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引入人类学？今天的话题从“国学与人类学”谈起，我觉得非常重要。国学和人类学，仅从字面来看，区别都非常清楚，代表两种视野和品味：一个强调国别，一个强调人类；一个看局部，一个看整体。这种最直观的差异隐含着很大的对话空间。我想一旦引入了人类学视野，国学就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知识，成为一个文化区域的内部传统。但过去，当我们没有把人类学这样的参照拿进来的时候，“国学”显得像是自身圆满的，是一个能够打通古今的完整体系。那样的认识没有考虑到“国学”是有边界的——就是一国。按照过去的传统，这个一国就是世界，或者叫“天下”。所以在以往很长的时间里，国人既不关注“人类”，也不需要“边界”。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便有了人类学这样的框架。它至少提醒你，自己只是人类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分支、一个区域、一个单位。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你的一国知识能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你的一国传统怎么样跟别国的传统相互打通？在这种结构上来讲，人类学与国学不仅有学科上对话的可能，在现实的实践层面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如何把国学这样一个自我认知的、有边界的系统跟其它系统对话。在现在许多讨论国学的文章里，大多还是只讲古今打通，忽略中外关联。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下面讲一下国学的名实之分。
“国学”作为一个名词，代表的是一种有边界的本土性话语体系与表述传统。其命名涉及到后面整个一套话语体系的意义、价值和功能。从近代演变来看，“国学”这个词有两个意义上的区分。第一是当年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中”是中国的意思。那时关注体用之辨，强调传统本位者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面对西学东渐的威胁，他们受到刺激，便要把这个被外国人、西方列强所对照出来的“民族共同体”重建为一个自我完满的体系，所以就维护本土，强调“中学”。但这个“中学”跟固有传统已经不同。因为有了西学的参照，其便发生自我断裂，成为一种需要“他者”证明的相对话语。
顺此路径，这个本土的表述传统又进一步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由“中学”改称为“国学”，开始强调学术的国家性，就是逐渐提升此话语体系的政治地位和功能。这一点，当年的国学讲习会说得很清楚：“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也”（《民报》第7号）。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这里的所谓“国学”其实是“汉学”。因为“国学”所指的“国”，从清朝到民国到如今都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而是包含多民族共存的共同体。但“国学”所集中讨论的多半只限于以汉语表述的儒家文献。这样，其在“国”的代表性上就了问题。最近我读到很多学者对国学的界定，认为“国学就是中华民族的学术传统”。这是不准确的。汉语经验里的儒学一家何以代表整个的多民族共同体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共同体中，仅从语言文字的话语体系与表述传统来讲，除了汉语世界的儒学外，至少还并存着藏学、满学、彝学和蒙古学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在如今各界关注国学的热潮中，我非常敬佩《光明日报》梁枢主编的一系列创举。但我觉得应当正视这是国学的“第二次复兴”，已不限于五四运动前后的那种“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为此，需要重新定义我们的第二次学术使命，必须面对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国学已经不是当时的“中学”，也不仅仅限于“汉学”，它面对的还有满学、蒙古学、藏学、彝学……（叶舒宪插话：“还有西夏学”）。对。当“国学”面对这么多传统时，该如何整合？前段舒宪和我分别发表的文章《狼图腾还是熊图腾》和《“龙传人”与“狼图腾”》，讨论的问题都与此相关。
时间有限，我这里只讲观点。国学的名实问题还与其多层的结构划分相关，包括儒释道、官士民和三重证据等。去年我参加一个与道教相关的会，提交的文章从所谓“汉学三统”谈起。我之所以使用“汉学”一名，意在强调一种“在汉地产生、以汉语表达并主要关注华夏群体的一种话语传统”。其中的三统，就是古往今来的儒、释、道三家。现在说得比较多的是儒家。但我觉得如果把道家与佛学排出于“国学”体系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利的。
所谓官、士、民的区分，意味着要注意“国学”的结构里，还存在着内部的阶层分别。其中既有由士大夫集团体现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有民间百姓体现的底层表述。用人类学术语来说，后者代表着特定文化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小传统”，是汉学的根底。也就是说，这个民间的小传统虽然在学界的讨论中被忽略，实际上却在生生不息地支撑着国学的根基。多年前我们在厦门开文学人类学年会，人类学家李亦园作专题演讲，认为儒学的根基在于民间仪式。他以“致中和”观念为例，指出“致中和”在儒学体系里是最核心的概念，但其在民间的现实行为里却是日常。因此若能从不同阶层的互动关联来打通的话，将有助于“国学”讨论的开放和延伸。
