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娣娅：这都是常识了，大家都知道，这还需要我说吗？维吾尔传统是个非常专业的话题，三言两语的表述有点太意识形态化了，我们这里是学术的讨论。首先有一个框架，维吾尔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它本身在西北又是多元文化形态，它受了许多文化的影响，有丰富的文化因子，这边是中原文化，那边又受印度文化影响，还有波斯的，古希腊的，还有其他一些文化因子。沿着丝绸之路，它正好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路上。现在问题是我们说不清楚哪些是西进的，哪些是东传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捋清文化交流的脉络，还有很多未解的文化问题。但从定性来讲，它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属于西部的绿洲文化形态，是在干旱区形成的特有文化形态，是不同于农耕和游牧的人类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模式。
徐杰舜：维吾尔文化是东西交流的连接点，我在新疆调查就感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确是多元的。在哈密一些墓葬中看到有莲花，这与佛教有关系。还有喀什的很多与萨满相关的东西，跟蒙古族有关系。在哈密可以看到维族与汉族文化的交融，到了喀什，波斯和突厥的特点就更突出了。由此看出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互动，认同，整合。要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文化，如果没有人类学的眼光，就不会注意整合、比较的研究。壮族文化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在关注壮族和汉族文化的关系。最近我们在研究广西的一个平话人，认为平话人分为桂北平话人和桂南平话人两支。桂南平话人内部语言是相通的，而桂北平话人之间语言是不通的，三江的六甲人和贺州的都人，七都八都人，语言是不相通的，他们为何又认同自己是平话人？最近复旦大学做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把他们的血样进行线粒体检测，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他们的基因更接近广西的土著。因此得出结论，桂北平话人实际上是当地土著从秦，或者更早就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是汉化过程的一个中间体，没有最后完全汉化。他们跟桂南平话人也不同，是宋以前不同朝代来自不同地方的汉人和当地人的文化融合而成的。这是分子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结合的一个成果，也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可能只有从人类学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在我希望他们尽可能地把桂南平话人的血样也全部做好。
艾娣雅：徐老师，我刚才讲的只是一个方面，我现在补充另外一个方面。在现实中，若干年前当人们用中华文化的概念来讲的时候，潜意识里是讲汉文化。在很多出版物中，非汉文化都是作为点缀出现的。现在学术界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汉文化是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向。但学术理念的转变并不代表学术积累就跟得上。在人类学角度，有很多东西要从零起点来做，在草根的层面上，在区域的层面上。狼图腾在新疆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图腾，很多突厥民族都有，它跟中原有什么关系呢？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去做，没有把它放入一个更大的历史范围去看，从中华民族的互动去看。人类学就是要多元地、打通地去重新认识问题。因此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传统和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学术传统也不一样，研究范式也不一样。
徐杰舜：你说的我非常赞同。十几年前讲研究中国民族史就是少数民族史，没有汉族，好像汉族不是民族。所以在云南骂人讲“你这个老民族”，“少数民族”是骂人的话，这是很不好的。现在不是这样了，就是人类学在起作用。怎么还能够将汉族与非汉族二元论呢？人类学在面对中国的族群问题上应该起到好的作用。二十年前学术是非常传统的，没有人说研究民族史还要研究汉族史，其实汉族也是一个民族，民族史必须研究汉族史。而且汉民族也是滚雪球似的慢慢形成的。西方现在在关注我们，他们认为中国的东西也使他们更看得清楚世界的问题。
