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问题，作为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的徐杰舜与承办笫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年会的西南民族大学商定，在2007年10月27月举行的圆桌论坛上，以“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为主题展开讨论。这次圆桌论坛，由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主持，参加讨论的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明珂教授、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叶舒宪教授、宁夏大学孙振玉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兰林友博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彭文斌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张世建教授和蒋斌博士、广西民族大学的徐杰舜教授。
这次圆桌论坛讨论十分激烈，不仅上述学者针锋相对地就人类学中国话语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与会代表也发言踴跃。西南民族大学的崔瀚方和张宇在《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综述》中作了记述：
“在‘人类学的中国话’圆桌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深入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辩论异常激烈。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基于概念的不确定性、理论的匮乏和学者之间的分歧，说‘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是一个危险的话题，每一个关键词都是一个陷阱，值得我们去反复思考和重新界定。”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则进一步指出这个话题是个“假话”，而“假话”的缘起则是话语的表征与主观性，话语背后的支配权，以及一般性与特殊性的问题。王教授越过中国人类学本土话语的思辨，对目前西方人类学的反思动态进行了一番梳理。他认为，中国的人类学者既要对西方对非西方的支配性关系进行反思，也需从所谓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中寻求一般性和世界思想。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堆积成的人类学的传统不单为中国人自己拥有，也有西方学者的参与。任何一个事物均应视为具有世界性的思想，不能简单归纳为当地的现象，因为在一般人类学的传统看来，当地的就是世界的，特殊性中也蕴含着一般性。
在对“人类学的中国话语”这个议题的质疑之中，“老话”、“假话”、“空话”等锋锐的语汇在圆桌论坛上不断涌现；虚实之间，既有对话语结构的抽象性分析，也有对中国人类学现状和西方话语霸权的反思，还有对中国人类学“替代性”经验的普世性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舒宪教授认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也好本土化也好，是否只是西方的研究范式移植到中国，中国是否只能提供田野作业的场所，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能给人类学带来什么？人类学又能给中国历史的难题带来怎样的阐释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兰林友教授则从个人经验出发，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应从现实关怀的角度多做一些努力，在与西方的对话中，多增加些“底气”，要比在这里论道空谈好得多。宁夏大学的孙振玉教授也指出，所谓“中国话语”意在强调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和话语权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仿佛尚早，在长时段里，中国人类学的话语可能只在本土才有效。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扎扎实实的田野、基础研究和现实关怀上，任何一个学者在自己的田野里只要能做出有分量的东西就已经在对世界人类学做贡献，既可以代表中国，也可以代表世界。
一些学者则从宏大的思辨中转向学科建设的具体问题。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认为，中国的人类学应从扎实的田野，与世界人类学同步的知识，和人类学特殊性的追求这三方面入手来建设好自己的学科，然后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有“人类学的中国话语”，这可能也是我们目前最值得思考的问题。跟随周教授的发言，武汉大学的朱炳祥教授提供了一个他认为合理的学科构建范式，即可拿西方的理论来给我们工作基奠，作为我们思考的一个工具，然后再从中国经验出发来构建我们的理论体系，这样才可能建成出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人类学高级论坛对“人类学中国话语”的激烈讨论，说明这正是中国人类学的脉动之处。
一.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圆桌论坛纪实
徐新建：各位朋友：今天上午的圆桌论坛现在开始.很高兴会务秘书处让我来做主持。在我理解中，主持就是一个为这个圆桌服务的司仪。我就尽量把它做得好一点，在掌握时间和发言顺序的同时做一些串联和点评。先说明一下，这个圆桌论坛尽管我们已经开了很多届，每一届都非常的成功，但这一届有点仓促和变化。第一是人数比往届圆桌的发言人多了一倍，那么就是说肯定实力很雄厚，但是时间就显得很紧张。另外，各位专家的发言我们都没有提前看到，所以基本来不及沟通和协调。我们初步地协商了一下，这样来进行：上午的圆桌论坛分成两个部分，大概是平均每一半有五位到六位学者来做主题引言，然后还要留下充分的时间来讨论，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大概是这样一个顺序。此外发言人的先后也是随意的。对于这样的安排，我想大家尽量理解。
各位，我们在座今天要发言的，都是非常能讲的，一个人让他讲一天、一个学期都会讲下去。所以我只好很残忍地给他们限定十分钟，顶多延长一点，十五分钟左右，要很简短地把自己的观点呈现出来，要留充分的时间来对话、交锋和争论。在徐杰舜秘书长的创建下，这个论坛最好的一个学风，就是不同观点的呈现和争论，当然我不希望像有的政治场合那样打起来（众笑）。当然有交锋是最好的，君子动口不动手。