另外是“多重证据”问题。目前的国学讨论多限于历史文献和文字文本。这当然是重要的。但从媒介的层面，我想人类学还可提供补充和借鉴。过去，甲骨文的出土引出王国维等对“二重证据”的倡导，从而扩展了国学的资料来源。如若再把人类学强调的“口头传统”与“活态文化”添补进去的话，与此有关的研究会更为丰富、更加完整。从文本的构成上来讲，现在我们对国学的关注，还停留在书写传统的层面。其实书写与口头传统，或“口传历史”是两套体系，需要作不同的对待和处理。在现实生活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共同体成员其实不是通过书面来表述的。他们通过符号、服装、仪式，以及（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争抢的“端午节”在内的）节日体系等等动态话语来相互传达和自我呈现。你能说这些不在“国学”的范围内么？
接下来再讲国学的叙事问题。这里关涉到一个身处地方性知识的传统社会，同时又面对全球化语境时的表述困境。举个例子，最近我在比较两本新近翻译引进的书：《中国形象》和《人类前史》（China’sImage＆The Journey of Man）。它们的内容、视角正好与国学和人类学相对应。前者关注中国的“和平崛起”，讨论其“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认为中国正同时面临国内外两个层面的身份危机，因而引起了翻译者们的高度重视。这可以说就与“国学”复兴相关。与此同时，后一本书则关心人类的非洲起源及其所有成员在生态与命运上的统一性问题。在我看来，二者的区别，在于“国别叙事”和“人类叙事”。在这样的语境中，怎样认知和表述“中国”，就成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关注“国学”，面对着的时代语境是中国的“国家身份”和“形象”现在都处在变动和建设之中。我们已经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表述工具来表述这个国家、这个历史、这个文明和这个民族。那么，“国学”能否作为有效的代表呢？看来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所以我认为第二次国学复兴面临首要问题，就是新一代的“名实之辨”（或名实之争）。新一代的名和实要吻合，需要重新鉴别、梳理和命名。这是新的学术任务和学术使命。当年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就连“西学”也还要细分，也就是要把“西”改为“希”，代表两希传统：古希腊和希伯来。这样才完整。也只有与完整的“希学”对话，“汉学”才可能照见自身，取长补短。除此之外，人类世界与“希伯来”关联的其他非理性传统也值得关注和对比。比如最近风靡的《达芬奇密码》、《哈里·波特》以及被称为“新时代运动”的反现代性潮流等等，都超出了古希腊一脉的表述系统，难以用以往的“西学”来概括。前些年我们在川大组织“原始复归与和文化认同”的讨论，涉及过此类问题。在这方面，本土“国学”与域外“西学”面对的困难是共同的，都需要扩大到人类学层面来解决。
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博导）：因为我们待会要先走，所以就来抢先做个发言。其实把我叫到这个地方来，我还是感觉到有点仓促。我首先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也就是国学今天被重新重视、重新讨论的必要性。恰好，梁枢兄前一段时间到厦大，厦大恢复国学院，今天我重新想起来，发现厦大有一个创意，不是说恢复国学院是一个创意，而是说把国学院牌子挂在人类博物馆。国学、人类学相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想，当年林惠祥先生二三十年代在厦大创立人类学科系的时候，是把人类学放在“国学”之中的，放在历史系里面，把人类学与国学放在一起。今天看起来在学理上有一些荒谬，但我们不知道林先生当时是不是有这种意图，把中国的传统学问与西方的学问进行交流、对话和打通。李亦园先生其实蛮看重厦大的国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传统。为什么我们今天出现这样一个话题？它有什么样的历史语境和需要，我简单梳理了一下，大致有八点：
第一，国学之所以在今天被讨论，它有一个新/旧的问题。在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新学”相对应，“国学”属于“旧学”。我们今天之所以“再造”国学，有一个如何看待传统的中国学问，在发展中如何看待过去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也不能局限于五四时候以新学看待旧学的眼光，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文化需求，是在社会面临大的变革时，中国需要对自己过去的传统重新整理和选择。我们不妨把今天和“五四”进行对比。五四其实是一种文化变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也是一种变革。这会产生一种文化上的需求，就是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再不整理国故，是不行的。当然“整理国故”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过程，它首先是一个在当代如何去面对我们的老祖宗下来的传统问题。