潘年英；你讲这个其实是老调重谈，费孝通太聪明了，一句话概括完了：“多元一体”，我们讲的都是废话。多元一体是个事实，我刚参加了一个水族的学术讨论会。水书太漂亮了！开始只有几十个字，现在已经增加到两千个字，我们的常用汉字也就两千个字。这里就可以看到所谓“多元一体”。水书的很多字是似是而非的，跟汉字有点像，但更多是象形字、图画。多元一体包含的太多了。叶老师今天搞了一个熊图腾，其实我在二十年前就搞了一个鱼图腾，文章发表了，没有图片，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相机。还有某某搞了一个虎图腾，也是讲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这些都只是一家之说，还有很多家。这些都是事实，只是我们不会概括，而费老一句话、四个字就概括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个话没有必要谈，我现在谈点别的。首先要感谢徐杰舜老师，你老是抬举我，很少的报销名额都给我一个。还有新建兄等也多次提醒我要发言。你们老是觉得我谦虚，其实我不是谦虚，我真的对学术的东西是非常浅薄的，这是事实。我第一不看书，长期在农村走，哪有时间看书。农村都点油灯，没有电嘛。第二不学理论，王铭铭送我的书我也不看，就放在那里。十年前讲那些东西，十年后还是那些东西，没有进步……
徐新建：你说王铭铭没有进步啊……
潘年英：呵呵，是说我没有进步。他很失望，老是调侃我是乡村作家、乡土作家。实际上我是没有进步，在学术上很少发言，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太想发什么言。我感谢你们给我的机会，今天下午老外的发言也让我大开眼界，外语部分我一句都听不懂，听翻译我都觉得挺好的。人生跟学术是一种遭遇，不是我故意要做出这种姿态。我其实很想读书，很多年前我跟新建讲要是能考上博士就太好了，可后来我最吃亏的是不但没考上博士，硕士都没有考上，还差一点连大学都没有考上，英语考了一分，太丢脸了。我没机会读书，但我在做一些事。我最近写的东西，写得不行，但印刷还不错，提法也不错：“保卫传统”。为什么说是一种遭遇呢？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以前几千年没有变化，在很多苗寨可以看到，可能两千年前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今天不一样，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快得一塌糊涂。我现在有一种紧迫感，冯骥才也一样，本来写东西写得好好的，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突然有一天觉得有一种压迫感，天津这座城市，老街就没有了，所以他站起来要呼吁。他呼吁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现在他做了政协委员，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了。他到了那个位子上，这跟他的呼吁是有关系的。这代知识分子都有这样一种遭遇，或者说是碰撞，然后就往那条路上走了。我也是这样，内心来讲，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写作。今天看了一个朋友发来的雷达写的一篇文章，对中国作家恨铁不成钢。举了几点，没有私人化写作、没有个性化写作、没有什么什么，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都有一种遭遇，都被这时代的洪流卷走了，身不由己。比如我自己有一个长篇小说，都写了十年了。十年前我在厦门就跟编辑讲了这个构思，赵南荣他激动得要死，从厦门追着我到南京。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构思，但我写了十年就写了四万字，现在还在电脑里面。他觉得这绝对是个好作品，不是夸张，他跟我说，他一辈子编了很多好书，就是没有编一本好小说，他希望我能圆他这个梦。很惭愧，十年了，还是这个数字，为什么呢？我觉得还有更多很急迫的事情要做，就是要记录。我老家，黔东南那里的文化每天都在大量地消失，快得要死。我从贵阳来时买了一本书，《中国侗族》，八百八十块钱，厚厚的，就是八十年代拍的东西。为什么买，因为看不到了，完全看不到了，今天看到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要做这件事情，这跟我们今天的话题相当有关系，它也是一种传统。
徐杰舜：你做的那个是非常急迫的，保卫传统。
潘年英：徐新建老师今天的梳理非常清楚，我这个就是民间传统，少数民族本身的传统。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把这个概念搞得很清楚，我就知道它是过去的东西，就是一种民间文化，现在就要消失了。很多东西你在看着它消失，比如说我自己，我讲流利的侗语，肯定比我的汉语讲得好，为什么我经常不敢发言，就因为我的汉语讲得很差，英语更一点都不会。但我们的语言到我这代就消失了，我女儿就不会了。我父亲会的东西我也不会。现在我家里面还放着一根绳子，很普通的，现在有什么用嘛？但当年那就是捕猎的工具，就是很简单的一根绳子搞一个符号，念句咒语，放在路边就能套着狼和羊子。现在你去试一下！不管你念诗经还是什么经，没有用的！当然现在猎物少，但有人就套得着，那就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东西。
徐新建：他父亲就是个巫师。
