《大公报》编写关于“明耻教战”的中日关系的史料，1945年出任新纪《大公报》第二任总编，在其执掌下，天津、上海版《大公报》的言论渐趋进步，但后期，又颇受进步人士非议。1980年病逝，主要著作是再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联合版发刊词］
重庆各报联合版，今天开始发刊，这个联合版参加的分子，是重庆全体日报。联合版们有几点意见，愿公告于读者。
第一，最近敌机的狂炸重庆，是抗战开始后敌人兽行表现最野蛮残酷的一幕，敌人这一次轰炸重庆，目标全在平民及商业区域，敌机轰炸之不足，还继以烧夷，敌人残害中国平民之不足，还任意向外国人民及在华外交机关，扫射及投弹，敌人毁灭我们工商业机关之不足，还尽量毁灭我们的文化事业，重庆这次敌机的狂炸，我们同业的牺牲惨重，我们联合版的发刊，在将来中国有报业史上永远是惨痛悲壮的一页，中国现在与未来的新闻记者，决不忘这个联合版发刊时的惨痛环境。
第二，联合版所表现的精神，最显著的是团结，文化界本来最难团结的，中国的抗战后，全国集中于一个主义，一个目标，辛苦奋斗，我们的全国团结一致，多半是敌人帮助我们的，敌人对我们多压迫一分，我们的团结更加深一层，重庆的报界，现在本是集合京沪津汉的精英，今天集合在一个组织下面发行联合版，在人力物力方面，比以前格外能充实，我们报界这次的联合组织，比以前格外能尽责，我们报界这次的联合组织，自信对业务上将更有进步，对读者更可尽我们的责任。
第三，敌人对我们的各种残酷手段，我们的回答，是加紧我们的组织，我们要拿组织的力量，去破碎敌人一切的阴谋诡计，敌人这几天对重庆轰炸的罪行，处处表示他们的愚蠢，他们用这种手段来压迫我们，只有促成中国各阶层社会的有组织的抵抗和反攻，重庆新闻界的联合组织就是一个显例。我们相信重庆的民众，经这次大轰炸后，虽然受到人生最大的痛苦，但是大家敌气愈深，抗战决心益坚，这是必然无疑的。重庆这几天的环境太悲壮了！重庆的新闻界，在各种悲壮的经历中，更谋加紧我们的组织，展开我们奋斗的阵容。联合版是这种精神的一个表现。
［焦点评析］
《重庆日报联合版》在愈演愈烈的中国矛盾和利害冲突下，在国共两党为民族生存互相妥协退让下，也就应运而生了。
面对日本侵略者野心逐渐膨涨和侵略脚步接踵加快的情况下，国共两党抛弃前嫌，站在了民族统一的战线上，为挽救民族危机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民族英雄顾炎武的铮铮之言响彻神州。日军的野蛮残酷的轰炸、惨绝人寰的杀戮、罄竹难书的恶行，不仅不会使意坚志强的亿万万中华儿女所屈服，反而使我们更加有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仇敌忾。凶残的侵略者对我们多压迫一分，我们誓将侵略者赶出中华大地的决心就越坚定一层。
所谓文人，历来“文人相轻”，文化界今日倘能走在一起，联合办报，的确难能可贵，也是千载难逢。王芸生作为报界知名报人。深知今日联合出版是“将来中国有报业史上永远是惨痛悲壮的一页，中国现在与未来的新闻记者，决不忘这个联合版发行时的惨痛环境”。
或许正是王芸生深感到抗战胜利之不易，文人联袂之不易。从而上升到和平之不易，国共合作之不易的缘故，因此，他竟在他主掌的《大公报》上于194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社论指出：
试问如果一个政党突然掌握了中国首都……其疲劳的军队能否再远征中原及边疆未克复的各省？很可能若干地方军阀会玩其惯技，派员疏通，在两便情形下投诚效忠。试问问这政党是严词拒绝呢，还是勉强答应？依过去改编伪牌军队朝秦〈暮〉楚而言，我们的批断是勉强但一定答应。然而那么一来，这个有革命抱负的政党稳握政权后十年廿年，可有把握不走上腐化途径？而那时不满现状的人们能不再起而革命？于是革命不已，流血不已。这个连环套要到哪年为止呢？
同年3月8日，王芸生又再推出《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的社论。这两篇社论，遭到了著名“党外”人士的作家郭沫若的揶揄，他在《隔海问答》一文中写道：
一月八日《大公报》的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大约是近来王芸生的一篇得意文章，批评它的人已经不少了。我虽然落后，也从友人处借来看了一下，照例是那套烂熟的圆滑笔调，有心玩弄人，实在有点令我作呕。不过我对于文中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倒很感觉着兴趣……这儿所假设的“一个政党”明明白白地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出于假设，已经足以证明王芸生和他一群人的脑子里面已经在转着这样的念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要“突然掌握”着南京的。蒋朝必亡，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已承认着是既定的局势了。但他们还没有灰心，忠心耿耿地还在图谋抢救。在他们意想情愿的希望里，自然最好是“这个有革命抱负的政党”能够妥协，不要等自己“疲劳”了，自己也“腐化”了，让别人又来革你的命。但这，可能吗？王芸生自己在《大公报》的另一篇社评里面早就说穿了。三月八日的《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革命》里面有这样的话：“在腐败然而有限期的政府与健全而无限期的政府之间，我们是宁选前者的。”这儿的“健全而无限期的政府”所指的自然也就是中共“掌握了中国首都”
之后的政府。但既“健全而无限期”，那还有什么“疲劳”与“腐化”的可能呢？人民能全体“疲劳”而“腐化”吗？
王芸生不是党人，但他出于知识分子固有的“忧患”意识，而敏感到了现存国家的政治前景及其未来的政党之命运。敢于“放言”，也即是报人的历来德性。我们在此似无可厚非地妄加评析的了。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被誉为爱国报人的王芸生，再次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2005年9月7日，《北京晚报》刊登了沈泮一文：《中日关系：近代当代正好60年》。文中认为：
1980年，著名报入学者王芸生在病床上看到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的第一卷样书，老人的这部著作历时近半个世纪，终才有了完成的面貌。“我的报自然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活史料，我的文章也不至于太对不起我的国家。”2个月后，老人去世。三联书店日前再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谨以此书纪念王芸生先生逝世25周年和抗战胜利60周年。
王芸生。一个沉浸于爱国与和平事业的报人，其所始终如一的表现，总是秉承着“不至于太对不起我的国家”的这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