现在我大概说一下我们前半部分发言的专家学者，大家有名单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我说的是发言的顺序。首先，第一位我们要请徐杰舜教授做一个开场，他要主要地介绍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话题，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话题要在学术学理上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有些什么样的预设和要求。第二位我们要请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做一个主题的引言，也就是关于人类学的中国话语，这个问题，大家如果注意读王教授的文章，他已经关注了很多年，在这方面，也有非常具有影响性的一些观点，当然也会引起争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武汉大学的朱炳祥教授。他最近有专门的访谈，就是谈中国人类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那么我想也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机会当中呈现一下他的看法。接下来就是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大家知道人类学的分类现在有几个派别，“南派”、“北派”另外还有华西的这个“西派”也出现了。那么“南派”的代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学术重镇。最近他们在学科建设上也取得了很重大的成就。所以周大鸣教授，我想，不仅代表他个人，也代表着区域，代表着一种范式。下面还有一位上半场要发言的是彭文斌教授，当然，关于他的身份，王铭铭教授把他界定为“华侨人类学家”，因为他有几栖的身份。他的关注，我想会非常精彩，因为他在西南做人类学，做藏区研究，然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受教育，他也关注两种中西之间的理论的差别和碰撞以及怎么样地整合。那么上半段我们有这样一些专家和学者要发言。中间做一些简短地休息以后我们进入下半段。下半段也是非常精彩。第一位我们会请到中国社科院叶舒宪教授，做一个引言，他专门为这个圆桌准备了一个近一万字的稿子，而且有丰富的图片，要把这个话题追溯到远古、上古——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叫“前中国”这样一个背景下去看中国话语的这样一个脉络。他有大量的图片，所以临时也准备了一下多媒体。非常遗憾，可能时间有限，只能是做一些要点的介绍。叶舒宪教授以后，我们会请到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的王明珂教授。当然大家也在这几天的发言当中以及最近几年的各种场合听见王先生的非常精彩、深入和完整的一个理论构想。我想大家如果注意到王先生最近的一本新书，那里面已经深入到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当中。虽然王先生没有这样正面去讲，其实我觉得王先生的这个理论工作对中国人类学以及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比如历史学甚至文学，因为他已经关注到范式、叙事、表征这样一些文类的话题。所以王先生今天也专门有一个精彩的发言。接下来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的兰林友教授，我刚刚也是调整了一下，可能也是上半场。兰教授最近也跟徐杰舜先生有一个对话，也专门提到人类学的中国体系的问题。所以呢，在下半场还有孙振玉教授，还有我们的西南的主办单位的几位也是非常有这种地方性意识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他们做民族学、做人类学的研究，有蒋斌、张建世几位教授要做发言。那么我想是这样，有准备发言的人呢，主要是呈现自己的思考，其他的有些教授给我解释他们没有准备专门发言，我想可以以对话的形式、提问的形式、挑战的形式加入到当中。好，这是关于整个论坛的一个秩序。我不知道秘书长你还有没有意见？
徐杰舜：可以了。
徐新建：那我们的上半场就这样开始。我自己呢，就做一个简单的开场白，然后把话题引到各位专家。我想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有三点想呈现给大家来思考：第一，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第二，有两种可能的途径；第三，我想提出三个可以参照的理论。
第一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就是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命题“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我觉得每一个关键词都是一个陷阱，都是值得我们反复去思考和重新界定的。什么是人类学？什么是中国？有没有一个中国话语？这个话题一旦引出一个正面的讨论，我们会发现每一个话题背后都是值得反思甚至重建的。但是这样讨论危险在哪里？危险可能暴露出我们的理论的一些不足以及各位学者之间的分歧。以前我们假定有一个共同的话语，但是今天回到一个基本的起点，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出发点、立场可能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话题。
第二，可能有两种途径来解决和进入这个话题，也就是会议秘书处为大家准备的那个很厚的论文集当中，有一个最近我们几个朋友在北京的一次对话，就是关于人类学与国学。我想，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同时涵盖了国学和人类学这两套理论体系。那么，有两种路径，第一个，就是怎么样从人类学来看国学，就是所谓的中国话语；第二，就是怎么从国学就是中国话语中国语境来看人类学。这两个语境我觉得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前景：第一，人类学看国学，就可能会破除一国之见；第二，从国学看人类学，可能会帮助我们化解西方中心。这两个路径我想都是比较有意思的。
第三，从学术史的回溯来讲，我想有三个早期的人物可以作为参照，第一个就是引进中国这样一个汉语经验当中最早的一本人类学的著作，就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最近正在给研究生上课，就讨论到文化研究学在中国的历史。我比较同意石奕龙教授的观点，第一部真正引进中国大陆的人类学著作不是1905年以后，而是1898年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第一个人物是西方的赫胥黎，第二个是严复，他把它改写为《天演论》，第三个是吴汝纶，专门为严复作了一个序，这个序我觉得是人类学中国话语的开场白。这篇序言写得是非常的深入和完整，是早期的桐城派的学者对西方进化论为代表的人类学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三个人物值得我们参照，我想把这段历史划得远一点，我们来看一百多年中国人类学怎么样来慢慢地艰难地在对话中来引进中国话语的可能。也许这个是个歧途，也许人类学根本就没有也不应该有中国话语。我的开场到这里，下面请徐杰舜教授来做发言，时间也是十分钟以内。