潘年英：是。当时我家六个孩子，三个女的，三个男的，我父亲一天到晚就盼着我去继承他那个东西。我当时年轻气盛，趾高气扬，一心想到外面去发达，根本不理睬他。后来他死了，一夜之间那些东西就没有了。传统的中断是这样突然，所以我非常有紧迫感，这几年做的就是观察记录黔东南的变迁。前几年我出了一些东西，像《黔东南村寨原始图像》这一类的著作。现在我还在继续写，用眼睛观察，用脚走路，去记录。所以我们这代人、这代学者、这代作家是被洪流卷到了另外一条路上。我现在很尴尬，学者不像学者，作家不像作家，作家没有作品，学者又不会外语，没有博士学位，真丢人。
徐杰舜：那我跟你一样，也不懂外语，也不是硕士、博士。
潘年英：所以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开会的原因，你老是说我谦虚，我真的是不愿意。你看我天天坐在第一排，我一句话都听不懂，知道吗？
徐杰舜：他有毛泽东的风格，谦虚到了极致。
潘年英：真不是谦虚，这个是实事求是。我就先讲这些。
徐杰舜：潘年英的保卫传统不是在嘴巴上讲，是用行动在做。我是在贵阳认识他的，那时他还是小伙子。现在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他已经非常成熟了。他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尤其是后发地区的传统非常关注。去年我们在浙江武义做的课题，传统的东西就已经很少了。像郭洞已经非常商业化了，俞源也是，当地老百姓很有意见。黔东南后发，交通又不方便，当然保存得就更多一些。我想我的老师岑家梧教授，三十年代到黔南做田野的时候，比现在还要原生态。现在不可能是真正的原生态，一定是在发展变化的。岑家梧教授那时的东西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潘年英作家兼教授现在已经在黔东南做了十几年了，从泉州开始。他不申请课题，也没有老板资助，全是自己用工资掏腰包。好在他老婆支持，否则早就跟他离了几次婚了。后来又近一点，到了湖南。所以他是在用行动保卫传统，用人类学的眼光审视这些即将消失的传统，把它记录下来。同时他呼吁县委书记们不要再搞GDP了，那个东西不能保护传统资源。我跟他去雷山县，那个县委书记就讲他们现在不谈GDP了，保护好他们地方的生态文化资源就是最好的。
潘年英：他们现在也知道保护就是发展。
徐杰舜：我问他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他说三千万。我在想，今年我们武义已经十四个亿，翻番了。雷山县三千万他就觉得不错了，他当那个县委书记就是要把当地的生态、人文、历史环境保护好，就称职了。这就跟潘年英先生的工作大有关系，他把那些人通通搞到泉州去培训。怎么样发展他也最有本事，你们别看他装得土里土气的，他很厉害的，那里所有的县长、县委书记都听他的。潘年英用人类学的东西去跟他们讲。从某种意义上他继承了他父亲巫师的传统，不要搞工业了，保护传统，是用行动在保护。我这次才搞清楚，贵阳机场那么大的标语，“人类疲惫心灵最后的家园”，他们说是哪位联合国官员说的，原来就是这位潘作家说的。不要小看他，他厉害得很！所以这次要请到他来。回到我们的主题，人类学与中国传统，他不是用人类学的理论做一篇文章就完了，他把这些县委书记，把侗族、苗族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都在保卫自己的传统。
艾娣雅：他讲的我特别有同感，就是那种焦虑。因为你去做田野，走进民间的时候，看到大量的东西在大量迅速地消失。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有很多在你还没有认识到的时候它就已经消失了，所以很多国家和地区在搞基因种子库。在文化方面，传统文化能从历史长河中经过筛选走到今天，就有它独特的价值，可我们的认知还有限。人类学在这方面能够保护文化传统，尤其是田野。前几年，我做了一个麦西莱甫的研究，在当地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组成，如果不去抢救，它就消失了。因为人们对它太熟悉了，觉得没有什么价值，眼睛都看着外面的东西。全球化的影响和很多的撞击使传统文化成了碎片，不完整了。从民间文化的守望和保存来看，人类学做的东西非常有价值。
徐杰舜：我还有一句戏言，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是一部文学人类学的经典作品，那么潘年英守着黔东南十年二十年做的东西，将来就是中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你只要做研究，他记录下来的东西就都在那里。他跟当地人一起喝酒，县委书记，甚至乡里的干部都不去的地方他都去了，春节他还带着老婆孩子到农民家里过年，所以我觉得他很可能就是将来我们的列维－斯特劳斯。对啊，他的书是文学作品呢！《金翼》翻来翻去不好读，他的书好读得很，平实，读起来就像在跟他聊天，是白描的手法，但就是人类学的东西。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掌声如雷。所以我讲他是在保卫传统。
徐新建：我把他们刚才谈到的再发挥一下。刚才我做的是说文解字，而艾娣雅和潘年英的发言把这个问题又推进了。我建议徐老师把这个话题的空间、时间、人员再扩大一下，搞成一个连续性的讨论。一个是舒宪兄的熊，放在传统中获得一个历史的背景，还有很多发挥的空间。一个是潘作家的保卫传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形成一个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