第二，今天的国学还有一个如何面对西学的问题，即“中/西”，却又不是当年“中国为体，西学为用”的简单袭用和重复。中国今天的国学已经不“纯粹”了，自从鸦片战争国门被西方列强炮舰打开之后，中国的国学就很难再自视纯洁了。我的意思是说，就算今天被认为的许多国学大师，其实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都积淀着、交织着“西学”、“洋学”的东西。季羡林被认为是国学大师，可他是个留洋归来的；曾经在厦门大学呆过的几位国学大师，顾颉刚、鲁迅、林语堂等都是留洋归来的。西学东渐以后，国学就有一个如何面对的问题。人类学当然是标准的西学，完全的西学。包括国学家在接纳西方的概念、融会西方的学理，使用西方的方法，再来回看国学，再来看传统学问，再来面对经史子集，再来看《尔雅》、《说文解字》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了。视野是不一样的了。所以，我们今天谈论国学无论如何都是回避不了西学，即便是穿着长衫国学家，可能说的话还夹着洋话。这有点类似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首先建立“我者/他者”的关系，今天如果你谈我者而没有他者，或者讲他者而没有我者，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人类学属于跨学科、跨族群、跨时空、跨文化的整合性学科，所以，今天如何通过人类学与国学的对话、交流重新梳理其中的关系也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第三，“国学”这个名词，显然是较为晚近的。1911年之前是应该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国学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因为民族国家在中国是一个晚近的事情。因此，包括五四时期所说的“国粹”都带有很强的民族国家的国家主体意识。这个“国”不是封建时代“家国”的国，而是民族国家的国。今天以国家的形态命名的一种传统学问，这本身包含着很大的创意，同时也存在着悖论性；就像刚才新建讲的，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那么藏学呢？还不仅是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国家表述单位就是民族国家，它是以国家的政治表述作为第一性的，其它的表述都是附属于政治表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看传统的学问，旧学问，或者是历史的学问，安了一个国学的名字，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融入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今天我们重新命名传统学问会出现什么问题？人们自然会问：你以什么原则将过去的东西拣进来建构一个国学体系？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比如代表我们国家的民乐（民族乐器），包括二胡、琵琶等。这是纯粹中国的东西吗？胡是什么概念？如果刨根问底，今天与西洋乐器对应的国乐里面有几样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呢？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需要与西洋乐的进行区隔，其中包含着强烈的国家政治形态的诉求。同时也会影响到对我们国学内容的分类、取舍，包括内涵的界定。（梁枢：国学不是一个中性词，是带有浓厚保守色彩的一个词。）
第四，国学相对于现代价值。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变化很快，这种变化自然也就包含了一个文化重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一方面是传统价值消亡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是传统价值发明的时代。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进行现代价值的重建。从近代以后的几次大的文化运动，都可以看来社会价值的破坏与建构，不管是捣毁孔家店也好，重新树立孔子也好。如果我们追问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一段时间要树立孔子，一段时间要把孔子打成那样子，现在又把孔子重新树立儒学。就在文革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把古董当作封资修要砸掉，经过这么短的一个时期，发生这么大的态度转变，而且就是在我们眼前发生。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所发生的这一社会文化事件，也就是说，在这种剧烈的社会价值变故中间通过国学来重塑一个社会价值。这个社会价值在当代已经具有了策略性。老实说，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成为当代社会价值的主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试验，一种现代性试验。不管是捣毁孔家店也好，砸烂封资修也好，今天又把古董当宝贝也好，都在过眼烟云之间。传统的价值在不断地断裂、再造，面对这个巨大的沟壑，虽然我们这些学者希望平心静气地、纯粹地来看待学问，但国学冷了这么久为什么忽然又热了起来？那不是因为梁兄啊，梁兄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眼光看到这个问题并实践它。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